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逢乱世，不缺那种指向天下的鸿鹄之志，陈胜吴广这样的种田汉子，还是黄巢洪秀全这样的不第秀才，都是如此。似乎缺的是一心想改善社会生活、提升文明水准的人，这些人即使出现了，当时造福乡里，事后也容易被淡忘。一部民国史，事实上有很多人选择了这条道路，不幸的是他们的理想模式、行为模式几乎都被遗忘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作为文明的原动力，这个观念在晚清就已浮现。王人驹对于教育的看重，不仅在于他选择了这个职业，更重要的是他将此看作是社会建设、乡村建设的中心。如果说中国乡村的问题是愚贫私弱，那么就从教育入手，以一所小学为中心，引导社会建设，以提升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当时浙江省提出的标准，中心小学不仅要作为“改造社会的中心”，还带有“改造学区内小学教育”的责任。他不仅关心增进农村生活的几种建设，包括生产事业、公共娱乐、卫生事业、图书馆教育等，也关心乡村的地方自治，在学校课程设置上也注意乡土教育，尤其强调中心小学的作用。他为当时永嘉县立第二小学拟订的计划目标中就明确提出：为改良农村组织的训导者、为增进农村生活的领导者。当抗日战争之后，他回到当地担任永昌小学校长，就希望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他无论是办暑期进修讲习会，还是办农村流动图书馆，都有这个意图在内。
这可以称之为教育中心观，就是将教育放在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特别是在乡村，要以教育来引领整个社会建设。同时，他信奉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观，在他写的永昌小学校歌中，就说得很明白：“我们在这里勤学勤做，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堂……”他受到陈鹤琴、陶行知等人的影响。他也守护教育独立观。虽然他多年出任地方教育行政官员，他却认为教育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他在永昌小学校长任内，高小国语教材用叶圣陶编的《少年语文读本》，而将规定的“国定本”作为“副课本”。
当年永昌小学的学生张中强一辈子都记得，一次歪撑着雨伞在走路，校长王人驹走到他身旁，轻轻地对他说：“你走路要端正，撑雨伞也要端正。凡事行为都要端端正正。”端正，是王人驹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端正，就是这个不算太高的要求，老实说今天我们也有点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