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春晚最具创造性，也最吊诡的一个“节目”，是独立空间内小彩旗长达四个小时孤独地连续旋转。它既不在42个节目大名单之中，也没有名字，但是在统计春晚之最的时候又将其视为历届春晚时长最长的节目。不管怎样，这是一个极具症候性的阅读文本：“时间”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上得到了真正的“表演”，并旋转出一个异质的时空结构。
尽管历年的春晚都保留了零点倒计时的环节，但现场的呼喊也罢，电视屏幕上钟表的走动也好，都不过是工具性的附属，远没有小彩旗带给我们时间的某种主体性的、甚至生命性的震撼。小彩旗的表演将时间与生命，特别是与具体生命相关联，把时间的流逝直接表现在个体之上，使得观众有了一种切身的紧迫感。当然，这震撼中或许更多地包含了观众对小彩旗本身或敬佩或同情的复杂心情。这也使得这个“节目”成为春晚吐槽的重要对象。
尽管褒贬不一，但吐槽声中我感觉到了马年春晚对时间的深深焦虑。无论是史无前例的开场短片，还是《想你的365天》、《时间都去哪儿了》等，冯小刚都试图将时间以更加本体性的形式植入春晚舞台。由此，时间的线性、循环性似乎都得到了很好的“表演”。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镜头”――现代性凝视机制之一，却并没有充分地对小彩旗及其所代表的“时间”进行很好地捕捉：四个小时的旋转大概只有1分钟左右的镜头总长，而且镜头没有记录下零点钟声敲响时刻小彩旗停止的瞬间。“小彩旗”在独立空间内的时间与主舞台人员众多的、被冠名的倒计时相冲突了。如此对比之下，也无怪乎很多观众对小彩旗的遭遇表示义愤。
小彩旗及其表演的异质的时空，在春晚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离的尴尬。这尴尬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有两个：一是与宏大旋律的普遍性相对应的个性的鸡肋；二是伴随的无聊。
就前者而言，旋转这种最简单的身体运动本无个性可言，但长达四个小时连续不断的旋转却只能是特定个人的技能。不过，技能越绝就离普遍性越远。再加上小彩旗身处主舞台之外的一个附属独立空间内，小彩旗所代表的时间已经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时间，而是充满了特殊性――这四个小时于她而言与每一个观众都不同。这种个性化的时间，在“三春两岸共，一梦九州同”这一春晚所宣扬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创造的带有强烈大同性质的时间的荒野之外，只能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小彩旗的尴尬让观众得以记住她，记住马年春晚为数不多的几个节目。春晚越发缺少值得咀嚼的余味，一方面与春晚节目的选拔机制，即时空问题的又一层面――节目提前与观众多次见面，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有节目本身对时空问题处理的失效。
就前者而言，首先，选拔机制通过媒体过多娱乐化地反复呈现在观众面前，提前造成审美疲劳和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过剩，使春晚沦为“炒冷饭”。从之前的阿宝、凤凰传奇，到今年表演腹语的刘成、《卷珠帘》的霍尊等，春晚的生产机制大量捆绑于当年度的各类选秀节目，如《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等，以及“直通春晚”云云。在现代传媒娱乐推动之下，春晚确实从从前的新人新作初亮相的舞台变成了本年度最受欢迎新人新作的红毯。新人新作也确实由1980年代的“从春晚走出去”变成了“走到春晚来”。春晚的拼盘性也好，年鉴性也罢，在选秀的生产机制影响下拉不开时空的距离，丧失审美愉悦的可能。
其次，春晚日益成为选秀娱乐节目的终极赛场，成为确证他们成功的神坛，亦成为草根变质的危险开始，成为复制、粘贴进而粗制滥造的理由。以《卷珠帘》为例，无论是春晚还元宵晚会的版本都不再能给人以最初的惊艳，反而给观众以缺乏诚意之感，可谓春晚抄袭选秀，元宵晚会抄袭春晚。
就节目本身而言，蔡明的“毒舌”依旧是炒去年春晚的冷饭，冯巩、曹云金等人的表演汇集了今年流行的网络段子，即便是矮子中选拔出的将军――《扶不扶》，也未能逃脱社会焦点。在喜剧性的氛围内承担意识形态的教化固然重要，但同时，语言类节目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拉开与社会生活的时空距离，留足审美空间，真正做到陌生化效果的必要性。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马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却给人以沉入生活出不去的无趣。即便是《扶不扶》中相互讹诈的桥段也是生活中常见现象，且已被社会大众及各种新旧媒体普遍讨论，所谓创意并没有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新奇之感和太多审美体验了。相形之下，在北京台春晚大获好评继而登上央视元宵晚会的苗阜、王声的相声，正是因为实在是太“脱离”生活而笑料不断。由此，在我看来，春晚语言类节目的问题并不在于不贴近生活，而是太贴近生活；并不在于不接地气，而是太接地气。这种恨不得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创作思路会使作品丧失自身的主体性。
既然春晚自身不能提供异质的时空，所以观众必须自己想办法建立一个异质的时空，进行拉开距离的另类审美，这便有了伴随近几年春晚并越发严重的集体吐槽。然而无论赞叹还是骂街，吐槽本身已经表明观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春晚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规训。
不过，基于微博、SNS等社交平台的集体吐槽确实拉开了围观的距离，延展开一个类似于小彩旗所在的独立又异质的时空。尽管在这一时空结构中，特别是在与观看春晚同步的实时状态下，吐槽基本以个人简短语词或句子为主，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讨论或批评，但微博、SNS特有的记录性、交互性、小世界效应，弥补了家庭之间吐槽的易于耗散，搭建起具有某些文化共性的各种独立空间。在这些异质的时空里，我们看到了文本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作为解构春晚的力量所在。如针对小彩旗连续四个小时的旋转，网友们将其与《盗梦空间》中表征时空、辨明现实与梦境的陀螺进行对读：如果小彩旗最终停下将证明梦境破灭，重新回到现实；如果小彩旗一直没有停下，则意味着我们还在梦里。一如电影直到最后，也没有明确交代陀螺是否停下，零点钟声之际，小彩旗的停止同样没有出现在镜头之中。不管怎样，将小彩旗的节目与《盗梦空间》相互文，并进而关联到主流话语，这样的解读无疑充满了政治性，甚至在有些人看来是危险的。尽管如此，吐槽以否定的方式和主流意识形态挂钩，以便观众在消解中重新结构共同体，似乎更容易引起共鸣。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共同体实际上仍然只是小团体的、个性化的，与“九州同、两岸共”的普遍民族共同体有质的区别。
综上，尽管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文化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同质而空洞的时间，但对于春晚来说，要想营造举国同庆的意识形态时空氛围，必须先要留足与社会现实生活的时空距离，容许某些“杂质”的存在，所谓“非同一性”要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小彩旗的尴尬表明异质时空在春晚舞台上躁动又压抑；而赵本山所表征的前现代时空与苗阜、王声所表征的文学时空，才备受怀旧与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