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志刚，1966年出生于苏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喜欢读书、写字、喝茶。
陈云昭×郁志刚
◎听书听出来的读书人
陈云昭：想和你聊聊阅读的话题。
郁志刚：叫我来谈读书可能没有什么说服力，当今最好看看有什么因读书而发了财的人，因为大家读书都有目的性，而我早就没有了。我读书不“用”的，我只是无目的喜欢看点书，纯粹只是喜欢读书的生活方式，因此我读书没有成绩，也经不起考核。就试着聊聊吧。
陈云昭：还能回忆起你最早接触阅读的情景嘛？
郁志刚：你知道我小时候不是在大城市里长大，我是在乡镇长大的。乡镇是什么呢？它是非农村，其实它一直是一种城市和农村的过渡。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尽管是封闭的，但实际上，文化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都是非常强烈的。当时想传播什么文化、想传播到哪里、想传播出什么效果来，那是不折不扣地能做到的。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样一个时代伴随着思想解放那就好了，但恰恰在那个时代，是思想禁锢的时代。也就是说，我是生活在一个强有力的传播单一性文化、一元化文化的一个年代。所以我从小就不少接触媒体，也不少接触一些文化的传播方式，而且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也比较特殊，我家所住的那个老街的对面就是文化站，大概有二十来米，隔壁隔几个门面就是我们镇上的一家小书店。所以，在这个环境中我觉得无论是接触报刊还是接触一些阅读的书籍都比较方便。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自然而然地过着一种伴随着阅读的生活方式，非常自然，这一点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
陈云昭：这样的一种“自然而然”的阅读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郁志刚：在我刚上小学的前后几年，一直到初中阶段一直这样。
陈云昭：是不是你的家庭环境也促使了你这样去阅读？
郁志刚：我实际上并不是出生在一个读书的家庭。我爷爷是一个小业主，连小资本家都算不上。我父亲是那一代家里最小的，像这样的孩子是非常受溺爱，非常调皮的，所以我父亲从小并不专心念书。我母亲虽然出生在一个小资本家的的家庭，但由于生活窘迫和运动冲击等原因，包括我舅舅他们都没上高中，念完了初中自然就不念了，那么相比我父亲来说我母亲更加适合读一点书，尽管念得不多，但多少还有一点能读书的遗传。我父亲尽管很聪明，记性很好，但是他不念书，他爱好听戏、听说书，我爷爷也是这样。我们家开的是一个茶馆，到我父亲手里还开过书场，我们家就经常有那种比较见多识广的人出入。我从小在这个环境，倒是一个有利于接收各种各样信息的一个环境。
大概在我十来岁，小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文革”一结束，书场又开了，说书的都出来了。说的书目，除了三国水浒，就是才子佳人。但是，这些无论是武打的书也好，还是那个才子佳人的书，这种演出的环境里，我听的东西里面，实际上都是以读书人为主线，都有着民间的一种推崇读书人的常识性在里面。你看那个在古代的戏文里头，读了书可以中状元，中了状元能够娶到宰相的女儿，那么落难的公子，只要是一个有才气的读书人，他也会被小姐看上了私定终身。读书对一个人的人生向导作用，在我从小接触的那个戏文里和评弹的故事里头，其实是非常多的。同时，一种读书的雅趣又表现得很充分，你如果说有幸在两三个月内听了一部《三笑》，你大概即使不会画画也知道了如何吟诗答对，这里面有些什么趣味，暗藏什么典故，读书有什么乐趣等，在那一类戏里头有非常充分的表达。所以这种读书的趣味性，我小时候并不是从读书中来的，而是从具体的生活方式当中来的。我爷爷告诉我他还做过“摇航船”的生意，有一种 “小航船”，相当于现在的小型客运这样一种生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包车，跑苏州，跑上海。譬如医生在水乡要出诊，在城里要坐轿子在乡下要坐小船，经常雇船走。我爷爷经常看到当时的文人或行医的家庭，那些当地小镇名流家里已经有出去念大学的子女，到上海的到北京的到苏州的到杭州的都有，甚至已经有出国留学的，我们镇上那个时候有一个名庭已经有留学生，留美的，后来成了我们那里的发电厂的总工程师。我爷爷就羡慕那种家庭，他说我们这样的家庭经过几代人如果也能出一个读书人就是有面子了。
我小时候所生长的那个环境虽然没有很高深的读书人，但那时人的品行端正，人的气质大概还有点传统的遗风，那么我还没有碰上“文革”期间大肆宣扬读书无用的观点，我所接触的都是很尊重读书很推崇读书的人。我听到的所谓读书无用的恰恰是后来老师在课堂上说的了。所以对我来说读书看书是比较自觉的。
