长久以来人们对萧珊的称呼是：作家巴金先生的夫人。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价值反而被人们忽视，可能是巴金先生的名头太大，遮蔽了萧珊本身的才华。其实客观地讲，萧珊不仅仅只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
萧珊出身在东北长春的一个小县城，小时候的萧珊聪明活泼，天性好动，在上海读中学时，她学业成绩优秀，还能歌善舞，能写会画，是学校的文艺骨干，课余之时积极参加各项文艺活动，学校的戏剧社经常能够看见她活跃的身影。她尤其喜欢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的成名作《雷雨》，她能将人物的内心世界揣摩得很到位，她扮演的“四凤”这一角色活灵活现，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萧珊是一个充满爱国热情的青年，在戏剧社她认识了大量的进步人士。因为参加学潮，萧珊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无奈之下，萧珊只得返回长春老家，在做短暂的停留后，又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女子中学。
萧珊自小就有一种强烈的文艺情绪。在和巴金先生相识之后，她在巴金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开始文艺创作活动，她的处女作《在伤兵医院》在茅盾先生主持的进步文艺期刊《烽火》上发表，这部小说中的一些内容后来成了巴金先生创作小说《火》的部分素材。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漂泊，在巴金先生的鼓励下，萧珊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当时中国最富盛名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外文系，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高材生。
上世纪50年代初，萧珊又报名参加了俄语专科学校高级班的学习，以后走上了翻译俄国名家名作的道路。她翻译的俄国名家名作的主要作品有：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屠格涅夫的《阿西亚》、《初恋集》等，与巴金合作翻译《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普希金的《黑桃皇后》。萧珊在翻译方面的才华一直被业界所公认。
巴金先生曾经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无不感慨地写道：“她比我有才华……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
和巴金的恋爱贯穿于萧珊在西南联大求学前后的整个过程。萧珊和巴金的爱情婚姻历来为人所关注，他们之间的相知相识相恋不无浪漫的色彩、温馨的情怀，充满打动人心的力量。巴金的才华魅力吸引了萧珊，萧珊的美丽善良打动了巴金。
他们在指定的地点见了面，萧珊的美丽大方、热情活泼，巴金的温文儒雅、才华横溢，给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相谈甚欢，俨然一对相识已久的老朋友，萧珊在和巴金谈话时谈到了自己的父亲，表达了对自己父亲专制、刻板做法的不满，有了想要离家出走的念头。巴金像兄长一样语重心长地开导她，打消了她离家出走的想法，不知不觉中两个人的关系走得更近了。
这次见面让萧珊对巴金的感情更加强烈了，书信往来更加频繁，萧珊把巴金当作人生道路上可以信赖的师长，什么心里话都愿意给他说。巴金此时虽然也对萧珊有了好感，但是鉴于两个人年龄上的差异，他一直把萧珊当成自己的忘年交。此时的巴金工作异常繁忙，萧珊常常去看望巴金，萧珊的到来让巴金沉闷、紧张的生活多了靓丽的色彩和阳光的味道。他们时常相约去公园散步、去湖边划船。随着两人感情的不断升温，在萧珊真诚、执着的追求下，巴金终于打消了心中的顾虑，接受了萧珊的爱。
1939年萧珊在巴金的鼓励和支持下考进西南联大外文系，这时两人仍然只能书信往来以解相思之苦。1940年夏，巴金带着新出版的小说《秋》来到西南联大和萧珊见面，这时的萧珊更加风姿绰约、光彩照人，他们常常手牵着手在西南联大美丽的校园散步，坐在校园的长条椅上畅谈美好的未来。在整个假期巴金和萧珊在一起，交流访友，每天晚上，巴金都会把萧珊送到学校宿舍然后再分开。处在恋爱中的人是幸福的，这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美好、平静的时光。假期结束了，巴金又要重新投身到紧张忙碌的工作当中，两人只能暂时分别。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美好的，但是更多的是压力与艰辛。新中国建立后，巴金作为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工作更加紧张忙碌了。他要经常出差、参加各种会议、出国访问，还要处理一些其他事务，行程安排得满满的，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关心家庭生活。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萧珊柔弱的肩膀上，她毫无怨言，做起了巴金的贤内助。很多的时候他们依然要靠书信和电话来交流、沟通。为了爱就要无怨无悔地付出，在长达28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相敬如宾、相濡以沫，虽然仍然是聚聚散散，但是他们彼此已经融合无间再也不能分开，她是巴金的知己，巴金是她的师长，这是心与心的相契，情与情的交融。
1960年的中国正处于严重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正陷入严重的饥荒中，巴金的家庭也不能幸免。此时的巴金远在成都，上海的家中，事无巨细全靠萧珊一肩承担，萧珊不仅要照顾小孩，还要侍奉老人，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此时的萧珊还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上班，异常辛苦。家中的粮食常常不够吃，常常是两干一稀，后来改成一日三餐吃稀饭，小孩生病想吃挂面，还要开证明，其他生活日常用品也很是短缺，每天的生活都在与饥饿作斗争。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中，萧珊也没有向巴金诉苦，只是咬紧牙关，默默地承受着，她不希望这些事情而影响巴金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巴金和萧珊这对知识分子夫妻也像其他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疯狂的迫害，遭受了巨大的心理煎熬。巴金常常被拉出去批斗、游街、写检查，作为巴金妻子的萧珊自然被其声名所累，被关进了牛棚，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游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她指指点点，进行无情的侮辱与谩骂。有一次为了保护巴金，她被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抽打得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尊严被践踏在地上，面对这一切萧珊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为的是不让巴金难过。
有感于这段经历，巴金曾经含着泪花写下了《忆萧珊》的悼亡诗：可知世上铜头藿，血迹斑斑伤萧珊。能解李君一分苦，粉身碎骨无悔颜。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倘若要是没有萧珊的温柔、体贴、无微不至的关怀，巴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支撑这么久。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萧珊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