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先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吧。
文珍：你在《情感教育》这篇小说里展现了不俗的文学素养，看得出文学准备很充分，而据我所知此前你并未在正式期刊上发表过小说，只参加过一些学校的文学社团活动，以及在校刊和豆瓣上发表作品，那你是如何看待这篇正式发表的作品的？它和你之前写过的小说有何不同？
吴永熹：事实上我小说写得很少，这你也知道。我记得我俩之间几年前还有过一次谈话，我说我必须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才能开始写，你觉得必须在写作训练中做准备。我到现在依然觉得我们两个的这两种想法都有对的地方。对我来说，写作的准备主要是阅读上的积累和思想上的准备。首先，你要通过大量的、广泛的阅读才能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它们为什么好，又存在哪些不同的写作道路。对于大的文学图谱有一个总体把握能够帮助你确定目标――即便有些高度是你永远也够不着的，但你会知道你想要做的是什么。此外，我一直觉得像小说、电影这样的叙事艺术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思想能力。不像绘画和音乐这类抽象艺术，创作者还有可藏身之地，在小说中作者很难将自己隐藏起来。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对写作的准备不够，主要就是知道自己在思想能力上的欠缺。这件事大概是急不来的，它既要通过大量阅读，大量接触别的各类作品来学习，又有赖于个人的成长与成熟的过程――本来我们的生命体验也是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不断加深的。到现在我都不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只能说，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开始”了。但也是这两年稍微自觉开始写作后我才更深刻地意识到你说的写作训练的重要性。所谓“眼高手低”，只有真正开始劳作才知道手艺是要通过大量写作才能练出来。
说实话，对这篇小说我心情比较复杂。刚完成的时候当然挺高兴的，因为是第一次完成一个这样篇幅的作品。之后蒙《山花》垂青，很快决定将它推出来，我当然受宠受惊，并深受鼓励。但我冷静下来以后便开始发现它的种种欠缺，我想这篇小说对我最大的意义是它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虽然我对它不完全满意，但在写它的过程中我还是学会了一些东西。
文珍：简略谈谈你开始写小说的历程，从何时何地开始较为自觉的文学创作的？
吴永熹：想要开始写小说大概是上大一的时候。我记得是大一下学期到大一暑假，身体里突然有一种东西觉醒了，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大学时期写过小说，也零星写过一些诗，但我直觉上认为还是小说对我更有吸引力。之后一直知道自己想写，断断续续地做尝试，但是当然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废品。虽然一直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我还是把写作当成我生活中主要的目标之一，我的求学生涯和职业生涯中许多选择都是围绕它来做的。只希望从现在开始，出产废品的比例会小一点。
文珍：最近你在楚尘文化出版的一本译著是莉迪亚・戴维斯的《几乎没有记忆》，莉迪亚・戴维斯流传最广的身份当然是著名美国小说家保罗・奥斯特的前妻，但她事实上也是一位重要的美国当代小说家，历获古根海姆奖、布克奖等。翻译这本书的过程，想必让你受益良多，请说说最直接的好处或者不那么直接的影响。
吴永熹：戴维斯这本书是我推荐给楚尘文化的，我对这本书感情很深。我在5年前第一次听说戴维斯的名字，3年前读完她的小说全集，马上决定要把她翻译成中文。我觉得翻译她的小说是我近些年来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但对我个人的成长来说，我觉得读到戴维斯的小说比翻译这件事意义更大。她是一个极具原创力的小说家，完全打破了传统短篇小说的常规，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疆界。她观察世界的角度极为新鲜、有趣，文字极为精炼、准确。她的作品一方面相当日常，另一方面又深具思辩性和哲理性，并且极富诗意，是一种奇妙的组合。想象一下我们第一次读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时的感觉，我读莉迪亚・戴维斯时就是那样的感觉。那是一种完全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不管她的写作会不会对我本人的写作带来影响，我认为知道她作品的存在、了解她对文本的掌握方法都是重要的。她会成为现代小说谱系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参照点。
翻译戴维斯这样的一个作家对译者来说是很好的训练。她对文本的控制力极强，从她的选词，到她的句子结构，节奏感，每一点译者都要细心把握，不仅要尽量不出错，而且要尽量不丢失她的文体特色。我想翻译戴维斯或许为我提供了一个训练语感的机会，让我对语言的把握更敏锐。机缘巧合，戴维斯本人也是一个译者，而且相当多产，译作包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等经典法语文学作品。戴维斯也多次提到翻译对于她训练语言直觉的帮助。
文珍：你的自我简介中说自己是小说作者、译者、书评人，并曾供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新京报》书评周刊，“为《南方都市报》、《Elle》、《人物》、腾讯文化等多家媒体撰写书评与人物特写”，也就是说你也曾有过不短时间的图书编辑经历和报纸编辑经历，写过书评，也写过人物特写，请问这些经历对你本人的小说创作分别留下了怎样的印记？你觉得大量高强度的阅读训练和书评撰写对你的创作有所裨益吗？
吴永熹：一定是有好处的。但我遗憾的是我的阅读量其实远远不够。做文学记者、图书版编辑、书评人虽然都要求你读书，但实际上工作会占去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真正用来读书和思考的时间远远不够。当然我这样说又显得有点贪心了，实际上，我做的那些工作至少让阅读也成为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多少给我留出了一定的闲暇。如果我从事的是别的工作，比如在银行或医院上班，那么我一天中的主体时间是和文学没有关系的。当然它一定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经验，但我怀疑那样的生活会对写作有多大好处。 做图书版编辑和书评人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有益于阅读（进而有益于为写作做准备）――做图书版编辑要求你大量翻阅新书，能让你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接触到大量作品，这对开拓眼界、训练眼光和品位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写书评要求对一本书进行细读，对它的主题、思想、结构、肌理进行深入的把握。它提供一个细致了解作品的机会，强迫你认真地拆解一本书，仔细思考它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
