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小时候就订了娃娃亲，对象是一名姓王的军人，由于在外面参军没有回来，母亲就一直等下去，当时母亲都20多岁了，在当地姑娘的年龄来说比较大一些。
刚刚解放，这名军人立了战功，当上了军官，他回来了，军官有些素质，思想也比较先进，他亲自去我的姥爷家，说明迟来的原因及目的，这次回来要亲自看看未婚妻，父母订的婚事也要自己看了中意才是。
他和母亲第一次见面了。
母亲个子高挑，大大的眼睛，正值妙龄，军人中意了，脸上带有几许的歉意，他没有悔婚，并且说明这次探亲主要是完婚，婚后带走妻子，因为他在湖南大城市工作。当时姥爷家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居住，这些事双方老人都没有异议，但一件实质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姥爷要嫁姑娘，要彩礼。王军官认为，现在都解放了，这些陋习得改变，礼数是有的，但姥爷家要得过多，在当时王家并不富裕，满足不了姥爷家的要求。而姥爷的大儿子，就是母亲哥哥我的大舅年龄不小了，也是从小订的亲，给女方过不起彩礼，一直没有结婚，就等着母亲结婚的彩礼，再过给未来的儿媳妇家。这叫一个萝卜顶一个坑。
见过世面的王军官，曾经单独邀请母亲会面，当时是两个大龄青年了，他灌输母亲一些新思想，要求母亲抗争和捍卫自己的婚姻。母亲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骨子里渗透婚姻大事是由父母做主的理念。受着传统教育的母亲，尽管也哭泣，也表明自己的意见，但不敢和他的父亲争执。这一人生的转折她没有勇气走出去，没有和王军官走。在她看来，没有举行婚礼就和未婚夫“私奔”，那是丢人的事情，是万万不可能的。王军官走了，母亲终日以泪洗面，接下来更有不随意的事情让她痛苦一生。
姥爷家和王家婚约解除了，有人给母亲做媒，居住在内蒙古乌兰大屯附近的柳树川，就是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只生育一对子女，男孩父亲是独苗，并且结了婚，生下一女，媳妇不幸染病去世了，现在要续弦，姥爷看到爷爷家殷实的家境就同意了这门婚事，母亲知道要嫁给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特别是父亲比母亲年长八岁，并且结过婚，她哭闹不止，但威严的姥爷没有改变他答应的事情。他得到几石谷子和高粱后，在一个晚上，家人往母亲的怀里放上一把斧头，大舅把母亲抱上了车，母亲气愤至极，她扔到了斧头，挣扎着、哭泣着，但没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曾经向往自己有一个热闹的婚礼和一个如意的郎君，哪知道地方的习俗，嫁给二婚，必须是晚上，男方接过去就行了，一切从简。
二
尽管婚姻不如意，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母亲和父亲生育了我们兄弟六个。从我记事起，母亲就腰扎一个蓝色粗布围裙，每日劳作不止，有时我一觉醒来，或者是凌晨，或者是深夜，发现全家八口，一铺炕的人都在熟睡，只有母亲在微弱的灯光下纳鞋底，或者缝衣服，那一摞摞的布鞋鞋底，需要一针一针，那一件件冬夏春秋的衣服需要一针一线地缝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尽管我平时都是穿两个姐姐的剩，过年也没有穿过新衣服。好强的母亲从来没让孩子们衣着褴褛过。
我再大一点了，有时候能帮上母亲的忙，就是去碾坊，全村子人吃的都靠村子里这两个碾子，母亲大多时间就是往来于家和碾坊之间，然后就是在灶台忙碌。后来腰间换成一个用白面袋子改制的围裙。
母亲的肩上压着三双儿女沉重的布袋，苦难的里程太长。
记得一次是夏天，我肿腮帮子，就是腮腺炎，高烧不退，还呕吐。小山村缺医少药，母亲守护在我的身边，万分焦急，那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生产队的牲畜都下地干活去了。到了晚上，父亲和队长商量，干了一天活的牲畜里挑一头体壮的驴拉车，到二十多里地的镇上就医。四处黑黢黢伸手不见五指，山路陡峭，坑洼不平，父亲在前面牵着，突然间驴不走了，两条腿打哆嗦，路边的榆树丛里有两个蓝幽幽的光，有狼。母亲在车上抱着我，父亲立刻回到车上，拿起镰刀，卷起粗大的旱烟，点着烟的时候把垫在车上的谷草放到地上点燃，狼是怕火的。等火熄灭了，父亲拉着那头驴的缰绳，一步一步走着，半夜了才到镇上的医院，值班大夫夜阑枕上却惺惺，极不情愿给我看病、开单子。
母亲虽然没有学过医，孩子们的头疼脑热她会用土办法治疗，会拔罐、简单的针灸等，不识字，但对一些药用的常识记得非常地清楚，所以我们兄妹六个都平安地长长成人。
母亲持家勤俭节约，教子有方。父亲勤劳、爱母亲、爱一帮儿女，按理说母亲没有什么不快乐的，但有时候我放学回家，发现母亲一边干手中的活，嘴里哼着悲凉的曲调，满脸的泪水，看到我后立即擦掉，慌忙掩饰凄凄然，挤出一点微笑，但肆意的泪水清晰可见，我心里有疑问，她不止一次这个样子被我发现了，纵横交错的泪脸搅扰我平静的心。
母亲和父亲其实是很少发生争吵的。但在夜晚，有时母亲给父亲一个个冷脸，思绪往往被夜的静谧撩拨得薄脆透明，父亲会叹息，可能是看穿心底的一声无奈吧！
