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湘中名门的黄慕兰，曾是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她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是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和革命历程的一个侧面反映。周恩来曾称她为“我党百科全书”与“党的奇兵”。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郭沫若、茅盾等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文学作品中。中共特科元勋陈赓曾说：“黄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地下奇兵”出身名门
逃离包办婚姻的黄慕兰，决心以革命志士秋瑾为榜样。北伐前夕，她毅然剪掉长发，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曾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她差点被国民政府派往莫斯科学习，但因肩负三个职务和十几个头衔而无法脱身。凭借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郭沫若曾把黄慕兰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先生写《蚀》的时候也借鉴过她的故事。
为“潜伏”先后诀别两位丈夫
在“回家”和“回到组织”之间踌躇良久，黄慕兰在回答警察问询的时候瞬间编好了故事：失恋少女寻亲不得。她向当地报纸的记者谎称×××是她“表哥”的名字（×××是一位地下工作同志的化名）。看到“妙龄女子失恋自杀被救”的社会新闻，周恩来派“表哥”将她接回了“家”，并好好地对她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
这时候，工人罢工接连成功，党内出现了在城市冒进起义的“李立三路线”，李的密友贺昌也是这一路线的执行者。武装暴动在各地流产或失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立三被派往苏联。贺昌检讨错误之后被降职，他希望能回苏区打游击，将功赎罪。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导致地下党联络网被破坏，许多地下工作者被捕。黄慕兰坐过牢，且黄家在南京政府有很多社会关系，于是她被任命为中共的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长，与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这个工作安排，是她丈夫贺昌亲自推荐的。
这一次，黄慕兰哭了三天三夜，不愿意服从分配，她希望与丈夫同去苏区。贺昌留下这样的话语：“资产阶级的爱才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的，你是属于党和人民的……”组织上告诉她不能去的理由是“皮肤太白”。去苏区要走农民家的地下交通站，必须打扮成底层人。1931年，她与贺昌诀别。
生死关头救了周恩来
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由于顾顺章叛变，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当时，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位名叫陈志皋的年轻律师。陈志皋出身世家门第，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陈其寿很欣赏黄慕兰，收其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误抓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陈父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下来。经过打点和疏通，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被放了出来。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队员在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参与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康生派了两个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一天夜里1点钟左右，前去侦察的同志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直接就用钥匙开了周恩来家的门闯进去。周恩来家只有3把钥匙，他和邓颖超各一把，还有一把交给了向忠发，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
很明显，带巡捕前去抓人的叛徒就是向忠发。向忠发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若不是黄慕兰灵活机智，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
献策反击脱党谣言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
当时，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的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觉得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作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
周恩来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又说：“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汉年同志也很机警能干，你们俩配合得很好。党组织会派人与你经常保持单线联系的，一定要小心，多加保重。”
告别后，黄慕兰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还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但是照这样做，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可怎么回答？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他建议找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另一别名）登一个紧要启事。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
在和陈志皋的交往中，黄慕兰结识了很多上层人士，她不忘使命，在幕后策划各方面的营救活动。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加强了对陈志皋的争取工作。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那时，黄慕兰一直都对去苏区后杳无音信的贺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但陈志皋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手巾上书写爱意。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答应了陈志皋。黄慕兰奉命对外宣称脱党，上海社交圈皆以为她是初婚，她已改名黄定慧。
她与陈志皋生了四个孩子，却不能坦白自己的党员身份和与贺昌的婚姻。她知道丈夫的秘书也是地下党，但丈夫却蒙在鼓里。政治工作和感情生活在她内心冲突剧烈。夫妻之间发生矛盾时，黄慕兰的想法就是：去延安。
国民党政治掮客？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黄慕兰去延安的请求再次被否决。新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带来周恩来的亲笔信，表扬她营救工作的成果，并要求她继续留下支持和配合中共在上海的抗日统战工作。 黄慕兰在孤岛的工作，甚至包括遵照毛泽东亲笔写的购书单，购买《孙子兵法》等线装书运到延安。她成为民主人士进步抗日沙龙聚会的召集人。她以豪门女主人、银行家和大律师夫人的身份，穿梭于各种政治势力、斡旋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间。保密纪律让黄慕兰难以出面澄清误会，这也造成她日后一再被怀疑和审查，甚至一些传记作者，将她写成“国民党政治掮客”。
孤岛被日军占领之后，刘少文和黄慕兰接到命令转战香港。此时，她的丈夫陈志皋已在国民政府的中央赈济委员会，主管福建和广东的赈济工作。另一方面，他们暗中支持八路军东江纵队，并在香港沦陷之后，营救何香凝、柳亚子、田汉等大批社会贤达回到重庆，这就是著名的“省港大营救”。
黄慕兰被军统反复讯问，重点是此前社会活动中与共产党的关系，但是她在狱中没有吐露任何机密。她被草草判决，服刑两年之后被保释出来，此时已是抗战胜利前夕。抗战胜利后，黄慕兰的家又成为沪上文艺界的“民主沙龙”。但不久之后，通易信托公司被南京国民政府勒令停业，继而破产。经济挫折之下，黄慕兰还面临家庭危机。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黄慕兰等来了自己的老上司潘汉年和刘少文，却迟迟未得到任何工作安排。她去面见成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被告知，她的党组织关系不会被承认。而由于当时台湾尚未收回，黄慕兰做过的很多事情也不便公开，刘少文推荐黄氏夫妇任全国政协委员，也被否决。
在新政权里找不到位置，而海外却有很多社会关系，陈志皋决定离开大陆。黄慕兰选择让丈夫带着“统战任务”跟其初恋情人结伴离开，而她带着四个孩子，等待自己奉献了二十多年的革命，给自己一个结论和新的未来。没想到，这一别又是永诀。但对于陈志皋和其家人，黄慕兰在各个场合及自传中，都真诚肯定了他们对党、对革命事业和对自己的帮助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