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低俗化与市场
可以将责任归咎于市场吗？当然不能。市场只是文学、艺术运行的一种机制、规则与方式，将什么样的作品推入市场则是作家、艺术家的理想与道德及观念所决定的。商品只是文艺作品的属性之一，不能说有人需要我就制造。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论，人的某些自然的欲望并不都是合理的和健康的。人类及社会何以要文化？就是要逐渐摆脱人类的自然属性，提升人类与社会的精神品质。因此，文艺作品更本质的属性当是审美的、教育的功能，满足人民的情感与精神的需求，所以才需要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优秀的作品去引领与滋养。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优秀的作品也可以是通俗的作品，据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当时的英国贵族眼里只是通俗艺术，但四百年后的今天，它们仍然是世界戏剧的经典，它显示了艰深与浅显的恰切的融合。老舍何以被命名为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的人民性是当然的，还有就是通俗性与民族、地域性，比如《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还有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齐白石的画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通俗的，他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绘画的素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更具现代性的崭新形式，呈现出极高雅的审美形态。时间正在日益彰显着他们的作品的思想与文学性价值。换言之，并不是市场效益好的就不证自明它是优秀的文艺作品，读者大众的审美能力与价值观念也是需要真正的优秀作品去培育与提高的。文艺批评除了学术性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众多的文艺作品与现象中披沙拣金，为人民大众筛选优秀的有价值和意义的作品。
二、欲望化叙事
当代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型出现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通俗文艺的悄然勃兴，并向世俗化、娱乐化突变，文学开始失重，不但各种形式与方法的实验探索式微，其批判精神与表现时代生活的广度力度也丧失殆尽，更不要说如新时期之初那样直接参与到思想解放与改革的运动之中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了。回过头来看，尽管可以从诸多的角度对新时期文学说三道四，但有一点，为新时期文学做出贡献的那些作家们都坚守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和写作伦理，十余种文学思潮表达的是他们对社会人生、对国家民族、对文学自身的纯粹的不懈探索与追求。他们未必都写出了反映时代和精神特质的作品，但是他们起码面对和描写了那个时代的最本质的生活，为那个时代留下文学的写照。21世纪初年以来，虽然仍有作家在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但纯文学在已经世俗化的大众文化的势不可当的洪流中逐渐被边缘化了。人民大众及其生活不再成为作家、艺术家关注的对象，他们被洪水般的世俗化文艺，甚至低俗化文艺所笼罩、裹挟着，成为“傻乐主义”的牺牲品。说中国当代作家在资本面前妥协，甚至投降，并且迷失了创作的方向并非言过其实。
三、 “犬儒主义”与批评的缺席
我觉得在当下多元复杂的大众文化交集与碰撞中，出现一些世俗化与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文学艺术作品与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众的自觉认同感，人们不但不觉得诧异与愤慨，反而认为这很正常，而且还很享受。尤其是文学艺术界的精英与理论批评家，他们未必都赞同这样的作品与现象，但他们没有进行有效的批评与抵制，却普遍采取了“犬儒主义”策略，这无疑助长了文学低俗化思潮的泛滥。“犬儒主义”的特征是妥协和认同，它放弃了个人立场的必要性，在“存在便是必然”的前提下，寻求生命的延续和现世的狂欢。在西方，20世纪被誉为理论批评的时代，各种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并激烈碰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将这些理论批评方法通通操练了一番，学习与借鉴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他们的脚步却终止在了学习与借鉴的路途，而不见自己的任何探索创新的踪迹，这就不是一句可悲的慨叹所能够担当得了的了。批评家陈晓明对这种现象亦甚表忧虑，他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评价中国文学的时候，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先不说不见中国自己的思想与理论批评方法，单说在面对上述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潮及现象时鲜有发声，几乎全部失语与缺席这一情形就不能不让我们怀疑那些学术成果的价值与意义。倒是李建军对贾平凹作品的系列批评让我见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姿态，我当然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甚至猜疑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什么过节。但这样的批评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实在是难得一见，充斥文坛的是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吹捧文章。走向另一极端的也有，那就是棒杀与酷评，连人身攻击都在所不辞，何谈学理。这样的文学环境与生态能产生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我非但不信，还深表忧虑。
