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复旦”中文系分为评论、创作两个专业后不久，我被上面“相中”，为市委写作组效力。为什么全年级八十多号人，独独看中我，内情当时无人告知，迄今也无从追问。我猜想，可能是他们认为我“政治条件好”，是党员;“家庭出身好”，是贫农;又是货真价实的高三毕业生，写作基础也好。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舆论阵地，与北京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南呼北应，同是江青一伙控制的写作班子。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掀起阵阵恶浪，是恐怖年代的政治毒瘤，已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在四十多年前，上海市委写作组是文化专制主义掌控的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打手，规定、指导全市所有的文化、教育、宣传机构的导向，胡作非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接受任务后，先读上面几部长篇小说。读后大家感觉比较一致，认为《金光大道》无论主题和艺术技巧都比《虹南作战史》好。肖某知道我们的看法后，多次跑来阐述他的观点：“《虹南作战史》比《金光大道》好，更加突出路线斗争。”肖某是工人作家出身，又是写作组成员，我们当然得听他的。在“文革”时代，文艺创作不过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工具，艺术技巧完全不重要。其实，根本用不到我们读小说，只要按照肖某预定的观点写就是了。我们却还像真的一样，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可见一斑。文章写好后，肖某看后觉得不行，又找我们谈，更系统地兜售他那一套“生活必须服从路线斗争”的“文艺理论”。我私下以为肖某的“文艺理论”有问题，觉得生活是客观的、真实的，不能任意解释和剪裁。
市委写作组在康平路。这条路靠近徐家汇，从“复旦”过去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晚上，住在地质队的宿舍里。那是一排很简陋的房子，每间四张床铺。已经是冬天了，床上还挂着蚊帐。夜里很冷，须盖两条棉被。最不方便的是夜里出来小便，厕所较远，大家都是就近解决。趿着鞋子，跑到宿舍前面的空地上，下身冷得直发抖。摸到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十天后，我们由金山返回市区。
十二月下旬，我们一行四人出发去安徽。水文地质队配给一辆吉普车，司机也姓吴，四十多岁，经验丰富，阅历也广。第一站到无锡，当晚住在城内。第二天早晨，一看天在下雨。本想顺便看看太湖风光，不巧碰上绵绵阴雨，便决定往宜兴。吉普车在无锡城内的马路上缓缓移动。雨比早晨大了，车窗玻璃上的刮水器发出呆板的声音。透过雨水模糊的车窗，看到马路两旁撑着雨伞的人流。我们要司机老吴小心，他若无所闻。开了几十年的车，还要你们这些外行叮嘱吗？可是，老司机偏偏出事故。不知不觉间，吉普车把前面的一个女人撞到了。司机老吴刹车慢了半秒，他以为不会出问题，想不到雨天的马路特别滑，眼睁睁看着惯性把车子推过去。幸亏车子撞到女人后，也停了。老吴失手后，不发一言，慢慢下了车，看看女人好像没伤着什么，便送她去附近医院检查。还好，女人确实没受伤。
处理完突发事件，出无锡城，经太湖边，水天鳎一片浩淼，难见帆影。当晚宿于宜兴城内。次日上午，冒雨出宜兴城，往西北方向的山里跑了三十里路，游览有名的善卷洞和张公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天然洞穴。两个洞洞中有洞，洞中有水，鬼斧神工。游宜兴两个洞的用意，是考虑到水文地质队找水，经常要下洞穴，故先对洞穴有所了解。当然，“顺便经过，不费工夫”，在这次去安徽，以及后来去江西、广西等地采访时，也常常游览当地的名胜与自然景观。“深入生活”，总不能把眼前的美景都放过吧。 由宜兴再到南京。看过长江大桥、中山陵、雨花台，过江至江浦解放军某工程兵部队。部队在山里，上海水文地质队曾帮助他们找过地下水。
