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唯有少年时代的感觉才是完全新鲜和清晰的。
――赫尔曼・黑塞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段岁月作为关键的时间段而影响一生。于我，则是少儿时期的自由阅读，使我与文学结下半生之缘，也使我养成迄今闲时读书的习惯。
幼年最幸福的时候是吃饭，最不幸的是吃过饭后，还在饿着。那些在习以为常中度过的贫穷而动荡的日子，在几十年后，蓦然回首，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惊骇和惊骇之后刻骨的创痛。
回忆少儿时期，总绕不过“文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小孩如果出生于一个“五类分子”家庭，那将沦为贱民，面临着歧视、压迫，天总是灰蒙蒙的看不到一丝光亮。
我在四五岁时，正值“文革”高潮时期，虽在乡下小镇，却也经历了“文革”那惊心动魄的岁月，看尽了世态的炎凉和人性中极为丑恶的一面。迄今记得清楚的是震天动地的高音喇叭，喇叭里的革命歌曲，戴高帽子游街的走资派。哪怕是几岁孩子之间玩耍中的争斗乃至打架，如果一方是所谓“黑五类”子女（后来又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往往另一方的父母就会趁机上纲上线，以“阶级报复”之类，拉出一副非要把这个孩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架势。在学校，出身不好的学生就成了“准阶级敌人”，从来不敢乱说乱动，整天呆若木鸡，全无青春少年的活泼生机。其实在班里真正调皮捣蛋的恰恰是一些根红苗壮的“红五类”子女，“黑五类”狗崽子就是他们的出气筒。我生性倔强，因为和贫下中农子弟打架，给父母添了不少麻烦。
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晋西北饥荒不断，家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春天捋榆钱钱，夏天挑苦菜、摘槐花充饥。多少年后，每到春暖花开时节，我看到浓密枝头上露出绿绿的“榆钱钱”，总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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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农村中，我的父母算是识字者，觉得我是块读书的料，利用村里的标语、黑板报以及语录牌，早早教会了我日常用字的读写。1968年8月下旬，“布拉格之春”发生时，5岁的我就能够读报纸上《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苏修集团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章。“珍宝岛事件”后，我已上一年级了，已能代替老师为同学们宣读声讨苏联武装挑衅的报纸社论了。我当时所在的农村小学，只有一名教师，四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因为识字多，诸如一年级语文课本里第一课 “毛主席万岁”、第二课 “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读写，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等老师给高年级讲课时，我才听得津津有味。到四年级时，读小说几乎没有障碍了。自1947年晋绥边区土改以来，到“破四旧”，家里的书籍一洗而空。我唯一能看到的是叔叔上中学时的《文学》课本，其中选取了大量的“五四”以来作家的作品，如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鲁迅的《闰土》《社戏》，老舍的《在烈日和暴雨下》（节选自《骆驼祥子》题目为教材编者所加），茅盾的《春蚕》，以及闻一多、蒋光慈的诗。在当时懵懂的意识里，文学的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地发芽。
我通读的第一本书是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写的纪实文学《松柏常青》，一部反映潮州红军阿姆――李梨英的革命斗争生活画卷。梨英和两个儿子及女婿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在二十多年的革命历程中，有几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梨英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的信仰，在贫病交加中坚持为党工作，直到迎来胜利。通过这本书，使少时的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的艰难和斗争中的腥风血雨。
“9・13”事件后，每一年都有若干长篇小说出版。1973年，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的大哥酷爱读小说，带回来《红旗谱》 《播火记》 《红日》 《青春之歌》 《铁道游击队》 《林海雪原》 《烈火金刚》 《太行风云》 《虹南作战史》 《牛田洋》 《激战无名川》 《桐柏英雄》 《闪闪的红星》 《万山红遍》 《大刀记》 《金光大道》等小说，我们兄弟三人轮流读完。
