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之际，女性题壁诗大盛。不同于男性文人的风雅行为，女子的题壁之举往往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传达的是有关她们生存状况和心理活动的真实信息。而男性文人对于女性题壁诗的关注，背后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寄托着他们的政治情绪和“补史”的历史使命感。
关键词：绝命书写 身世悲歌 留名意识 补史实录
一、清代女性题壁诗内容
题壁这种书写形式源于男性诗人，但历代都有女性模仿，明清以降，女性题壁诗呈大盛之势。翻开明清时期辑录女诗人作品的总集，关于题壁诗的记载比比皆是，陈维崧的《妇人集》、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闰集》、王蕴章《然脂余韵》、沈善宝《名媛诗话》、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等，均收入大量的题壁诗。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身逢战乱，陷入困境的绝命书写
这些带有自传色彩的文字，与纸质文字颇为不同，由于其特定的地点和表达方式，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了更为具体和更加贴近作者的设想，如同翻开一封隐秘的私人信笺，吸引力恐怕不是来自诗歌本身，更多的是诗歌创作的背景和作者彼时的心境。这复杂的背景和诗歌的合力，能够营造出一种神秘独特的魅力，产生打动人心的力量。
（二）其他内容
除了战乱中的绝命书写外，女性题壁诗中还有抒发羁旅之愁、飘萍之感的内容。这些出现于客店和驿站的女子手迹，往往是她们在脱离了正常闺中生涯时留下的，诸如灾荒、家门遭难，或因生计所迫，不得不流离迁徙，飘零异乡，她们在诗中也流露出见之于世的希望。据邓汉仪《诗观》载，他曾于1654年在山东客栈墙上看到一首署名湘阳女子的题咏，序中道：“庶几君子怜我，不知秽陋之章，风人有心采入金闺之秀云尔”{4}，明确表示希望自己的诗能为选家看中，收入集中。这些题壁诗中不乏佳作，正如雷缙所说：“女子题壁诗多佳者，盖红颜命薄，不幸而沦落天涯，抑郁无告，乃不得已而发为诗。直以血泪丝丝，沁为词华，所作安得不佳？昔人所谓人穷则工诗，洵然。”{5}这类的题壁之作主要有如下内容：
1.羁旅之愁、漂泊之悲。古代女性身披裹足之苦，平时极少出行，当她们不得已人在旅途时，往往身体不堪车马劳顿，心理上也难以承受没有安全感的漂泊状态，因此她们的题壁之作丝毫没有男性由于登临或漫游所引发的壮游豪情和思飞逸兴，而是充满愁苦之音。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附录中多有此类题壁之作，如赵雪华的《郯城县旗亭题壁》：“不扫双蛾问碧是纱，谁从马上拨琵琶。驿亭空有归家梦，惊破啼声是夜笳。”作者身份、到此缘故均无可考，但从诗中“昭君马上琵琶”的典故可猜想或为虏往北地，或为北嫁的女子旅途思乡之作。
2.灾荒逃难的狼狈形迹和家门遭难、流放迁徙的痛苦。女性永远是各种天灾人祸的牺牲者，她们无力改变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任由播迁。题壁之作记录了她们的遭遇和心境，见证着她们悲惨的命运，浸透了她们的血泪。雷缙《闺秀诗话》中载：“都门贫女，衣衫褴褛，面目凄清，行乞于市，苦无所得，因拾炭为墨，题壁云：‘离乡背景苦奔波，为值年荒受折磨。踏破绣鞋埋雪径，飘残蓬鬓落尘窠。沿门乞食推恩少，蒙袂求人忍辱多。欲赋归欤家莫问，卖珠无婢泪滂沱。’”
3.倾诉遇人不偶之恨。这样的悲叹是历代女性常见的题材之一，在女性题壁诗中也可发现它们的影子。此类诗的作者多为生长贫家、身份微贱的小妾，她们遭受着封建伦理对女性的歧视压迫，沦为一夫多妻制的畸形婚姻中闺闱争斗的牺牲品。其中不乏聪慧美丽的才女，她们利用题壁这一独特的方式，将自己的不幸昭示世人，一则借以抒发自己的苦闷，二则希望得到人们广泛的同情和怜悯。雷缙的《闺秀诗话》载：滋阳县北有新嘉驿，地颇幽倩，会稽女史题诗壁上，诗云：“银红衫子半蒙尘，一盏孤灯伴此身。恰似梨花经雨后，可怜零落旧时春。终日如同虎豹游，含情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无意，留与风流作话头。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表达了诗人身为小妾动辄得咎、俯仰依人的哀痛，诗中还郑重地告诫后来的读者，莫要轻读了自己和泪写成的文本。前面的自序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余生会稽，幼攻书史，年方及笄，适于燕客。”接着又讲述自己才情高妙的林下风致不被丈夫欣赏珍惜，任由悍妒大妇苦加磨折，动辄被笞，行同奴婢，故觉生不如死。有意味的是她下面的话：“死何足惜？但恐委身草莽，湮没无闻，故忍死须臾，候诸妮子睡熟，潜步后庭，以泪和墨，题三绝于壁。庶知音读之，悲余生之不测，则余死且不朽。”