◎书斋里的生活方式
陈云昭：那么阅读在你现在的生活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郁志刚：阅读最终在我的生活充当一个什么角色，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小时候读书，也不能说一点虚荣心都没有，总认为读书是好事，读好书是有面子的，总有一点这方面的鼓舞。但是那个时候，大概主要是为了升学而读书，也不明确为有出息而读书，还不懂有出息是什么样，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有什么出息的。
我上的高中是重点高中，就是考上县中了。县中完全打开了我的另一个境界。也就是说，学校像个学校，老师像个老师，读书像个读书，学生像个学生，那是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真正进入正规的读书。我初中也有很好的老师，也有相对比较正规的教育，但是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感觉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我真正打开眼界，知道读书，真正知道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能够陶冶一个人的性格，所谓变化气质，陶冶心灵这个方面，那大概是我的高中那批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更深。那批老师知识面广，教数学的还能爱好古典音乐，教物理的实际上语文功底也非常好，教语文的已经是北大下放下来的高材生。在我们高中阶段能开讲座的一些老师很有可能就是在“文革”当中受运动冲击而下放下来的，有的是从大学里下放下来的，客观上平衡了人才资源。如果没有运动和下放，我在乡镇，在县上，碰不到这么好的老师。那一批老师唯一的不足就是思想受禁锢的时间久了之后，解放意识不够，但是那种知识的扎实程度，为人师表的工整，那对我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大了，甚至比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所遇到留校教书的那批年轻教师还要工整，还要到位。所以我懂得要寻找读书的门径，大概就是高中那个时候。 从我眼下的角度来说，为升学而读书的阶段已经过了。我大学刚刚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感觉到大概是我中文刚刚入门的阶段，能解决入门我想已经不错了。但是正当我还想要深造的时候，就要毕业了，就要教书了。那么我是愿意继续读书的，感觉就算是少吃一顿饭，也愿意继续读书的，但是恰恰毕业了要工作了，所以后来再考研究生。但是从1988年到1991年这个三年具体的生活经历，恰恰引导了我对读书这件事情有了比较审慎的态度。我感觉到学中文，如果没有一点非功利的目的的话，仅仅是为了用一点而已去读的话，其实读和不读区别不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文学科基本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文已经走下坡路了。我上本科的时候对中文开始很崇拜的，但是我毕业的时候，中文这个学科在社会上的用途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从万精油到基本无用的阶段，如果不是为了爱好，大概大可以不读。那么我要考研究生我恰恰爱好的是中文，我当时如果没有一点务虚的勇气，没有一点务虚的内在需要，我不会再去读这个专业。还由于我一向爱好书法，我非常想研究书法，所以我那个时候选择的专业是古代文学批评。学这个专业的好处就是为研究书法寻一把钥匙。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三年以文会友，以书会友，比较非功利的读书。
我比较看重非功利的读书状态，为有用而读书，固然读的是有用的，但是，其实乐趣是不会太大的。而且，但求有需要的时候拿起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放下，这一种读书实际上不可能读的很好。而且人读书一旦入门了以后，除非是一种不可抗的客观因素不读书，一般真正入了门的人大概是不大会不读的。只要条件有可能，他多多少少都会读下去的。况且一个人阅历的增长，和这个人读书的长进几乎是很难分得开的。你的人生感受能够在书本当中得到共鸣，书本也可以启示你面对人生感受时获得一种新的悟性，也就是能够不断引导人进入一种新的感情境界和思想境界。所以这样的阅读肯定不会随意地放弃或者放下。所以我现在还是这样，尽管也有可能不如以前读得多，但我基本上还是处于这种读书、写字的生活方式。我除了工作之外大概都处在一种读书和写字这种状态当中。我比较喜欢这么一种书斋里的生活方式，我不喜欢别的生活方式，我天生喜欢这样方式。我觉得有趣，有闲，为什么不呢？所以我现在的读书状态，这种非功利对我来说是自然的。
