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中国妇女从苦难中觉醒，“以英勇的姿态出现在抗战的各个工作部门”，并“表现了惊人的成绩”。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当时一些妇女界领袖的提倡、宣传是分不开的，邓颖超便是其中之一。
抗战时期，邓颖超先后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直接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妇女工作，为维护妇女统一战线、发动妇女参加抗战救亡、抢救保育难童、推动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等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成为国统区妇女抗日运动的一面旗帜。
推动国统区妇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1938年初，中共长江局由邓颖超、孟庆树等人成立了妇委会，对外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公开活动。妇委会刚一成立，邓颖超便积极投身到倡导建立妇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之中。
当时，聚集在武汉的各界妇女领袖或各自为政，或怀有成见，为打破妇女运动中“存在的派别成见、门户狭隘等等观念”，邓颖超充分利用《妇女生活》、《战时妇女》等进步杂志积极展开宣传，倡导妇女运动“要经过抗日统一战线，在各阶层各界妇女中进行精诚团结，建立亲密的合作，集中注意，集中力量，去打击与战胜日寇”，“由各界妇女运动中领袖与领导者，迅速促进妇女工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加强对全国妇运的领导”。她还经常邀集史良、刘清扬、沈兹
九、曹孟君等人，就如何开展妇女抗日工作交流情况、沟通意见，并逐渐形成了在妇女界有影响人物的核心座谈会。在邓颖超的积极活动下，聚集在武汉的妇女界领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逐渐消除了一些隔阂和隙怨，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共识。
邓颖超等人还支持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的改革计划，并帮助其改组、扩大，使之成为国统区公开合法领导动员全国妇女抗战的统战组织。其中，宋美龄担任指导长，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4名中共党员被选为指导委员。“妇指会”的成立，实现了各党各派各方面妇女的大联合，当时经常参加联席会议的有30多个妇女团体，与全国各地经常联系的妇女组织就有258个，真正具有并体现了抗战中妇女界统一战线的性质。
努力维护“妇指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
在妇女统一战线内，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对抗日救国工作积极支持，对中共和其他进步人士也比较尊重，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宋美龄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取决于蒋介石的总体部署。随着国民党抗战政策的调整，宋美龄基于阶级立场和家族关系，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以邓颖超为首的南方局妇委（1939年3月下旬成立。1940年10月，南方局在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下设妇女组，工作由妇委兼）决定对宋美龄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言论和行为进行坚决抵制。
“妇指会”成立后，宋美龄一直试图通过它来控制全国的妇女运动，邓颖超便联合史良等妇女界老朋友商量对策，一致同意要打着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的旗帜，既承认“妇指会”，又要争取领导上让爱国力量仍占优势。经过协商，理事长仍由宋美龄担任，但理事会扩大了，邓颖超担任副理事长，共产党员张晓梅、廖似光、卢竞如、张玉琴为理事会成员；在机构设置上，秘书处、财务部这两个部门在宋美龄的秘书张蔼真直接掌管下，其他组织、宣传、保育委员会等部门则掌握在南方局妇委或爱国进步民主人士手中。
“妇指会”中有一个顽固势力的代表陈逸云，她在联络委员会召开的妇女团体联席会上经常和进步人士唱反调；在文化事业组主办的各种刊物上，又千方百计企图塞进反共言论。不仅如此，陈逸云还对进步人士进行监视、造谣、污蔑，甚至向“妇指会”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派遣特务，妄图发展特务组织。对此，邓颖超强调指出：“训练班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关键问题在于争取青年。因此，在课程安排，聘请教员，组织辅导学员学习方面，决不放弃领导；而对三青团员和军委战干团的学员则不应歧视……对她们必须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至于对待个别特务，则发动学员予以揭露。”
1939年夏，宋美龄指定陈逸云、刘清扬共同负责妇女训练班第
