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阅读了老作家邵默夏的唯一出版的长篇小说《步云山夜话》，并重读了他所有的文学作品。大学毕业以后我调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时，邵默夏已经离休，因此没有太多接触。偶尔见面，又大都在开会等一些特定场合，很难有深入的了解。印象里他是个和蔼而稳重的老者，对文学的发展态势，对新近的文学，对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又极为关心，但这关心经常是一种关注，暗中的关注。也说明老作家邵默夏在离休以后，即身体不在文学现场之后，依旧把自己置身于文学发展的前沿之中。
再说，能被重读的文学作品应该说是一种荣幸，我的荣幸和作品的荣幸。文学经典的意义，就是在人类的代代反复阅读之中得以呈现。不似当下，作品还在阅读之中，好像已被遗忘了。
《步云山夜话》是一部很奇特的长篇小说。有很浓郁的很结实的现实叙事，有诡异、奇绝的想象，还有很浪漫的完全属于个人主观的抒情，例如第一部第一章的“序”。在我的想象里，后两者似乎与邵默夏的经历和个性几无关联。
联想到他的文学作品集《蓝天呼唤》之后的阅读感受，我对这位老者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再联系到不久前，偶然见到的有关邵默夏的一个表格《干部任免调动呈报表》。这表格何时填写、何人填写的，就无从考证了。我推断这个表格的填写时间大约在1978年5月邵默夏到大连市文联履新之前。这张表格除了邵默夏的自然情况以外，还有一些我们平时难以接触的情形。比如有“呈报部门意见”栏：“拟任市文联党组书记、主任”，并有朱红公章落款的“中国共产党旅大市委员会 宣传部”，未署日期。“批示”一栏里，有如下字样：“旅组发（1978）45号：邵默夏同志任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任。1978年5月17日”，同上未署任命单位，只是盖了朱红公章“中国共产党旅大市委员会 组织部”。参见图片一。
邵默夏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一批作家和文艺工作的管理者。在1978年，“四人帮”倒台时，进入市文联，也就是我工作的单位，执掌大连文艺的发展大权。他十三岁便参加革命工作，不到二十岁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也开始了党的文化工作的管理。他的早期文学作品，如散文《窗下》（1956年）短篇小说《寻儿记》（1956年）曾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之后，由于他的精力主要投入文艺管理工作中，也由于世事风云的起起伏伏，他的作品并不多。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方面他的热情与精力用于恢复、重建、发展文艺队伍及文艺人才的培养上，一方面又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如短篇小说《蓝天呼唤》《绿书》等。离休以后，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他“把很大精力用于对文革，前前后后事情的思考。作为学习，是想通过这一空前大事件弄通一些道理”（《蓝天呼唤・跋》），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天涯何处无芳草》《捉放虎及其中包含的学问》《贫协代表刘殿福》《无声的朋友》等，体裁都为小说，但纪实性强了一些。人生苦短。邵默夏先生在他的创作经历里却经历了三个相对漫长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创作个性迥异的代表性作品。和一些老作家相比他的创作从数量上看不能算多，我想这一点由不得他。我在看完《蓝天呼唤》后还想，如果他把精力用于创作上（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他的创作实绩肯定比现在更显辉煌。但我又想，假如他和其他的同志没把精力投入办刊、用于培养文学人才上，大连文学曾有过的辉煌会出现吗？用“奉献”“牺牲”这样的词来形容邵默夏先生（也包括现在许多从事文艺管理、编辑等工作的同志）的大半生的文学经历，如果不去细心体味，是很难感觉出其中的沉重的生命代价。