告别采石矶往芜湖，宿了一晚。次日，来到铜陵新桥矿，采访了五天。这个矿是上海“小三线”工业基地，当时正在筹建。矿种很多，有铁、铜、硫、金、银。这里几天前下过雪，工地上的机械设备上还有残雪。
1月10日，行程一百多公里，由芜湖至黄山。当时，我们从山南进山，在汤口稍作停留。汤口是黄山南麓的小山村，只有几十户人家，自古以来是登黄山的必经之地，登山者多于此落脚作物资和体力上的准备。暮色中，黄山险峻的山峰黑压压地矗立在前方，汤口犹如小小的弹丸，流经的溪水冒着热气。几个山里人裹着老棉袄，围着火炉取暖。由汤口再进黄山大门，宿于温泉宾馆。
第二天，四个人兴致勃勃地登山。由山脚而上，刚到半山寺，刘某就已脚力不支，向走在前面的W老师喊道：“拉兄弟一把！”过了半山寺，云气时浓时淡，渐入佳境。到玉屏楼，见著名的迎客松咬住山崖，虬枝摩空。远望茫茫云海，奇松怪石，雄奇秀美，目不暇接，惊叹天下竟有如此好看的山。我和水文队的吴某体力尚可，刘某、W老师早就累得不行，远望北海方向峰峦如屏，遥不可及。天空阴沉，腿力又不济，大家决定到此为止。说实话，我兴趣正浓，凭我的体力，足以走到北海，但少数得服从多数。这时，在蜿蜒的山路上出现一群“拉练”队伍，前头有人扛着红旗，每人拄了根拐杖，其中还有不少女的，从我们身边经过。看着他们渐渐远去如蚁行，对比我们的不中用，未免感觉惭愧。
身在壮美的黄山，走了一半还不到，居然不走了，实在觉得太辜负天下美景。怏怏之中，望着近在咫尺的天都峰，我决定爬上去。上天都峰必须经“鲫鱼背”―― 一段寸草不生的斜坡，中间稍隆起，很光滑，长达数十米，两边是令人目眩的深渊。当年过“鲫鱼背”没有固定的铁链可扶，过去确实需要胆量。我年轻胆壮，踩着小步，弯着腰，踏上“鲫鱼背”向上。W老师在下面紧张得高声呼叫：“小龚，快下来，快下来！危险！”其他三个也不断挥手，示意我下来。结果，爬了一半退回来。站在下面遥望峰顶，可望不可即，只能仰天兴叹，遐想而已。十几年后，我第二次上黄山，“鲫鱼背”上竖起了铁柱，拉起了铁链，险坡顿成通途。我毫无困难地登上天都峰，了却当年的心愿。
从玉屏楼下至温泉宾馆，已是傍晚了。第二天，决定不绕太湖，往东经杭州回上海。山区公路狭细如带，穿村过岭，曲曲折折向东飘去。虽是隆冬季节，竹林依然青翠，清澈的溪水汩汩流淌。河上的木桥，陈旧而温馨。高大的乔木落了叶，光秃秃的，形态各异，点缀着江南的山水和村庄。村庄里炊烟袅袅，生机盎然。连绵不断的景物在眼前展开，朴素、自然、淡雅、超逸，不由联想起元人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觉得这种美景千古如斯，我犹如生活在古代。这是我第一次深切感受江南自然山水的独特韵味，那是醉人的美，终生难忘。
我平生一遇绝佳山水便觉日月清明，心胸荡涤，不能自已。究其原因，可能与我的天性有关，更能确定的是，与我早年就有机会游历南国山水有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终生服膺这两句话。万里路上一片片陌生而新奇的风景，使我一点点读懂天地之大美、读懂什么叫物我相融，读懂何处是精神的栖息地，也一点点意识到红尘的污浊喧嚣。不久，我随剧本创作组远赴江西、广西、湖南、湖北，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与各地风土人情竞相呈现，应接不暇。这对我的生活情趣和后来的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回上海后，任务重重地压在我的肩头。原计划三月初就去江西继续采访，组里的几个人却改变主意，定于四月份外出，先写个初稿，并要我来写。我早就料到事情会这样。我逃不了，反正都得写。再说，免费走了这么多地方，看了许多从来没看过的景致，难道可以推托，不作一点回报吗？于是从二月下旬开始，将采访所得材料，构思剧情和人物。不用说，剧本以“样板戏”为榜样，主题是先行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英雄人物是必须高大的。