一、二期学员编成乡村服务队撤退到湖南。陈逸云趁刘清扬去重庆工作之机，在服务队中大肆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压制破坏服务队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同时，由于当时物质条件差，队员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陈逸云等漠不关心，不予解决，引起队员的强烈不满和思想波动，不少人离队而去，造成服务队大量减员。1939年冬，当这批队员调回重庆向领导汇报工作时，中共党员团结进步力量，巧妙地推动队员们对陈逸云进行揭发。由于有切身感受，队员们在发言时甚至声泪俱下，形成了对陈的控诉。这完全出乎陈的意料，感到下不了台，不久便辞职离开了“妇指会”。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势力通过各种渠道渗进“妇指会”，一大批工作人员和服务队员被送往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或三青团受训，其中不少人加入国民党。一些中间人士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不敢再任用进步女青年，对于原来由联络委员会联络的进步抗日团体，也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态度，甚至还有人为寻求政治上的庇护，加入国民党或当上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等。“妇指会”由此难以继续发挥妇女界团结抗战领导机构和活动阵地的作用。但由于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并没有完全破裂，南方局妇委仍然留下了部分共产党员，她们联合一些进步人士，以隐蔽的方式起着进步的影响，使“妇指会”成为一个从事抗战工作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民众团体，始终有别于国民党妇委及其所操纵的妇女会等组织。 为推动妇女抗战鼓与呼
邓颖超十分重视对广大妇女进行抗战宣传教育，她指出：“从中心的大城市到落后的乡村，在每个偏僻的角落里，都要去进行唤起妇女大众到抗战中来。”
为把抗日宣传推向城乡，邓颖超通过“妇指会”的乡村和工厂服务队在农村和工厂进行妇女的宣传教育工作，利用纪念“三八”节、“八一三”事变等发动各界妇女。1939年“三八”节，在重庆参加纪念大会的有各党派及爱国进步妇女，其中包括女学生、女教师、女公务人员、女工、农妇和抗属等5000多人，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只有把妇女的伟大力量组织到民族的抗战中，才能迅速获得抗战胜利与民族解放。”在她的领导下，南方局妇委还联合一些妇女团体，派出演出队、宣传队，深入到城市的街头巷尾和一些农村场院，通过唱抗日歌曲、发宣传传单、作抗日演讲、演抗日戏剧等方式，鼓舞民众。
不仅如此，邓颖超还借助进步力量，在国内外积极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进步的政治主张。当时重庆基督教女青年会有两个进步女记者，南方局妇委开会经常邀请她们参加，主动和她们研究工作方针，并请她们写新闻报道，通过她们把党的政策传到各省各地的“妇指会”。同时，邓颖超与一些国际反法西斯女战士交往，通过她们向外界真实报道中国的抗战情况。邓颖超多次和史沫特莱一起研讨中国妇女解放和国际妇女运动诸问题。史沫特莱在抗战期间写了大量文章，生动地记述了中国妇女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加强了各国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同情。又如，日本作家绿川英子先后辗转于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对日广播宣传，揭露日本侵华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邓颖超鼓励她“我们并肩战斗！”绿川英子也经常在《新华日报》上撰文向国内外介绍中国妇女英勇抗敌的感人事迹，称颂中国妇女“创造了史实，为妇女运动增添了光彩”。
广泛团结和争取妇女界朋友
抗战期间，邓颖超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沈兹九等妇女界领袖除经常在公开场合接触外，还保持着密切的个别联系，同她们交心谈话，凡遇到重大问题都和她们商量，听取她们的意见和建议，互相支持和配合。沈兹九因拒绝宋美龄要她参加国民党的劝导，引起宋的不满，沈兹九一怒之下离开了“妇指会”。事后，邓颖超向她指出：“这是一种意气用事的做法，对统一战线工作是不利的。”这种坦荡的胸怀和严厉的批评，使沈兹九心悦诚服。
由于邓颖超等人对进步妇女领袖们真诚的关心、爱护和帮助，使她们真心实意拥护和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些人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支持中共的事业，保护中共同志。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搞了一份“共产党危险人物”黑名单，准备分批逮捕，其中一部分还要秘密处死。一位党外朋友得到情报后，立即设法转告邓颖超、张晓梅。邓颖超等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南方局的指示，对黑名单上的一批进步妇女，逐一研究了转移方案，并进行周密安排，在地方党组织和进步朋友的帮助下，使她们安全撤离，得以脱险。
邓颖超还十分关心“妇指会”等妇女团体的非党进步人士和青年女干部的成长，帮助她们解决一些困难，注意保护她们的安全。这些进步人士、知识青年以“小姑”作为邓颖超的代号，把到曾家岩50号或到红岩村与妇委会的同志见面当作“回娘家”。她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