上述小说中有“文革”前出版的封面、封底残缺不全的“黑书”，有刚刚出版的“红书”。新书只有《桐柏英雄》稍好，有“文革”前小说的余韵，1978 年改编成电影《小花》轰动一时。另外，还读到再版发行的一批
“文革”前的长篇小说，包括《艳阳天》《沸腾的群山》《连心锁》《渔岛怒潮》《海岛女民兵》《高玉宝》《征途》。《征途》以知青模范金训华为原型，讲述上海知青去黑龙江插队的故事，这本书应该是第一部长篇知青小说。作者才华横溢，文字干净利落，语感很出色。读这些书时，都是一个圈子里传阅，往往一本书到手后，为了大家尽快传阅，只好囫囵吞枣地读完交给下一位。
那几年的小人书，大部分与成人书一样乏味。印象中最爱的是高尔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我看了无数遍，每个画面、每个人物都难以忘记。
1974年，部队作家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是70年代第一部有文学价值的少儿小说。开篇第一句“一九三四年，我七岁”，如马尔克斯般的开篇就很有味道。很多和我同龄的同学，人生第一部长篇课外书大概就是这本潘冬子的故事。把《闪闪的红星》称为我们这一代的读书启蒙之作，并不为过。那几年，篇幅稍长的少儿小说还有《红雨》《新来的小石柱》《战地红缨》《海螺渡》《林中响箭》，只记得《红雨》是关于小赤脚医生的，《新来的小石柱》是关于农村来的小体操运动员的，其他几部只记得名字，记不得内容，还有不少书，干脆连名字也记不得了。 真正将我带到文学王国里的是梁斌的《红旗谱》。小说以 “反割头税斗争”、“保定二师学潮”、 “高蠡暴动”为叙事中心，以豪迈的笔触勾勒了广阔的农民斗争历史画面。整部作品凸显了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气质。小说以冀中平原为深广的背景，滹沱河、千里堤、高高的白杨树、瓜棚豆架、柳巷及坦荡的大平原，都充满着诗情画意。书中朱老忠的侠肝义胆，春兰与运涛、严萍与江涛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极富个性的人物语言和大段的心理描写……这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以其独有的文学魅力深深地征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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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文革”时期创作的小说，和那个时期的电影、戏剧一样，都遵循“三突出”原则，所谓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场面描写之类都很乏味，所有的作品都要写阶级斗争，都有阶级敌人。现实题材的作品距离现实非常遥远。譬如，那些年日常生活是票的世界，粮票、布票、肉票、鱼票，买什么都要票，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在小说中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小说描写的是另一个世界，人物对话基本都是宏大词汇、报刊书面语。但有一个作家在整个灰暗的文坛里，划出了一道金光。
在那个年代里，老作家大都搁笔被下放劳动了，中年作家浩然崛起，被称为“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之作家。浩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但是却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即便是在那个让小说承载太多观念的时代，除却“阶级斗争”意识和“三突出”原则，单就艺术形式而言，浩然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五四”以来的作家一脉相承，而更擅情景描写。那些优美的小说语言，唤醒了彷徨、压抑的一代人的文学意识。可以这样说，浩然的作品对于很多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的人而言，是他们的文学启蒙。
有评论家说，浩然的《艳阳天》必将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他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是以一种散文诗一样的语言，描写了南海神奇的风景和猎奇般的地域特点。《正气篇》（1975年出版）写的是解放前抗击日军、保卫西沙的故事;《奇志篇》（1976年出版）是描写打击南越军队的故事。小说把南海的奇特的自然现象，有机地融入到历史的变迁和人物命运上来，对北方儿童来说，有着一种强大的诱惑。小时候，我向往着去南海的西沙做个渔民，自己有个木制帆船，在海上打渔在荒岛上寻淡水。直到1991年，我浪迹海南时，才真正领略到迤逦的南海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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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3岁，初中毕业的我因出身不好，升不了高中回村务农。
