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埃博拉病毒肆虐的雾霾终于开始消散的时候，一群无私、无畏的人走出雾霾，当选了美国《时代》周刊2014年年度人物。
在与埃博拉病毒短兵相接的时候，站在前线的是像杰里・布朗这样的一群人：医生目睹身边同事纷纷病倒但仍不放弃，护士站在泥浆、呕吐物和粪便中安慰病人，救护车司机载着病人穿越充满敌意的人群，研究人员在酷热中钻进贫民窟跟踪感染链，工人们在烈日下将有传染性的尸体装入尸袋……但他们没有放弃，正如一位医生在回忆自己濒临死亡之际所想到的：“没有什么能将我们与爱隔绝。”
病毒突然就来了
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郊区，棕榈树和草坪中矗立着一栋涂成黄蓝两色的房子。这是慈善机构“永恒的爱赢得非洲”，它有一所学校、一家电台和一家医院。
2014年3月，埃博拉病毒蔓延至利比里亚，这让医院负责人、46岁的利比里亚医生杰里・布朗非常担心。“这种病毒极具传染性和杀伤力，致死率高达90%，利比里亚怎样才能对付埃博拉？”这个400万人口的国家历经战乱，医疗设施极端缺乏。
布朗没有答案，于是，他又开始考虑：“那我能做些什么呢？”在一次会议上，他向美国医生黛比・艾森赫特博士请教，艾森赫特告诉布朗：埃博拉病毒只会通过体液传播，但也没有治愈方法。她给出的治疗建议是：补充水份，用泰诺止痛，用漂白粉溶液消毒，重要的是要将病人隔离，医护人员穿上保护服。可是布朗所在的医院没有隔离病房，也建不起――整个利比里亚的医院都没有这种“奢侈品”。
布朗想到了院里的小教堂。“怎么能把这么神圣的殿堂用来安置患上这种致命疾病的人？”同事们质问。布朗一个一个地劝：“如果你或你的家人被感染，怎么办？”最终，教堂被改成了有6张床的隔离病房。
6月12日晚上，布朗走出手术室，看到自己的手机上有一连串的未接来电，电话那头是卫生部一位官员，他急迫地问布朗：“教堂里的隔离病房还能用吗？两名塞拉利昂游客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们就诊的蒙罗维亚医院没有隔离病房。我想把他们安置在您那儿，直到检测完成。”
布朗知道将可怕的埃博拉病毒“请”到自己医院的后果，但他没有其它选择。但即将与病人“亲密接触”的护士们内心充满恐惧，一位护士马上就辞职了，“我宁愿离开，也不去照顾埃博拉患者。”另一位护士则借口说，她生病了，没法工作。布朗极力劝说，“生病”的护士终于同意留在隔离病房，还有一些医务人员也愿意配合。
当布朗和护理人员从头到脚穿戴好防护服后，救护车来了。布朗吃惊地看到，车上的救护人员只是穿着普通的工作服。一名患者已经在转送过程中去世了，而另一人也在两天后去世。布朗第一次感到，埃博拉病毒近在咫尺。
违背了对妻子的誓言
流行病学专家法拉赫第一时间赶往新克鲁镇――那两名塞拉利昂游客曾住在那儿。要控制疫情，必须找到接触过病人的每一个人，弄清传播链。但调查的过程并不顺利，几乎所有的人都否认接触过这两个人。有个女人甚至朝着法拉赫叫喊：“如果有谁说我的房子里有病毒，我给他一巴掌。”经过不懈的努力，法拉赫了解到，开车送患者去蒙罗维亚医院的司机失踪了，而他的妹妹已经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他继续追查下去，发现有一个接触对象曾在街头呕吐，还有一个人去过公共浴室――镇上所有人都上那儿洗澡。
布朗的隔离病房床位很快就不够了，他决定将一个厨房和洗衣房也改成病房，又多了20张病床。但不到一周，又人满为患了。布朗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棘手的问题，尤其令他忧心的是，他身边的医生、护士接二连三倒下，医院运营已经难以为继。布朗一方面安抚员工，一方面临时关闭了医院的其他部门。他曾向妻子许诺：自己不会亲自护理埃博拉病人，以免家人担心。但现在，他不得不这么做，“充满恐惧的员工们必须看到我有勇气以身作则。”
现在，布朗和他的医院依旧奋战在一线。当然，还有无数的人和他一起战斗，布朗曾经的同事、美国医生肯特・布兰特利，染病后回国治疗痊愈，仍在向大众普及有关埃博拉病毒的知识;一位31岁的青年从3月就开始担任医师助理，“因为缺少志愿者，所以我决定去。”感染埃博拉后康复的救护车司机福代・加拉称自己的免疫性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我愿意去献血，这样很多人就能得救。我要尽我所能抗击埃博拉。”护士助理萨洛梅・卡瓦曾守在埃博拉患者的病榻旁边，为他们擦洗和喂食，甚至在一周之内失去双亲和自己感染埃博拉并幸运地痊愈后依然如此，她说：“上帝给了我帮助别人的第二次机会。”
一颗英雄的心
今年入围《时代》年度人物的最终候选者共有8个，除了埃博拉医护人员，还包括弗格森案抗议者、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威夫特、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苹果CEO蒂姆・库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代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和美国橄榄球联盟总裁罗杰・古德尔。
在《时代》总编辑南希・吉布斯看来，埃博拉是一场战争，也是一个警告。“它暴露出非洲国家的腐败、西方政府的骄傲自满和各种官僚机构之间的勾心斗角。全球卫生体系还远不够强大，不足以保护我们免受传染性疾病的威胁。‘我们’指的是每一个人，而不只是遥远国度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