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一篇名为《忽然想到》的杂文中写道：“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壮健，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
连一个牙病都找不到最佳的治疗手段，得过且过，说明什么？我想，这不能证明我们智慧不足，只能说明从古至今我们根本不重视身体，因此也没人从技术手段认真研究过。偶尔有几个人稍微认真一些，做了些整理记录，如验尸官宋慈写的《洗冤录》，王府家庭医生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都被封为经典，甚至丝毫不容人怀疑。其实，无论《洗冤录》还是《本草纲目》都谬误连连。诸如若是不孕不育，在上元节时偷来富豪家的灯放在床下就能治好。这都哪儿跟哪儿呀。明摆着的胡话都没人质疑。话说回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愿意研究、传播技术的人太少，物以稀为贵，世无英豪，遂使竖子成名。
事实上，身体在我们的传统里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最早的英雄都有自残或他残情节。荆轲要去刺杀秦王，跟樊于期商量借他的人头，樊于期也痛快地自杀了。四书五经中虽也明确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貌似我们还是重视身体的，其实不然。因为这个重视不是来自立言者的亲身感受，而是因为那是父母的。别人的物品你不能随便糟践。身体虽然是你的，但跟你个人关系不大。
想一想，在我们接受的教育里，很多事都神圣无比，放到秤上称一称都比身体重要。为了君主、为了父母、为了兄弟、为了哥们义气，都可以献身。身体仿佛是充话费赠送的，完全不珍惜。我不信立言者说到献身时不会想到“献身”之后的疼以及给献身者家人带来的痛楚。他们一定想到过，但是立言者也许从没想到让自己献身，他只是鼓吹者，怂恿别人去干，自己并没做好身体力行的准备。对身体的忽略，其实是对他人身体的忽略，立言者自然无法感同身受。凌迟之刑（剐刑）在中国能盛行那么多年，把犯人的身体一刀一刀割下去，具体割多少刀都有严格的数目界定。有时候我们说谁谁做什么事儿怎么变态，难道津津有味地欣赏凌迟之刑并计算数量不是无与伦比的变态吗？
尊重个体，尊重生命，都需从尊重身体（含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开始，这是基本的人类常识，但我们很长时间都没彻底搞明白，所以鲁迅才有以上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