为争取所有赞成抗日、热心妇女工作的中间派人士，邓颖超指出：“我们不能关门主义，不能急躁图痛快，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她还说：“中间分子的态度往往是冷淡的，争取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开会，通过决议，首先要做好中间分子的工作，使她们支持赞同我们。我们一些经延安来的同志，往往看不惯中上层妇女的衣着打扮，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应从政治大事着想，不要计较生活小事，有些要人的太太们，能争取她们同情我们，可起到别人无法起到的特殊作用。”“妇指会”总干事张蔼真、副总干事兼儿童保育组组长陈纪彝，都是爱国的基督教会派人士。她们热心于抗战事业和社会福利工作，富有实干精神。在政治上，她们则希图超然于党派斗争之外，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是尊重的。邓颖超不仅亲自同她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指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尽力支持她们的工作。如中共党员冯光灌长期担任总干事室秘书，成为张蔼真的得力助手；中共党员徐镜平担任儿童保育组副组长，与陈纪彝配合默契，深得陈的信任。由于重视对她们争取团结，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她们对共产党往往能采取比较公正的态度。后来，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妇指会”不少中上层人士逃亡台湾，张蔼真却去了香港。行前，她还叮嘱“妇指会”中愿意留在大陆的原总务组长谢兰郁等人，保护好财产账目，等待共产党的妇女机构来接管。
为紧密配合前方抗战需要，邓颖超带领南方局妇委或通过“妇指会”及其他妇女团体渠道，或自己组织活动，号召各阶层妇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赠钱物，积极支援前线抗战。
在募集寒衣上，妇委号召并组织女青年会、重庆市慰劳会、难民妇女服务团等广大妇女积极投入缝制棉背心、棉大衣、棉被、毛巾等工作。仅1938年国统区就有3000名妇女参加缝制工作，缝制慰劳袋30万个，寒衣数十万件。1939年底，各妇女团体共募寒衣50万件。1940年募棉衣款400万元（法币，下同），夏衣100万件，还有许多鞋袜。
在慰劳前线上，响应南方局妇委的号召，“妇指会”前线慰劳组、妇女慰劳总会前线慰劳队、重庆慰劳分会等数百个妇女团体，收集一切慰劳品、书信、书报，派遣代表团、慰劳队、歌咏戏剧队到前线开展慰劳运动，足迹遍及浙、赣、湘、粤、晋、陕、甘、鲁、冀、察等地。据统计，仅1938年国统区妇女写的慰问信就有30万封，1939年50万封。其中南岸缝制厂女工在一封慰问信中写道：你们为了国家民族生存，与敌人拼命，你们是民族的骄傲，我们后方的同胞一定加紧救亡工作，和前方亲爱的战士们一同迈进。
在安抚伤员和抗属上，妇委组织国统区妇女带上慰劳品，如衣、鞋、毛巾、肥皂等到重庆附近的伤兵医院慰问。1940年元旦，妇女慰劳总会以衬衣10000余件、草鞋1600双、羊毛军毯80条及食品等分赠重庆伤员。同时，在邓颖超等人推动下，国统区还成立了“陪都辅助抗战军人家属委员会”，不定时给抗战军人的家属购米、购布、购油，并开展因病送诊、送药、免费住院、贫困救济、解决工作等活动。
抢救难童是抗战中妇女界的一大重要贡献。为做好对难童的抢救、保护和教育工作，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初，以邓颖超为代表的南方局妇委积极动员各阶层妇女和抗日救亡团体，组成宣传队到农村、工厂、街头以及难民收容所去宣传、抢救、收容难童，一直到保育院成立后参加保教工作。在抢运难童中，曹孟君、徐镜平等人冒着枪林弹雨前往徐州、台儿庄、郑州、开封等战地前线抢救难童近千名。杜君慧、赵郁仙、李昆源、段超人、傅淑华、齐笑尘等一批中共秘密党员、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及爱国进步人士被派往各地保育院担任院长和从事保教工作，她们在战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难童共甘苦，积极推行生活教育、社会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带领他们参加劳动，变保育院为温暖的家。
邓颖超还十分注重发挥妇女特长，鼓励妇女们搞好后方生产，支援前线抗战。当时，迁到重庆的工厂有两百多家，纺织印染方面，女工更占多数。女工们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微薄，邓颖超鼓励她们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生产，日夜劳动，支援抗战。其中，豫丰纱厂的女工1939年底就生产纱达10000件。邓颖超还利用“妇指会”生产事业组这一阵地，推动在四川建立了松溉纺织试验区、乐山蚕丝试验区、新运纺织厂、新运纺织工艺社等生产事业单位，先后参加生产的妇女共有数万人。永川的松溉纺织实验区仅1939年至1940年就生产纱布、药棉、布匹、毛巾、毛巾毯、大衣呢、被单等种类繁多的军需品十数万磅，极大地支援了抗战。1943年7月，为提倡妇女合作生产，增强抗战力量，南方局妇委在南岸野猫溪创设妇女合作工场，生产了大量的肥皂、衬衫、短裤、布鞋等运往前方。
在邓颖超的引导和帮助下，国统区实业界妇女也积极创办企业，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周宗琼在邓颖超的具体帮助下，创办了“国防动力酒精厂”。1939年以后，周宗琼又创办了乐山沫溪河国防动力酒精厂、内江国防动力酒精第三厂。她的酒精厂开办后，承担了1941年至1946年后方邮车动力酒精的供应，并且一直为《新华日报》提供周转经费。
反击“妇女回家论”
引导妇女争权益争民主
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召开全国妇运干部会，提出要妇女们“加强她们的组织，提高她们个人的技术，加入国民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重新拣起“妇女回到家庭去”的陈词滥调，还反对妇女参政，说“如果每一个妇女，都力图参与政治，那是很有害的……”
受此影响，国统区刮起了一股“妇女回家论”的思潮。比较突出的是，1939年10月，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发表《我的理想国》一文，极力鼓吹妇女回家，还正式在福建省内通令各机关禁用、限用女职员。1940年7月6日，《大公报》上发表端木露西《蔚蓝中的一点黯澹》，也鼓动广大妇女回到家中做回自己“贤妻良母”的“本职”。随后，喻培厚、夏英、莫英、林枫、沈从文等人就此问题在《大公报》、《妇女新运》（《中央日报》附刊）、《战国策》等报刊上发表争论文章。