三月初，他们要我搬到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说住到那儿清净，有利写作。我在三楼的一个房间自我禁闭，冥思苦索，搞“遵命文学”。当然，也并非闭门不出。有几个星期天，仍和女友约会。
到三月下旬，剧本完成了一半。但要在四月末完成，仍很紧张。所谓“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硬着头皮上，结果必然苦不堪言。不过，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尽管有时时间紧，却从不把自己关在某处。我不相信“打断思路”之类的经验。四月初，居然放下手头的剧本，花费八天时间，还走了一趟大连。
大概在四五月间，总算写完了剧本的初稿。当把它交给组里时，觉得彻底轻松，好像抛弃了一个无价值的包裹。至于剧本的主要英雄人物是谁，情节如何，矛盾冲突又如何，早忘记得一干二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写电影剧本。如今，哪怕满城都是“国产大片”的广告，都无法动我耳目。
五月初，剧本移交到市委写作组。工人作家肖某看了，提了不少意见，要求重改一遍。肖某的意见大多中肯，我觉得他的水平不差。修改的工作好像是W老师担当，我过着如释重负的快乐生活。 五月下旬，第二次外出采访。组里原来是四个人，这次又多了一个小青年，二十岁出头，圆脸，有点胖，看上去浮肿的样子。一对小眼睛，好像永远睁不开，且目光浑浊。他到剧本创作组没有具体任务，我不明白为什么来这么一个陌生人。
第一站到南昌，由南昌再往赣州。当时，省内的长途汽车票很紧张，一时买不到，在南昌停留三天等票。乘几天空闲，采访南昌郊区的一个地质队。饭桌上，听当地人讲邓小平在新建县某机械厂下放劳动的情况。
记得也在南昌，我曾和新来的陌生人讨论过“样板戏”问题。我说：“‘样板戏’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实际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陌生人把江青的“三突出”奉若神明，坚定地维护“样板戏”，最后同我争论起来。我当时读马恩列斯的文艺理论，读别林斯基和丹诺的《艺术哲学》一类书，眼界稍有开拓，觉得“样板戏”太过程式化，未必符合艺术规律，不能以此规范所有的文艺作品，心里不承认“样板戏”的艺术水准超过莎士比亚，超过契诃夫和雨果。各种宣传机器纷纷赞扬“样板戏”是艺术高峰，比文艺复兴还伟大，在我看来是自说自话。年轻气盛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对“样板戏”发不敬言论，陌生人则维护“革命左派”的理论，反驳我。我对他说：“有些问题不好讲，以后再讲。”
另外，陌生人还随身带着很厚的马列著作，我也不以为然，觉得走这么远的路，应尽量轻装，不宜带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书。结果，翌年我遭遇厄运，陌生人揭发我污蔑马列著作是“砖头”。这次同一个不知来路的陌生人争论，种下了祸根。不懂人情世故，遇到陌生人不设防，轻率直言，让我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来朱总管整我，最主要的罪名就是“攻击江青，攻击‘样板戏’”。当批判会上吃惊于自己居然还有攻击马列著作是“砖头”的罪名时，方才若有所悟：陌生人或许是派来“卧底”的。
现在回到我们的行程。从南昌到赣州，行程三百多公里。黄沙石子铺就的简易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汽车陈旧不堪，一路上车门“哐当哐当”作响，真担心会散架。若碰上深坑，颠得骨头都痛。不过对我来说，路途的辛苦实在不算什么，兴奋始终伴随我。一抹一抹的红土地，路边粗大的樟树，绿荫如盖，还有散放的猪，样子很脏却特别有活力。总之，入眼景致皆有趣。我理解了“饱览”一词的含义。
当暮色越来越浓的时候，离赣州还有七八十公里路。长途汽车停在兴国，必须在这儿宿一晚。第二天上午，由兴国抵达赣州。赣州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只是觉得街道很特别，都有长长的走廊，既可遮阳，也可避雨。后来到广州，一看那边的街道也是如此。