{6}这名女子有着强烈的留名意识，希望通过选家为之传世，并由此获得不朽。她的预期果然通过题壁行为得以实现，其诗被抄录流传，诸选家纷纷选录，其事引起人们的深切同情，引来大批男女读者的和作，并成为后世题壁女性的楷模。 从以上内容可以窥见女性题壁诗乃是作者陷入性命攸关或生活困境时的匆忙之作，她们题壁的目的都是希望自己的才华和身世得以明世，最终获得自身价值的社会体认，其中追求不朽的意识异常浓厚，这与清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强烈的留名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清代女性题壁诗兴盛的原因，首先，题壁之作往往是在危急或仓促之中完成，不可能从容地使用传统的笔墨纸砚，墙壁是唯一可供书写的场所。其次是题壁诗的易于传播。题壁之作多在旅社和驿站等公开、流动性大的场所，易于为过往旅客阅读并传播，可以很好地完成作者让世人了解自己的愿望。第三是社会的承认和鼓励。清代女性创作在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地被纳入主流文化，其话语为男性精英所赏识，这便树立了女性创作的自信和动力。作为女性自我述写的方式之一，题壁诗有着更加吸引男性注意的魅力。每有女子题壁诗出，便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同情，纷纷抄录传阅，题诗和之，更有文人加以收集整理，付梓行世，满足了题壁者希望由此获得不朽的心愿，这就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女子题壁行为。
二、收集整理女性题壁诗的热潮及其目的
收集女子壁间题作的热潮起于晚明，最早的一首题壁诗乃于1618年万历末年发现于山东南部新嘉驿站壁上，前有自序，由此奠定了女性题壁诗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序中简介其身世，包括籍贯、教养、家庭背景、所遇不幸。而诗则与序互为补充，进一步书写她在突发事件或所遭不测中所受的磨难和痛苦的心境，并流露出传世的愿望。这一组诗的发现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和者甚众，晚明选家周之标在《和会稽女子诗并为解嘲》中言：“和者一时倾海内，笔花墨露两垂垂。”{7}他将自己及其他六位作家的和作都收入选本中，对女性题壁诗收集整理的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末清初的选集和轶事纪闻中女子题壁之作的记载甚多，许多文人的集子中也都能找到为数不少的女子题壁诗。
女子题壁诗是如此热门，以至出现了男性伪作，其动因之一与历代文人喜作闺音的传统一脉相承，他们擅长以香草美人为寄托，驾轻就熟地借女子口吻言自己情怀；其二是女子题壁诗比男性题壁诗更容易引起世人的关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人往往制造假象，以满足自己游戏促狭的心理。如嘉庆间《四川通志》云：“鹃红，不知何姓氏，于南沙河富庄驿题壁诗六首，自署蜀女，后有长跋”，其口吻形式一似其他女性题壁诗，但常州陆祁孙崇在其《百药斋诗集》中点破了谜底，在记录了以上诸诗后，序云：“辛酉正月偕刘大嗣绾、洪大饴孙，宿富庄驿，寒夜被酒，戏联句成六绝题壁上，署曰‘蜀中女子鹃红’，已而传和遍于京师，两君戒余勿言。”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卷四亦载：“有人于山东旅店见维扬女子题壁诗，文词并美，遂钞录之。过数驿遇故人，偶谈及此，故人问诗工否，其人赞云：‘诗绝佳，但未知貌何如耳？’故人自捋其须曰：‘与仆相似。’”由此可以想见有些题壁诗乃文人于驿站寄宿时的游戏之作，这就为女性题壁诗的甄别带来麻烦，因此收集者和选家常常详细地注明发现者、发现场所，以此竭力证明其确为女性所作。
这些文人之所以如此热心地收集和保存这些最易消亡的“消失者的话语”{8}，原因极其复杂，其中之一便是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文人，经历了天崩地坼的大劫难，心中隐藏着不可直言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他们表面屈服于清政府高压兼怀柔的政策，但排满的民族情绪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未曾消弥。这些在战乱中遭受不幸的女子恰好与他们普遍的感伤情绪相契合，又普遍地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同情，有着感召社会的巨大力量，用邓汉仪的话来说，即“丧乱以来，红颜尘土不知凡几，而才女尤为可怜。”{9}于是，借丧乱中女子的遭遇言说自己心中的政治不满，成了文人有效地躲避清代高张密布的文字罗网的宣泄方式。