在多多少少为邵默夏的创作数量感到遗憾时，他的诸如《寻儿记》《蓝天呼唤》及晚近的小说，以特有的艺术品性和特有的言说表达，使阅读感到欣喜。这些小说显示出一个作家、一个把毕生精力用于繁荣与发展党的文艺事业的文艺工作者的生命底色和艺术底色。参见邵默夏的作品集《蓝天呼唤》，大连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邵默夏的长篇小说《步云山夜话》，大连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见图片二） 我觉得邵默夏的文学作品有着两个异常重要的特征。一是，有理想，有信念，并且有着不悔的执着的追求，包括文学追求；二是，在人生态度上（也是创作态度上），体现在小说调子里，是乐观向上的、积极进取的和勤于思考的。这两个特点，不是那种抽象的生硬的政治图解，而是具体形象的富有个性的艺术表达。就是说，邵默夏的文学作品，其实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具有积极的与时俱进的艺术表现。在他的作品里，我始终能感觉出，作为一个作家时时在探索着艺术的种种可能，无论是写实风格的还是充分发挥主观想象的，还是夸张变形叙事的，只要能体现出文中之意，都会为他所用。这也是我们经常谈到的文学性问题。毫不夸大地说，作为作家的邵默夏，并没有政治偏见艺术成见、门户成见，而是始终在探求着可能的文学，包括文本结构、语言表达、思想内涵等等，因此而显示出他的作品具有较好的文学素养和较高的文学性。
邵默夏从十六岁加人中国共产党开始，就一直从事党的文艺工作，并在大连文艺界逐渐担负一定的领导责任。在他大半生的工作生涯中，由于政治形势上的原因，他的人生遭际可想而知。但是，无论是他的早期还是晚近的文艺作品，那种对理想与信念的怀疑、犹豫的情绪，都未曾有过。理想与信念就像《燕落南窗》的秋去春来的燕子一样，在“辽阔而神秘的中国大地”，有着“充分的开拓天地”。在《近看红岩村》《桂园的思考》等一系列散文中，从“文革”浩劫中走过来的邵默夏，仍旧怀着景仰与崇敬的心情，来到这些革命圣地，“到历史长河中重温那些已逝的美好事物”。无论彼时与此时，在邵默夏看来，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战胜“庞然大物”的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人“代表着新生力量，联系着人民群众”，而国民党则“是没落腐朽，众叛亲离的纸老虎”。在这些革命圣地的所见所闻，对邵默夏来说，“都这么熟悉这么近。因为这里的道德风貌，人与人的关系，与养育我的胶东解放区一样。”邵默夏少年时期就在山东解放区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十六岁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对党与人民事业的忠诚，对理想与信念的执着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在他的一系列有关反思“文革”的小说里也能看出。
有了崇高的理想与信念，生活就有了原动力，就有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就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创作态度，从而使他的创作，总是洋溢着乐观向上的基调。比较一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窗下》和八十年代的《燕落南窗》，这两篇散文的相通之处都是以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如鲜花、燕子来比拟生活与时代的变化。《窗下》现在看来稍显程式化一些，而《燕落南窗》在叙述方式上又显得拘谨了一些，但如果历史地看，这两篇散文所流露出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眷恋，那种难以遏制的对生活的真诚的热情，都极为清晰地表现出来了。也是在八十年代开始，刚刚享受了思想解放乃至人身自由的许多老文艺工作者相继离开人世，其中也有邵默夏的同志、朋友。这方面的散文，在《蓝天呼唤》一书中，占了一定的篇幅，如《纪念陈淼》《无职未敢忘忧国》《我和作家柯夫同志的交往》《祭傅春和》《去了，王凡》《怀念东北老作家师田手》《人民不朽，艺术不朽――悼诗人方冰》《我所知道的方牧》《来自山河 回归山河――为纪念郭述申逝世两周年而作》等等。都是真挚情感的宣泄，但这宣泄，在一个老者的笔下，便显得平静、稳健和从容了。但是，其中难以抑制的悲痛、惋惜、哀怨也隐约可见。这些已逝的同志，毫不例外地，或在反右时期，或在“文革”时期，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遭到批判、斗争乃至流放。在哀婉他们的不平的生活经历之时，邵默夏更刻骨铭心的是他们对生活的不屈不挠的态度和对党对人民始终负责的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那时是新时期大连起始，更需要组织、引导一大批新的作家，以新的文学风貌出现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显示出大连精神风貌。这就需要进入市文联领导层的邵默夏在精力、体力上关注大连文学的组织工作。从现有的资料能看到，当时大连文学界十分活跃：先是组织了各种层次的文学组织机构，比如文代会、作代会；还组织了各种文学讲座，老作家丁玲，作家张光年、姚雪垠、王愿坚、从维熙、茹志娟、王蒙，评论家冯牧、曾镇南等一大批作家、评论家来大连举办讲座；举办了各种文学座谈会研讨会、工作会议等……这样就形成了活跃的民主的文学氛围。在这样的氛围和形势里，邵默夏不仅仅是一个文艺界的领导者，他还是一个作家。在他的文学愿景里，他希望出现许许多多的大连作家、作品，包括他自己，能占据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上的要隘。回忆起来，新时期大连文学里涌现出一批在国内文学界颇有影响的作家，创作出一批优秀的小说，都是在当时的大连文学氛围中生长而出的。这和当时的文学组织行为应该说有着密切的关联。