我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里，在一生当中大概应该有一个不短的非功利时期，这一段时期甚至可以决定他一生的成绩，你比如说写字是这样，读书也是这样。这个读书讲得更确切一点的可能是叫做学问。凡是成为大学问家的，凡是成为大艺术家的，他的一生当中，我想一定有一个非功利的阶段起作用。成功的人，其实他背后还有一个好的老师，忽隐忽现。那么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虽然没有什么大目标，我甚至可以做得更有趣味一点。我的那些在大学里教书的同学都非常羡慕我，为什么呢？他们是要教书，他们是要做讲义的，他们要被考核，但是对我来说，读书是纯“唯心”的。而且没有“形而下”的考核来折磨我。我认为形而下一直来考核形而上，其实是一种伤害。
我现在最常态的生活就是写写字，累了就看看书，看书看厌了我下一阶段就写字，一直这样。我写字不是为了卖字，读书不是为了出卖知识，我不是为了评职称，我不是为了要教课。我天生喜欢过这种日子，又恰恰过上了，我觉得对我是很幸运的。
我讲个笑话你听，上个星期我们那个书画院，给我发了个短信，内容是请你申报这个省级以上的展览次数和获奖作品，也就是申报个人的创作和获奖成就吧。看到这条短信，我真的无话可说，我就给他回了个短信，我说我是写给自己看的，顶多朋友看看，因此我毫无成就，也经不起考核。我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展览在书房。获奖是朋友欣赏而已。对我读书最高的奖赏大概就是朋友愿意和我聊天。所以，我是非常羡慕民国那些教授的，没有人去考核他，还照当教授，还有蔡元培去呵护他。所以我想想我那些同学在大学里大概要填这种表格也蛮难受的。还有，我相信这样的表格即使填一万张，或许还是不能让人家看出来这个人有多少学问，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创作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陶冶心灵，变化气质
陈云昭：有没有哪本书给你带来过很大影响的？
郁志刚：大概是1999年，我那时候在政协做接待工作，我接待了一批客人，来参观我们长江大桥的。有台湾客人和香港客人，是全国政协的一个团队。接触这一批人给我的印象是他们更像中国人。我知道中国人在不同的阶段大概是什么为人方式和生活特点。所以我觉得他们更像中国人，这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问题，何以不在内地的国人，越像国人。而我们生活在大陆上的所谓内地的这些国人在精神气质上就越来越不像国人？根本原因在教育和读书。后来读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一本书恰恰帮助我重新认识我的思想和学术风气的转变过程。我刚刚在谈前面问题的时候，说的八个字，叫“陶冶心灵，变化气质”，读了书，对人的一种深刻的改变在这个八个字里，它是有极大的容量可以包含的。所以钱穆先生这一本《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可以说是我一个新境界和新起点的开始――我的读书方式、思考方式，或者说我的文化观，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大概在我三十以后的那个几年当中，得到了新的提升。
还有一本书，是我最敬佩的近代史专家袁伟时先生的《中国现代思想散论》。我读完了之后，我在扉页上写下了一个感受，就如梁启超先生说，读到龚定庵的诗有触电的感觉，我念到袁伟时先生的书之后，我也有触电的感觉。这个时候我最真切的一种体会是，每当读完一本书的感受是马上开启另一本书的感觉。所以读书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就永远有一个翻过去又要反过来的一个感觉，这本书翻过去了，就意味着受这本书的引导，我会去读更多的相关的书。好了，我读完这一本书之后，只要属于袁伟时先生的文章，我一定会认真读，凡是他的书我一定会认真的去看，那么他后来所出的书我也都看了。
第三本，是我开始接触经济学的起点，是我认为我目前读到非常有思想价值、学术价值的一个经济学家，她叫何清涟。我认为如果要论有深切现实关怀的、有良知的经济学著作，大概在我眼里，像这种一系列的书，都是用链接的方式，去把他下载到脑子里头，这本书事《经济学与人类关怀》。 也就是说，在世纪之交，这三个人对我的影响胜过我在大学里读过的在专业方面的其他著作。他们对我现在的一些引导性、思考问题的方法大概超过我在专业上的崇拜的任何一个有学问的老师。
陈云昭：你的阅读口味是不是都是经典，一些时下的读物也看吗？