次日到瑞金，江西909地质队就在这儿，是重点采访的地方。在瑞金共停留了七天。期间，开了几次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参加的座谈会，还去参观“红色首都”的遗迹，如叶坪、沙洲坝、云石山等地的毛泽东旧居，听了老红军战士的回忆。有一天下午，特地去瑞金城北边的大柏地，体验毛泽东《菩萨蛮・大柏地》一词的意境。“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虹无缘看到，但“关山阵阵苍”的景色庶几有之。由远而近的山峰连绵不断，并不险峻，却很有气势，每个山头都青翠欲滴。
瑞金的采访工作结束，又回到赣州。再由赣州至广东韶关，停留一晚。次日，乘火车去广州。广州附近没有地质队，本不在采访的计划之内。我表示去广州“师出无名”，但有决定权的人当即否定我的看法，说以前没到过广州，出来一次不容易，不可错过。我在组里是“小三子”，自然不再有异议，而且心里很乐意。
南国热得早，六月初的气温已经三十五度了。在广州，冒着烈日凭吊黄花岗辛亥革命烈士墓。三天之后，又乘车到了广西柳州。柳州的天气比广州更热，每到下午，火辣辣的大太阳将气温抬升至三十六度，最热达三十九度。我们住在柳州水文大队总部招待所。那时没有电扇，自然更不知世界上还有空调机。夜里，室内的温度仍很高，睡不好觉。最烦人的一种叫做“蠓”的小虫，绝对是防不胜防，一咬一个大肿块，奇痒。
又四五天之后，跟着柳州水文队的大卡车，到大队属下的一个分队去。这个分队在巴马瑶族自治州县，距柳州大约四百公里。沿途先是连绵不绝的喀斯特地貌，青绿的山峰，千姿百态，妩媚妖娆。越往西，山坡上、江水边，时而出现壮族、瑶族奇特的房舍，竹木结构，上下两层，楼上住人，楼下圈养牲口。山连着山，有的地方很少看到像样的平地。美丽的亚热带风光，与贫穷和闭塞在一起。我特别喜欢江边一丛丛的凤尾竹，挺拔又婀娜，刚健又妩媚。清碧的江水，映着蓝天白云，而丛竹点缀其间，成一幅绝妙的天然图画。
巴马县城简陋得像个小村庄。瑶族人穿黑色的衣服，女人也用黑布包着头，个个皮肤黝黑。我不明白如此艰苦的生存环境，巴马何以能成为有名的长寿之乡。
当夜，住在巴马县城的招待所。虽然只住一夜，却使我至今仍记得这一夜的苦热。躺在被蚊帐包围的木板床上，热得根本无法入睡，用枕边的毛巾不停地擦汗，汗仍像地表渗出的水，滴在竹制的枕头上。在我的经历中，最难熬的酷暑之夜，最早是“文革”初期崇明农场的芦笆屋，其次就是巴马了。
巴马的采访结束后，绕道南宁再至柳州。停留一天后，到了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芦笛岩、七星岩两大溶洞中的石柱、石笋，如虎如狮，如菩萨，如仙女……比宜兴的善卷洞、张公洞奇妙好看多了。W老师去过阳朔，对漓江、阳朔的景色赞不绝口，说得几个人极向往。可是又觉得天太热，加上从上海出来半月有余，几个人都喊累，便放弃漓江、阳朔。实际上我很想去，大家决定不去，使我失望至极，害得我以后常常想像漓江的美景。直到上世纪90年代某一年的春节刚过，我去南宁函授，返回时特地在桂林停留，然后独自乘船溯漓江而上，至于阳朔，正值元宵佳节，明月在天，慢慢走到漓江边，远远地看到江心中的一团火，不知是神是鬼。一边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边回想二十多年前未能游漓江的宿憾，今朝得以了却，觉得自己真有“山水之痴”。
在桂林就数我看山看水最有劲。当大家站在江边远观象鼻山，逐渐似看非看，最后什么都不想看时，我却兴致勃勃地爬上江边的伏波山，构想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形象，直至峰顶。俯看桂林城，屋舍层层叠叠，再望远方，一座座青碧的山峰拔地而起，如巨笋、如金鸡、如骆驼。有的妩媚，有的危仄，有的嶙峋。 桂林停留两天后，到了长沙。这时，外出已经一月有余了。几个人都归心如箭。刘某、W老师好像特别累，回家的念头更迫切。原计划还要去湘鄂交界处的女子钻井队，路比较远，汽车要跑两天，大家便不想去了。对于剧本如何修改，意见也不很统一，也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说是深入厂矿、深入生活，其实即使到了下面的水文地质队，作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不够。跑的地方虽不算少，但蜻蜓点水的多。所以我担心，回上海怎么向写作组的领导汇报交代？