作为邵默夏的早期代表性作品《寻儿记》，其种种艺术特征奠定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这是一个“我”的儿子的“失”而复“得”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个片断（场面与细节）都环环相连，跌宕起伏，精心的构思与剪裁，表现出引人入胜的叙事技巧。因此，《寻儿记》中人物内心的刻画、人物个性的多样性的描绘，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显得极不寻常。其所再现的真实的人性、人情，更体现了作家的艺术胆识和艺术水准。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短篇小说《蓝天呼唤》《绿书》发表后，曾引起文学界的热烈反响。两篇小说都有一定的夸张变形的手法，细节写实，意象缥缈，寓意隐喻性强。这样的新颖的艺术表达显然是受到当时国内文学发展大气候的影响，同时也显示出邵默夏的孜孜不倦的文学追求。从五十年代简化、淡化冲突而凸出人物心理流程，到八十年代不再纠缠于表面的生活真实而强化艺术氛围的营造，在变化中发展了的，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特别关注，也是关于人在种种境遇里（困境、逆境等）如何生存的哲学思考。老猎人一辈子才捕获了一只雪花鹰，它的倔傲和老猎人的向往自由的天性有了契合。《蓝天呼唤》不只是对一只勇敢的鹰的神往也是人类对战胜生存中的种种困窘的一种坚定的决心。显然，这小说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写实小说，而是一则寓言了。同样，《绿书》也是一则寓言。感觉上有些类似于陶潜的《桃花源记》，但内中意蕴，也直逼人的生存的哲学话题。
到了思索“文革”的一类小说，如《无声的朋友》等等，主人公又成了极为普通的农民，叙事风格又极为平实：的确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在回忆着历数着过眼的烟云，透过那些历史往事而发出静静的而深入的思考。在这组系列性质的小说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叙事人物――“五七”战士“我”。“我”是个小心谨慎的不多言不多语的人。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觉得在无垠的田野里，在那些朴实的终日劳作的农民中间，有着“取之不尽的学问”（《捉放虎及其中包括的学问》），即人生学问。“我”也一直在思考，“造成农民贫困是天灾，还是人祸？ ”（《贫协代表刘殿福・补记》）把创作视角置于生活底层，开始关注民间的疾苦，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与理解，并在这些贫困、无华的生活中思考着人的生存问题，寻找着人生的亮色与出路。小说的叙事人――“我”在很大程度体现出邵默夏的心路历程。可以看出，事隔二三十年之后再看“文革”经历，邵默夏也是哀而不怨，悲而不怒的。这并不是所谓的“看破”，而是一个对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有着执着追求的老人，在平静地反省和检讨自己，检讨历史。
平心而论，我更喜欢他的那些思索“文革”的系列小说。这些小说，于平淡中寓生动，于平静中寓激情，于简洁中寓丰富的人生内涵。面对着人生阅历丰富、艺术修养深厚的老者，我的确感觉出一种令人敬佩的人生境界。
而在艺术探究上，我也异常喜欢他的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表达。这类作品占他的创作里有很大比重。比如他的短篇小说《蓝天呼唤》和长篇小说《步云山夜话》，特别是后者，将流传在大连农村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和真实的现实以及作为作家的主观意志和情感杂糅在一起，形成了架构复杂、思想深蕴的长篇小说结构，形成了徐徐的艺术表达，形成了老到的思想内蕴（当然是多少年来他在民间、百姓中汲取的精神给养），从而凝聚成他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成就了他凝聚几十年艺术生命的代表性作品，完成了他在中国文学和辽宁文学地理上座标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