文学，包括艺术的评价标准有些复杂，是一个难以概而言之的存在;但印数与票房肯定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重要，印数与票房更直接地反映着文化商人的利益诉求。不过21世纪初年以来，我们很多作家、艺术家却也像文化商人一样只看到利益，利益成为他们创作的理想与终极价值。有民间艺术家就强调他们的艺术的经济效益如何如何，以及他们创造了多少个就业岗位，等等，他虽然没有理直气壮地明说这就是优秀艺术的明证，但语义后的逻辑当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这些足以消解他们的作品的低俗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再宽泛一点检讨，我想起了几年前的批评家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的网络之战，韩寒的出言不逊大有王朔当年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之势，加之无以计数的粉丝助阵，只几个回合，批评家白烨不但败下阵来，而且被迫匆忙地关闭了自己的博客，高悬免战牌。这显然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谈标准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网络文学的点击率与各类书店的图书排行榜能构成文学评价标准吗？我不想细究，但断然予以否定。
所有的奖项的片面性与意识形态性是无法否认的。因为种种原因，诸多奖项并不能将那一时期最优秀的作家作品囊括其中，它们被广为诟病并不让人感到稀奇。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意味着他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吗？他的作品就是当代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作品吗？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当代优秀的作家作品我还可以举出四五位，作品也可以举出几部，至少不比莫言的《蛙》差。那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达到世界的高度了呢？我的回答当然也是否定的。我的判断标准是，一定要将一个作家，或者一部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史中去分析与考察，不仅是时间的沉淀与伟力，还有你对世界文学，贡献了多少有价值与意义的生存经验与思想精神，以及文学性层面的语言与形式，你的独特性又在哪里？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当代作家甚至连描写人物的能力都已经丧失，连精心描写人物对话的耐心都没有了，甚至可以说已经不会写人物对话了。为什么近一百年，我们还是如此地推崇鲁迅，而不是别的作家？因为鲁迅作品的思想高度与独特的文学性及中国生存经验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其他作家一直未能启及，更谈不上超越的高度。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想提及贾平凹。我认为贾平凹一直在关注和描写着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乡村的现实的遽变，从《浮躁》开始，他的多部长篇小说无疑建构起了一部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史与农民的心灵史。从文学性的角度论之，他的小说的叙事、结构与语言，或者说美学风格是中国式的，而绝少西方的影子。还有画家黄永玉在《收获》杂志上已经连载了四年之久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这是一部更加纯粹的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生存经验的作品，它的叙述语言、人物对话、地域风物的状写，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中无疑具有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可惜至今未受到文学界应有的重视。这样谈文学的标准既琐碎，又缺少学理性，我只想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给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的方法与路径。
五、作家的写作立场与伦理