最后一站是武汉。黄鹤楼影踪全无，黄鹤真是一去不复返了。只好跑到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指点龟蛇二山，觉得平淡无奇。七月初，武汉这座火炉已经烧起来了。住了一宿，乘江轮东方红10号，经过五十多小时的风水相激，于7月5日中午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
这是我生平历时最长的一次外出游历，从五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前后四十余天。以时间长短而言，迄今为止仍未打破当年的纪录。由上海至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再回上海，行程七八千公里，经历地域之广，见闻之丰富，印象之深刻，也为后来的单次游历所不及。
转瞬间四十多年往矣，当年采访的人物事迹早已遗忘，电影剧本中的“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迹”更忘得踪影全无，唯有江西的红土地、瑞金的大柏地、广西的竹林、南宁的鲜荔枝、广州的黄花岗、巴马的酷热、桂林的山水……依旧历历在目。在“复旦”中文系首届工农兵学员中，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人再比我走得更远，看到的比我更多。我在“复旦”三年多时间里，最有收获的是两件事：一是自学，读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名著和文艺理论著作;二是借写剧本的机会行走，读南国的人文胜迹和自然山水。事实证明，不是那个时代虚构的“英雄人物”永恒，而是大地永恒，山川永恒，自然美永恒，我们民族的绵绵历史永恒。大批判和写作“遵命文学”，并没有给我精神和审美的提升，强权政治话语、文化暴力与偏见不仅没有给我良知及是非的判断力，反而蛊惑我消灭自我、消灭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不言不语的自然山水，以她生生不息的生命，让我理解美的伟大和道的永恒，也稍稍理解人的生命可以安顿在山林泉石中。后来我读《世说新语》，读到东晋名士孙绰讥评卫永：“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立刻心有戚戚焉，非常赞同山水与作文密切相关的说法。又读袁宏道《徐文长传》，说徐渭不得志，纵酒之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飞，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更加体会到文章须得山川之助的说法确有道理。
外出回来没几天，开始放暑假，同学们陆续离校。这时，我的女友来信了，信上说：“上星期六面晤至今虽则仅有三天时间，然而思念之心一天甚于一天，总好像还有千言万语未倾吐似的。”又告诉我她的假期有一个多月，回家的日子快到了，问我何时放假。我明白她的意思，如果我也放假，想和我一起回家。我何尝不想和她一同回家，只是不能走，电影剧本要讨论。为节省从“复旦”到康平路来回花费的三小时，也为了工作方便，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办公地点，就在市委写作组对面一栋九层楼的七楼。我带上盥洗用具，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
这时，已经是七月下旬了。康平路的林荫道上满是火热的阳光画出的梧桐树叶的影子，凌乱斑驳。我在路边彷徨，特别烦躁，真觉得一天也待不下去。最后，终于向剧本创作组提出我要回家。W老师说剧本还要讨论和修改，劝我再留一段时间。我听不进去，执意要走，公然声称暑假是国务院规定的，这是学生的权利。他们不同意，不同意我也走了。这件事，到了次年的春天，成了我“犟头倔脑”的证据。