邓颖超十分重视这场争论，在她的领导下，《妇女之路》（《新华日报》副刊）、《妇女生活》、《浙江妇女》都投入了这场论战。邓颖超亲自写下《关于〈蔚蓝中的一点黯澹〉的批判》（发表于《妇女之路》）。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以妇女运动发展史为线索，一针见血地批评端木的妇女观就是主张“把妇女赶回家去”，“鼓励一般家庭的妇女做一个好母亲好主妇”，这些旧调重弹，决非偶然，不仅表现了端木对中国妇女解放的悲观失望、消极倒退、腐朽自私的观点，同时也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对抗战悲观失望、无自信心，企图向日本妥协投降的消极情绪和一年来复古倒退逆流在妇女问题上的蔓延。文章的最后，邓颖超真切地号召妇女必须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每个中国男女都应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
沈兹
九、胡子婴、葛琴以及许多社会人士也都发表文章批判“妇女回家论”。最后，周恩来亲自写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把“母职”和“贤妻良母”区别开来，指出“贤妻良母”或“新贤妻良母”的实质，都是站在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周恩来的文章把斗争锋芒引向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为争取妇女就业提供了理论武器，为这场论战作了总结。 抗战时期，中共和各党派进步人士强烈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国民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参政会，制订宪法、实施宪政。受此鼓舞，国统区广大妇女也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但国民党女参政员借口人民愚昧、无知，公开反对宪政。
邓颖超直接领导和推动妇女宪政运动。从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南方局妇委通过“妇指会”联络委员会在重庆共召开了七次宪政问题座谈会，讨论了“宪政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宪政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如何促进宪政运动和争取妇女参政问题”等，参加的人数由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邓颖超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经常出席这些会议，并在各妇女团体联合举行的女参政员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和介绍苏联妇女参政情况。她还发表《妇女大众应拥护各省市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参政会与妇女》等文章，指导妇女宪政运动的开展。邓颖超要求女参政员不仅要代表人民的意见，尤其要替最受压迫的各界妇女大众说话。第
一、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女参政员们为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益进行了斗争，并提出了一些提案，如《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案》、《请政府命令各机关不得借故禁用女职员，以符男女职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案》等，多数获得大会通过。
邓颖超的正确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力量的热烈响应。李德全、史良等人严厉批驳由沈慧莲主持纠集30多人发起组织国民大会竞选会，李德全还拒绝接受该会理事的职务。重庆妇女界104人发表了《重庆妇女界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实行民主，成立全国人民的政府，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广西桂林、云南昆明、四川成都等地的知识妇女也召开了多次宪政座谈会，并在报刊上刊登了有关文章。
这场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由于国民党的高压破坏，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果，但使大后方妇女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所谓“宪政”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只有中共才是真正主张实现民主政治、为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的党，从而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赢得了民心。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邓颖超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以她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以及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力，积极地引导和推动国统区妇女大众为争取抗战胜利而不懈努力，对妇女解放问题上出现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批判和斗争，使妇女运动在错综复杂的国统区方向明确、方法灵活、成效显著，成为她革命生涯中灿烂的华章，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