站在什么角度写作，为谁写作，这就是作家的写作立场，它与伦理密切相关。叙事伦理与伦理叙事作为一种批评与写作方法，在21世纪初年以来比较时髦。作家个体和历史存在，作家内在自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在本质意义上构成的也是一种伦理关系。文学文本或艺术作品是作家、艺术家对诸种伦理关系以叙事话语形式进行的叙事伦理的呈现，具体体现为叙事目的、叙事原则、叙事规约和叙事的文化立场选择等几个方面。叙事伦理和文学艺术的主题学有着密切的指涉关系，在一个向度上预示着什么样的主题进入到作家的创作视野，以及这种主题范围深层隐含的关系网络。当代美国最负盛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说，小说不可能没有伦理的尺度，总是含有一定的伦理价值观，“从根本上讲，值得讲述一个故事的任何事件、人类时刻的任何顺序，必须产生于至少两种选择――通常矛盾的观点――的冲突，而每一种观点都具有强烈的伦理预设：没有冲突，就没有事件。”“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是‘道德教诲的’。”他坚决反对将艺术与生活、美学与实践分割开来的批评倾向。布斯还从作家对作品的责任的角度说，这种“责任”是与追求艺术上的成功分不开的，这涉及到手法、技巧、卓越的形式、感情力量、自我表达等。真正的作家要正视那些常常驱使他们酗酒或自杀的不同目标的冲突，即：家庭、国家、宗教、友谊、正义、乐趣等的相互竞争的要求，从而写出最能反映时代和社会精神特质的作品。
曾经，从属于政治曾经使中国当代文学丧失了文学性，甚至于文学本身而沦为非文学，现在，从政治的极端再走向世俗化、娱乐化、欲望化的极端，同样会使文学丧失文学性，甚至于文学本身而沦为非文学。因此，我明明知道鼓吹所谓纯文学写作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是我仍然愿意进行这样的努力。先锋女作家残雪在题为《什么是纯文学》（《大家》2002年4期）的文章中说：“衡量一名作者是否合格，就要看他是否具有‘拚命’的素质，因为畏缩和颓废是这种创作的大敌。那种把写作仅仅当作自娱、不思进取的文学并不是真正的纯文学，而是变相翻新的传统士大夫的旧货。纯文学作者必须是理想主义的，歌颂生命、高扬精神的旗帜是他的宗旨。”按照这个要求，那些专拣消费场景里的情爱与性爱、尔虞我诈、暴力与凶杀、贩毒与缉毒的事件与故事的“准作家”们肯定是被排除在外了。还有一些专写被陈思和称作“现代读物”的作者也被排除在外。现代读物与影视、流行音乐等一起建构起城市文化的民间世界，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启蒙起到有力的消解作用。现在有许多知名作家已经成为这类读物的撰稿人，在高稿酬的驱动下，纷纷给一些报刊写各种非文学性或非纯文学性的作品，而且自鸣得意。我就亲耳听到一位在1980年代蜚声文坛的作家当面讥讽女作家孙惠芬对纯文学的坚韧执守，并炫耀自己为某一妇女杂志写专栏所获得的高稿酬。残雪在上面那篇文章的最后说：“纯文学是小众文学，这个小众文学需要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朝气蓬勃的批评家来对读者加以引导。因为纯文学所涉及的问题是有关灵魂的大问题，对纯文学的冷淡就是对心灵的漠视，如此下去必然导致精神的溃败和灭亡。”我不能不谈到鲁迅，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十里洋场，风花雪月，但鲁迅那十年的作品却是在为民族的生存与解放、人的自由与理想而战斗。
六、生活的质地与文学的思想性
创作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当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工程，它涉及的层面与问题难以在一篇短文里进行透彻的论述。但我以为，作家的生活的质地与作品的思想性这两点对中国当代作家与文学而言似乎更为迫切。
文学的思想当然不同于哲学，但哲学对文学思想的产生与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换句话说，作家不是哲学家，但作家若是没有哲学的滋养是很难成为文学大家的。在特定的意义上说，文学最深刻的力量所在，就在于超越生活表层事象，在呈现人的心灵世界的同时，对人的思想精神境界进行拷问。这样的拷问不可能是平面的，绝对需要深度。米兰・昆德拉说，从塞万提斯、薄伽丘到卡夫卡、布洛赫，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就是对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及其生存环境的执着追寻。昆德拉自称他的创作是对于存在的诗意凝思，是对于人的存在的严肃的质询。昆德拉对小说的可能性的极端性探讨，使他成为20世纪的文学大师;但我读昆德拉的小说所获得的感受，与其说是文学性的，不如说是思想性的。昆德拉把小说分为三种类型：叙事的、描绘的和思索的。昆德拉的极端表现在他就是要把小说和哲学结合起来，就是以小说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昆德拉在小说里思考的问题可以说都是哲学问题，比如存在、嫉妒、怀疑、晕眩、媚俗、轻与重、灵与肉、遗忘等等。萨特的文学成就显然也离不开哲学的支撑，他本来就是哲学家，是他和加缪把小说提升到了存在论的层面，而且通过对存在的发现与质询，以避免“存在的被遗忘”，从而展示了人类真正的生存本质和生存状况。托尔斯泰则用他一系列的经典性作品阐释了他对人道主义的理解;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与哲学的宝库，所触及的人类思想与心理问题至今仍为无数研究者提供了无限的阐述空间。我当然无意要求我们的作家都去一股脑地探索哲学问题，只是想为当下的文学及长篇小说思想深度和精神容量的不足提供一种参照。与上述文学大师相比，中国的作家们都缺少了点“表意的焦虑”，他们似乎并不在乎自己的作品提供了多少有新意、有价值的判断，多少有深度的意义，多少富有哲学意味的思辨。文学，或者长篇小说滑向世俗与娱乐一点儿也不让我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