初中虽然在“学军、学农、学工”和出黑板报中度过，英语学了两句，“郎里夫切闷儿猫”（毛主席万岁）、“挨辣五脾肯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但毕竟还在上学。一毕业后回村务农（半个劳力，每天记5分工），短暂的初中就这样凄凉地过去。
那时农村仍是学大寨、学西沟、学红旗渠、学沙石峪的年代。
我当农民的第一年放羊，当时的心思主要用在画画上，想做一个我姥爷般的民间艺人。当时看到过浩然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1956年版），书中插图是著名画家方增先画的着色国画，记得当时我把其中所有的插图都临摹下来，这为我参加1977年夏天举办的“山西省农业学大寨画展”（农民画展），乃至为八十年代画插图打下了基础。
9月，毛泽东逝世了，于我并没有太多的悲痛，只是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快要开始了。
第二年我擢升为马倌。队里共有9匹马，由康叔带着我们四个小孩放马、割草。粗通文字的康叔喜欢看古典小说。于是，在吕梁山西陲的河滩、山坳、田埂，康叔眉飞色舞地为支棱着耳朵的我，讲“张飞马超大战葭萌关”，以及咏诵《水浒传》中描写各路好汉的“有诗为证”。从康叔手中转借来的《三国演义》我读得很吃力，繁体字、文言、典故等等，一时难以卒读，只好抱着老字典下苦工夫研读，读完《三国演义》之后，繁体字无师自通，类似程度的文言小说也再无滞碍。跟着康叔，我还读了《隋唐演义》《三侠五义》《水浒传》《五女兴唐传》等。
这一年我读到了巴人（王任叔）先生的《文学论稿》，说也好笑，当时对书中的论述一点也不懂，也不会硬着头皮去读，只是看那些引用的大段的作品原文，如《新儿女英雄传》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静静的顿河》 《创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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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农村少年，根本不可能有钱买书。每当大哥带回的小说或借到别人的书时，就如过年一样欣喜。读完之后合上书本，没有因为故事的结束而结束，回想着书中的人和故事，所有因为书中的文字而引起的感动、联想、悲喜。而这些感动、联想、悲喜，会永久地留在心里，成为生命的刻痕，成为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面对生活的无处不在的艰难困苦，是阅读给予了一个农村少年生活的勇气，并使我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拓宽了人生的维度。
当时我并没有表现出对诗歌的特殊兴趣，只是被郭路生（食指）的诗句深深吸引。郭路生是在山西杏花村插队的北京知青，当时他的诗在山西广为传抄。我从大哥的笔记本上抄录了《相信未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海洋三部曲》等我至今能背诵的诗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烛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郭路生《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即使生活本身是晦涩的，或者生存的刺扎在心窝里，读到这种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诗句，我苦闷压抑的精神就得到支撑和依托。“相信未来”，给了一个农村少年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积极力量。
自由自在的阅读止于1978年。这一年，继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考也恢复了，也允许往届初中生参加中考。1978年春节过后，大哥给我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我便开始了紧张的中考复习。9月，上高中后，又套上了考大学的缰绳。两年间只读了《唐诗三百首》和四川女诗人傅天琳的一本诗集，以及1979年《中国青年报》上连载的《第二次握手》，手抄了一本《宋词一百首》。1980年上大学后，尽管学的是理科专业，藉少年时期的阅读和对文学的醉心，旋即成为文学青年。
人生多歧路。少时的阅读，诠释了我迄今的半生。40多年过去了，当时少年已华发盈颠，而依旧“浮生如梦”。歧路多义，这自觉走到底的歧路，是我们这一代人命中注定的执着。
写作于我，向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写下上述文字时，我用了很久的时间回想往昔的时光。一个人将记忆中的碎片联结起来，便是他生命的全部。而回想却是件残酷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所承受的快乐与辛酸、茫然失措与空荡荡，就是那个年代一触即痛的那部分，甚至是要滴血的那部分。
谨以此纪念我多厄、多舛的少儿时期，以及那个特殊年月里，一代人的成长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