文珍：作为一个小说新手（不知可否如此定义），通常更容易从个人视角出发开始创作，请结合这篇小说谈谈你对小说创作与私人回忆之间距离的理解。
吴永熹：我当然是一个小说新手。这篇小说确实有自传性，当然也有虚构的成分。我并不担心这篇小说会被当作自传性作品来看，我关心的还是它的品质。我想在一个作者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最直接、最方便的资源就是他自己的经验，并且我觉得这些经验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你想要去理解你的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是怎样处理这些经验。我想这是我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文珍：细腻文风和沉稳手法为这篇小说增色不少，对于这种倾向于内心挖掘的小说你怎么看？你是否担心过这种个人化会导致一种闭合的倾诉状态，从而接近某一类“青春小说”？
吴永熹：我个人一直都偏爱挖掘内心的小说，比如戴维斯的作品就是极度向内的，门罗的一些作品也是。卡夫卡的作品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他对于人物心灵状态的展示，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的日记和书信比他的小说更吸引我。
但你说的这种“闭合的倾诉状态”是我比较警惕的。这也是我对自己这篇小说最大的不满，我觉得它有时候确实因为一种倾诉的欲望而忘记了我最初想要将它写出来的初衷。我希望虽然它讲述的故事、切入的角度是个人化的，但它又能实现一种中立的、普遍的、超越个人经验的观察与反思。我想这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文珍：鉴于这篇小说显而易见的爱情主题，想听你谈谈现实生活中对爱情这个文学永恒主题的看法。
吴永熹：我觉得这和一个人的年纪有关系。年轻时应该都会对爱情更感兴趣，因为这大概是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层面。而且爱情确实是一个有趣的主题，因为它涉及到两个人（有时候是几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大约是人与人之间所能达到的最亲密的关系，但这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最容易给人带来伤害的关系。
爱情主题让我感兴趣的另一个地方在于它是很好的“认识自我”的机会。一个人往往要依靠与他人的关系来实现自我反思，因为你独自一人时可以把自己藏起来，面对不那么重要的关系时你也可以把自己藏起来。但爱情强迫我们面对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这关系如此之近，我们的个性、要求、欲望、缺陷都会通过这面镜子反射出来。
文珍：这篇小说中因为几段感情纠葛，主人公的生活随之改变，甚至看待世界和生活的眼光也因此改变（这当然不新鲜），但因为个体和环境因素，我们仍然能从中发现一种新异的个人体验，你自己是否在写作过程中享受这种堪称“纠结”的叙事方式？而有无考虑过潜在读者的阅读体验？
吴永熹：我想你观察的很对，主人公的确因为那些感情经历发生了改变。事实上，这是我最想实现的东西，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成长小说”，也就是英语中的coming-of-age story。
我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一个电视剧和一个长篇小说。电视剧是美国80后女导演莉娜・杜汉姆（Lena Dunhum）的《都市女孩》（Girls），小说是阿黛尔・魏德曼（Adelle Waldman）的《纳撒尼尔・P的感情生活》（The Love Affairs of Nathaniel P.），两个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这两个作品的共同点是都不太追求戏剧化效果，而是比较耐心地讲述在一段时间内人物关系的发展和演进。我认为两个作者追求的都是在人物的互动中展现人物的性格、目标、情感和精神状态，当然，人物也会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获得更深的自我发现。我想这其实也更接近我们的真实生活，因为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就是很“纠结”的，我们并不总是一次就能做出干脆的决定，我们并不总是能将自己的感情生活处理得很清晰、很光滑。但作品是不是应该写得更紧凑、更凝练一些？我想是的。
文珍：是否曾经受过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的启发，以至于直接挪过来作为小说名？
吴永熹：其实并没有。我去年的确开始看了一些《情感教育》，但大概只读了70页我又放下了――被别的书吸引过去了。我当时感觉这本书对我的吸引力似乎不及《包法利夫人》强。当然我还是计划以后找时间好好把它读完。借用它来做题目只是觉得好像比较合适，因为它符合这个故事的“成长”主题。之前也想过一些其他题目，但都不太满意。事实上还有其他人用过福楼拜这个著名的题目，比如译者孙仲旭生前译的最后一个作品是哈罗德・布罗基的一个短篇，也叫《情感教育》。
文珍：你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可以提供最近的阅读书单吗？
吴永熹：除了我刚翻译出来的莉迪亚・戴维斯，还有契诃夫、卡夫卡、卡尔维诺、乔伊斯、伍尔芙、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唐纳德・巴塞尔姆、去年的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其实除了最基本的几个以外，这个名单可能每几年都会变一变，我很好奇我五年后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最近在读加拿大小说家梅维斯・迦兰（Mavis Gallant）。她比门罗还要大九岁，去年2月份去世了。她一生中在《纽约客》杂志发表了116个短篇，数量惊人，可以说是加拿大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大师。其实国内引进了一本她的小说集，叫《多彩的流放》，可惜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和门罗一样，迦兰的小说同样是容量很大，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挖掘十分深入，对人的性格、癖好、情绪、欲望的理解很惊人。不过她写得可能没有门罗那么紧凑，有时似乎失之漫漶。
还在读两本诗集的英文版，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和辛波斯卡的诗选集，主要是为了训练英文语感和理解力。
文珍：对未来的创作道路有无规划？目前最想达到的目标是？
吴永熹：规划可能谈不上，重要是写下去。可预见的阶段应该都会将重心放在中短篇上。当前的目标是希望几年内能写出让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重要的不是数量，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