郁志刚：我喜欢读已经经受过时间考验的读物，这样我觉得无论是时间精力上和收获上，都成正比。而且我一个本事，人家当然也有这个本事。这本书今后会不会有价值，有多少思想资源，能不能成为经典或者说经得起经不起读第二遍和第三遍，拿到我手上来大概是一望而得之。所以我一般在阅读上不大会浪费时间。我新的东西也读，但是往往是值得我关注的一些，比如说某先生新发表一篇文章，我当然也会去看他，因为这位先生在我心目当中可以成为经典的人物。那么一般网络媒体这些我关注的不多。我不上网阅读，一是视力也不好，二是我觉得上网阅读某种程度上对时间精力和收获不一定成正比。我这个年纪经不起多少浪费。所以一般来说时髦的东西我都避免的，我只有选择地接受某一类杂志某一类文章，和某一类栏目，和某一个媒体。我在这个方面是选择得非常挑剔的。
陈云昭：听说你也喜欢收藏一些书，你主要喜欢藏哪一类的图书？
郁志刚：我这里的藏书用我自己的方法，大概分为第一类传统经典；第二类近现代思想文化及近现代文化名人经典著作，这是我收藏和阅读的重点；第三类，经典的碑帖字画及书画研究类著作，也是我收藏的一个重点；第四类，佛学经典类。这几年我注意收藏近现代的佛学类的书，近代佛学在近代思想学术史上有非常灿烂的一个发展阶段。西方的著作也有一点，但是就不如我其他方面的。我这几年注意收藏的，还有海外汉学著作等。
陈云昭：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道家思想一向对知识持反对态度的。所罗门曾言“积累知识就是积累悲哀”，你是怎么看这类思想的？
郁志刚：这种思想一定是从那种终极的角度说的。我觉得道家真正的核心思想是顺其自然，道家更注重“形而上”的追求。道家一定反对考核，反对人为。
陈云昭：你一般读书会在哪里读？
郁志刚：我这个人喜欢一本正经地读，我从不在什么火车上轮船上读书。我只一本正经地在书房里读。
陈云昭：能概括一下你的读书方式吗？
郁志刚：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思想链接了我曾经读过的或者我收藏的另一本书，也就是说，当你一本书读完的时候，其实你的桌上一定是堆了一堆书，而且这一堆书当中都有不同的页码夹着或者叠着，我喜欢这样的一种阅读方式，而且是跨学科的。
陈云昭：平时你的书是怎么购买？主要是逛书店吗？
郁志刚：以前最传统的是去书店买书，书看多了就会知道哪些书是好书，有些书你看它一眼就觉得它在等你。我的大多数书，都是在书店里买的，后来我买大套的书也向出版社直接购买，出版社会给我一点优惠。还有就是我托人在网上买。我的朋友也会顺便买书送我。
陈云昭：能否给读者们推荐一些书？
郁志刚：好书有时因人而异，如果要适合一点共性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我还愿意向大家推荐一些。
一是许倬云先生，他和钱穆先生一样是出生于无锡的百年以来中国最了不起的历史家之一，他和钱穆先生一是中学为本，一是西学为本的，可读性强些，适合大家读的有《许倬云访谈录》、《家事、国事、天下事》等。
二是周有光先生，我这些年觉得老人的访谈录非常值得读，如《周有光百岁自述》，他的《现代文化的冲击波》、《21世纪的华语与华文》堪称深入浅出的学问书，大彻大悟的智慧书，真实平等的慈悲书，经典雅训的语文书，非常适合各个阶层读。
三是资中筠先生，近年来出了五本“自选集”，她可以教我们今日何以自知自明的智慧，也教人做人应有的“底色”和“底线”。
◎影响郁志刚的三本书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作 者：钱穆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钱先生所处的时代风云跌宕，钱先生个人的命运一波三折，书中积一个世纪之久之人事正是“气运”一说的具体表现。钱先生说，中国人虽有忧患却不悲观，知天运正为尽人力。八秩高龄不肯安享天乐依然笔耕不辍，正为尽人力。此等美意，怎可辜负！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作 者：袁伟时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经济学与人类关怀》
作 者：何清涟
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本书作者曾以《现代化的陷阱》红遍大江南北，在戊戌变法百年祭时，她写下了《一个世纪的漂泊》，记录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终结。当然，作者生活在当代，她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对近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大潮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变化，人们的生态和心理所承受的不同冲击，给予了全方位的关注和研究。她立足经济领域，但视角朝向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色彩，她在不断地拷问：“我的精神故乡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