其次，清代实录之风盛行，创作重实证而轻虚幻，无论小说、戏曲、散文还是诗歌，均提倡有史可依，将文学创作比拟历史，而且要求合乎“信史”、“实录”，如黄宗羲所言：“国可灭，史不可灭。”{10}但是清初统治者文纲森严，文祸迭起，严重地堵塞了文人的言路，他们又不能轻言国家史事，只好于旁支末梢、稗乘野史中尽其“补史”之责。而女性题壁的搜辑也成为他们关注的内容，他们与命运多舛的短命才女两相对照，哀其不幸，感己身世，极易产生同病相怜的认同感，进而油然而生为其建立生存档案的高度责任感，正如《然脂集》的作者王士禄在他的《征闺秀诗文书》中恳求天下文士群起拯救妇女诗于危亡之中的呼吁：
伏冀当代博雅君子，好事胜流，凡有同心，共为甄采。或常生细君之书，或囊书，或谢氏闺庭之絮咏，或邮亭驿壁之偶见，或残碑断简之仅存，以及家乘舆志别集脞录之所记载，或属完书，或属只句，如汲冢之断简，譬孔壁之古文，并付邮筒。{11}
正是出于这样记录文献、保存历史的使命感，许多文人在整理和甄别女性题壁诗时可谓不遗余力，如明末会稽女子题壁一事最初由袁中道在其《珂雪斋前集》中见诸世人，这是他与钱谦益一同北游，路过新嘉驿站时发现的，还和诗壁上，钱氏的和诗《新嘉驿壁和袁小修题会稽女子诗》收入其《牧斋初学集》。时人汪大年曾和诗十组共三十首绝句，并附有长序一篇，详细说明了他对这个故事由怀疑到坚信不疑的过程，他曾打算北上亲自考察会稽女子题壁处，但因好事者已将其毁损而作罢。直到清代，仍有人针对会稽女子题壁一事寻访考证，如著名文人施润章曾亲往新安驿，虽没发现原来的出处，但却找到了一个自称目睹并会背诵题壁诗的老驿卒，施氏由此确定了题壁的时间和地点，并将其当做重要史料载入自己的集子。清代文坛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王士祯也曾参与此事，他与友人1655年前后在山东安德邸舍发现了署名“会稽女子兰雪”的和诗，题目为《和会稽女子新嘉驿三绝》，王氏与友人亦和诗其旁，并记录其事，又从旁佐证了会稽女子一事的确切。
一首女子题壁诗能使明清两代文人投入如此大的精力，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不能不说微妙复杂，在这种琐碎的整理和考据之中，除了寄托清代文人的政治情绪，满足他们“补史”的历史使命感之外，还有着他们保存即将消亡之文化的良知，正如女诗人选家在序中常常提到的，他们花费几年甚至十数年的时间整理剞劂闺媛之诗，目的在于不使其如“落花飞絮，随风湮没”{12}。题壁诗，尤其是女性题壁诗，作为极其容易消亡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自然成为文人的抢救对象，我们常常可以在他们的记录之后看到如是感叹：“再过之则已经圬墁不可复迹矣。”{13}难怪王士禄在其《征闺秀诗文书》中要大声疾呼人们将女性题壁之作视作珍贵的出土文物。 此外，女子题壁诗的整理出版还与清代兴起的“鉴赏女性”之风有关，清代文人常常以扶持鼓励女性作诗为风雅事业，题壁诗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带着真假莫辨的神秘面纱和断简残章的极富召唤性的特质，颇能调动文人关于才女的浪漫想象，其背后的故事更能引动他们的嗟叹和玩味。虽然对这些女性遗书的兴趣中有各种复杂动机，或出于“好事”，或文人的风流自赏，有时甚至为了商业的目的，利用人们对此的好奇和同情，如将杜小英的事迹写入色情小说《姑妄言》中，而娟红之事也为赵野航谱为院本《娟红记》八出，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参与在保存和传播这些文字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女子用生命写就的悲歌最终依赖文人得以留存，文人亦籍代她们“立言”而成就了使自己“不朽”的事业。
{1} 俞陛云.清代闺秀诗话（卷二十二）[A].钱仲联.清诗纪事・列女卷[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5634.
{2} 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一）[M].道光红香馆刊本.
{3} 恽珠.正始集附录[A]. 道光红香馆刊本[M].
{4} 邓汉仪.诗观初集（卷十二）[A].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7} 周之标.女中七才子兰咳集（卷五）[A].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卷四）[C].顺治本.
{8} 玛里琳・艾薇（Marilyn Ivy）. 现代性、日本、幻想（Modernity，Japan，Phantasm） [A].消逝者的话语（Discourses of the Vanishing）[C].Chicag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10} 黄宗羲.南雷文定（卷六）[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01.
{12} 戴鉴.国朝闺秀香咳集序[A].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