其实，我以放暑假为由，不愿在市委写作组多待一天，有多种因素。想回家，回到女友身边，固然是一大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我未曾明言，也不敢明言的，还有其他因素。
一是以为这个剧本难改，也没水平改。“样板戏”当然是“尽善尽美”，高不可攀，我们有本事能再搞出一个“样板戏”吗？我是工农兵学员，初次写电影剧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出初稿，已经尽力。改是他人的事，我也没本事改。创作组里有我的老师，有资历比我深的人，让他们来打磨剧本好了。再说，我也怀疑他们未必能改好剧本。肖某显然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强，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剧本经他亲自动手修改，才发表在上海文艺性综合刊物《朝霞》上。
二是我不敢讲的原因，即对掌管当时文艺的一伙人有看法。在市委写作组，我绝对是离中心远之又远的边缘人物，是来接受锻炼和培养的小人物，绝对不可能闻知重要的机密。但那种舞文弄墨的氛围，自诩左派的狂妄，常常有的一种“策划于密室”的诡异，多少能感觉到一点。比如会耳边飘过“（张）春桥同志讲”、“（姚）文元同志昨晚来电话说”之类的消息。每当有这类消息，这里的气氛就亢奋、紧张起来，大家忙着写文章贯彻上面的指示。随之，报上掀起阵阵浪涛，蛮横、凶险，简直要席卷一切。我觉得这儿很像台风之源，一些人在兴风作浪，当今文化艺术界“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全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与张春桥、姚文元一帮“笔杆子”有密切关系。
“文革”初期，我是个思想激进的“红卫兵”，忠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样舞文弄墨，写了许多大字报，实际上也是极左路线的鼓吹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渐多，阅历渐丰，加上山川胜景的自然美熏陶，开始蒙蒙胧胧地意识到“大好形势”并非“大好”，“样板戏”并非十全十美，江青的“三突出”至多是一家之言……完全说不上清醒，不过是昏睡之后的刚刚苏醒。以前是盲从，现在懂得了质疑，良知安顿在我的心里，被人任意左右的头脑逐渐变得正常。
1974年1月，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我回到了“复旦”，响应上面的号召，考虑如何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一天，W老师通知我：“市委写作组要你去国棉二十一厂写中篇小说，征求征求你的意见。”又告诉我先到《朝霞》编辑部，同一个工人作者一起去厂里。我想，既然征求我意见，则说明并不是命令我一定要去。况且，快要毕业了，两三个月里也写不成中篇小说。于是回答W老师：“我不去。”我不想去的潜在原因还是上面所讲的，看不惯市委写作组，甚至看不惯整个中国的文艺界现状。文学成了政治的婢女，毫无个性，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变成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这是我不愿意去国棉二十一厂，不愿意搞“遵命文学”的最主要原因。或许别的工农兵学员梦寐以求想进市委写作组，羡慕我的“受重视”，但我感觉不自由甚至痛苦。我“不识抬举”，不想高攀写作组。
过了几天，长久的内心厌恶终于形之于声色，我在宿舍里吟了李白的两句诗：“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不解气，又骂一句：“文霸！”殊不知，我的吟诗和骂语被同专业的N偷偷记在笔记本上：某月某日，某某说了什么。
厄运很快降临。
立刻，我从前半生的高峰上摔下来，跌进一生中最深的低谷。
我看到了人们的各种嘴脸，懂得了什么叫政治暴力和精神绞杀。正直和卑鄙同样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