母亲情感世界是一片苦海，自己结了婚才真正读懂母亲：一名军官迈着稳健的步伐向母亲走来，走进心里、驻留。那是生命中最真切的痛啊！情与爱不能相拥相守、自禁自息。
三
孩子们也渐渐大了，母亲卖掉家里的一口肥猪。除了买一些柴米油盐之外，妈妈买了两件刚刚时兴的确良衣服，两个姐姐两件的确良衣服，大姐穿上好看，二姐个子没有大姐高，穿上后衣服显得特别的大，两只袖子也特别地长，妈妈舍不得把底边裁下一条。那粉色，那浅绿色，都给大姐穿了，并且喜欢得不得了。母亲笑眯眯地看见大姐穿，背影、正面，转身的侧面，嘴里说：“好看，好看！”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也不管二姐一串串的泪珠，其实她特别难受，但她是不会把好端端的衣服裁下去的，那简直是糟蹋成品衣服。
大概我是家里最小的原因，父母溺爱一些，每每到商店买些生活用品，例如买盐、一尺布、打半斤酒等这些都是母亲或者父亲派我去，要知道那可是肥差啊！剩下的几分钱就不用交家了，可以买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吃，大我三岁的哥哥就不能。他有时也馋嘴，把我叫到一边，用手中的花鸟做交易，这样，他得到一块糖，我得到一只小鸟，能快乐几天。正是这种频繁来到商店的原因，我看到一卷卷的布匹摆放在柜子上。映入眼帘的是粉粉的趟绒布，现在叫条绒，它的色彩让我流连，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到商店里来，我总是用小手抚摸着绒绒的、软软的布料不肯走。于是，我放学的时候，和屯子里的大人同去上山挖药材，准备攒够钱买布料做衣服。 不知道被多少蚊虫叮咬，受过多受苦，挨过多少雨淋。只是依稀地记得，我的臂弯挎篮子处被满满的沉重的一筐药材，木制的粗粗的筐梁，勒出深深的红色痕迹，非常地疼。我们上山必须经一条河，没有桥都是趟水过河，有一次我们一行人遭到大雨淋，回来时河水涨了，大人用叉子做拐杖试探着陆陆续续过去了。看着原本山野清明纯净的河水，变得污浊滚滚的波浪，我却害怕得哭了，一个胆大的阿姨，放下沉重的药材大柳条筐，回来背我过去的。后来大人们不愿意带我出去，我就像跟屁虫一样粘着，他们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卖的药材钱舍不得买糖，不敢走近弥漫苹果味的柜台。把所有的钱用一个罐头盒子装上放到正堂的柜子上。有一天，我想看看我的全部财产，查一查我的钱，还差多少能够买布料？当我走近时，眼前是空空的盒子，透明的玻璃不用打开就知道了。我带着哭腔问妈妈：我的钱呢？母亲正忙着做中午饭，她头都没回就说：花了。八口人，二哥上大学去了，家还剩下七口人，一口大铁锅半锅饭，父亲、哥哥姐姐们就要回来吃饭了，母亲是没有时间管小孩子的感受吗？我只得默默地流泪走开了。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奢侈的想法了，人们根本没有用这种贵布料做衣服的，家庭主妇们买上一尺或几寸，给孩子做鞋面，是为了结实。
后来，哥哥姐姐在外地工作的工作，成家的成家，都走了。我在离家很远的城镇读书，放假回来的时候，母亲给我买了一条粉色的围脖。
其实，女孩子爱颜色有个阶段，小的时候喜欢大红大绿，到了十七八的时候就不喜欢有艳颜色的衣服，喜欢黑、白或灰色的衣服。知子莫如母，她知道我酷爱粉色，知道不应该把孩子挖药材的钱买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当时我是个孩子，不知道家里生活的困苦，哥哥上大学，家里经济的拮据是肯定的。
每每放假归来，母亲站在大门口，不知等了多久？一张焦虑的脸，褶皱里全是牵挂，端详着我的胖瘦，端上红烧肉，来礼祭我的五脏六腑，那时的菜香赛过满汉全席。忽略了房梁上的窝伸出几个黄嘴丫的脑袋，忙碌的紫燕，双骄在愉快地碎语。
四
母亲有姐妹二人，小姨快九十岁了，酷似母亲的一张脸，操劳的双手几乎无法拿住茶碗，僵硬的两条腿颤颤巍巍，不协调地支撑弯曲的脊梁。滞缓地挪动身躯，用手杖保持着平衡走到我的跟前，衰老的褶皱，在咀嚼中拉长了岁月的距离。见到我，小姨激动万分，混浊的双眼布满了泪水，谈起了她和母亲的过去生活，回忆着说：她们十一二岁在地里薅谷子地里的杂草，早上带上几个玉米饼子和一铁壶水就下地干活了，太阳下山了，月亮出来了，还在薅草，手都磨肿了，也不敢回家，回家早了，姥爷会骂的。有一次，她们姐俩累了，就躺在地里睡着了，不知不觉夜半，醒来吓得大哭。
母亲总是教孩子们多读书，有时候我出去玩耍，回来遭到母亲的呵斥，常说一句话，“看书去”。她从小就劳作，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不希望子女走她的老路。
母亲早已做古，流年里丝丝缕缕连接着往事，影现的年轮里流淌着爱之河，岁月深一脚浅一脚压弯了脊梁。闭目沉思，收集母亲的只言片语；母亲的凝眸；母亲的眼泪；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连接起来，母亲抱着婴儿面带微笑；母亲拿着她手工制作的布书包送我去上学；母亲拿着甜瓜含笑向我走来，母亲……她心里的向阳坡，全部给了子女，曾经迈着蹒跚的脚步，留下不规则的脚印。回味生生不息，漫长的时光里成长、成熟的过程，我继承了母亲勤劳朴实的优良品质。
蓝天上的音哨飞来飞去，能带去我向天堂里母亲的问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