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从访谈人员和资料的选择、文风、史实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等方面，对电视教育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该片总的基调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断章取义，只看一点，不及其余。它在解读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方面，误导观众和读者。
苏联 剧变 原因 教训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91）
材料和结论存在许多片面性
一是选择的俄罗斯人不具代表性。从片名上看，给人的印象这是俄罗斯人认真的反思，但我们从片中看到的只是这样三部分人：原苏共不认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高官，他们也是改革的亲历者，如：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原苏共意识形态部长卡普托、久加诺夫、原苏共中央书记库普佐夫、原立陶宛中央书记叶尔马拉维丘斯、原俄罗斯联邦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长波奇诺克、原《真理报》主编谢列兹尼奥夫、苏联军官国际联盟执委会主席科佩舍夫等；还有一部分是左派学者，如：奥希波夫、茹科夫、布兹加林、季塔连科、格里岑科、博戈莫洛夫、作家兼官员――古谢夫和博亚里诺夫、《明天》报副主编邦达连科、俄社会大学鲁扎分校校长科托娃；还有极少部分的群众，如：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法捷耶夫、某学校历史老师科夫希科娃、二战老兵科多夫、一个街头买东西的老太太、一个街头议论的妇女、莫斯科市民贡恰罗夫、一个新O。这些人并不能代表俄罗斯的各个阶层，至少缺了这样一些人：当时进行改革的主角：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阿巴尔金、梅德韦杰夫，以及戈尔巴乔夫重用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听听他们如何反思这段历史；研究苏联这段历史的著名学者，如：索科洛夫、索格林、皮霍亚、夏金等；俄罗斯现任领导人，包括普京、梅德韦杰夫，他们是公民选举出来的总统，更能代表俄罗斯人来评价苏联的改革和转型（作者只引用了普京谈苏联解体后果的话，并不引用其对苏联体制和大清洗否定的话）；俄罗斯的年轻白领、大学生，他们是新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如何看待苏联的解体和模式转换的，他们是否愿意回到过去。
二是结论具有片面性。按照这个片子的逻辑，苏联剧变的原因是搞了政治体制改革、搞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对新闻没有严格控制、没有动用军队维护国家的统一。反过来，也就是说要维护苏联的社会主义，维护联盟国家，就应该加强控制，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民众所需要的吗？也就是说，民众“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只应该知道苏共让之知道的事，他们也没有权利对国家的发展发表意见，更没有资格享受公民该有的政治权利。
三是某些人的言论明显与事实不符。如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茹科夫说：“在斯大林统治的时候，有过大规模的镇压，这是事实。被镇压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整个苏联时期共87万多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后来有很多人说‘大清洗’差不多杀了1000万或者1500万，这是严重失实的。”关于苏联大清洗的数字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很显然作者所说的这个数字是极不真实的，被镇压的人既包括被处死的，也包括被判刑的。那些在全盘集体化时期被流放和死亡的，那些在二战前后被迫迁移的少数民族（许多人在途中死去），以及战后对新征服土地上居民的镇压算不算在内？
四是对改革时期的人物评价片面。片中说：“改革的领袖们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他们不仅给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而且也把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片中所列举的要承担此责的领袖从赫鲁晓夫开始，包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改革年代的这些领导人是西方的“第五纵队”，但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该片撰稿者赞赏的人物，则没有被列入改革的领袖之列，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他们就是重要的参与者，在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前，利加乔夫一直是党内的二号人物。正是他的干涉导致叶利钦不满并愤而辞职，使这个有巨大能量的人走到了苏共的对立面，成为摧毁苏联和苏共的重要力量；也是由于利加乔夫的坚持，反酗酒运动走向了极端，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雷日科夫担任总理一职直到1990年底，他对苏联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就没有责任吗？ 他对苏联经济的改革显然是不成功的，其并没有引入市场机制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还停留在柯西金经济改革的阶段上。到1990年不得不走向市场经济时，他又看不到叶利钦已经坐大，仍然与之强硬对抗，错过了在维护联盟条件下进行经济改革的时机。
以上这些片面性严重影响电视片的权威性和结论的可靠性。
撰稿者的文风有问题，有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
电视片中的许多引言例证呈现的是以偏盖全，对许多事件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和原因。
这里并没有“西方式的议会”的说法，苏维埃建立之初也是多党制的，最早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工人政党的普列汉诺夫，曾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一党垄断政权，德国共产党人卢森堡也反对列宁解散立宪会议，因此，多党制和议会并非西方的专利。这段话也说明放弃苏共对权力的垄断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并非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主张。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言论，他们都同意举行选举。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雷日科夫明确支持多党制，但该片的撰稿者有意不用。
当今的俄国学者把8・19事件称为“叛乱”。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一阴谋是违背戈尔巴乔夫的意愿的，尽管戈尔巴乔夫经常谈到可以实行紧急状态，他的这种说法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图谋的最终成熟起到了‘营养高汤’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合作，但是并没有与他们发生直接冲突。在阴谋实施的最初时刻，他并没有采取坚决的果断的镇压措施。”[4]8・19事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促使苏共、克格勃这些维系联盟的力量解体了，从而大大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苏联的保守派，是制约改革的重要力量，他们看不到时代的变化，仍然要维护旧体制。正是他们的行为，使戈尔巴乔夫革新联盟的努力付诸东流。此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如果不是这场政变，苏联即使解体也不会彻底，完全有可能保留一个包括中亚共和国的小苏联。 3. “1986年6月，《星火》杂志主编由雅科夫列夫挑选的政治上的两面派――科罗季奇接任。此后，该刊物就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锋。”这段话不知依据是什么，而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讲，科罗季奇是利加乔夫推荐的人。[5]被撰稿者多次引用的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也说是利加乔夫坚持把科罗季奇从乌克兰调来的。[6]被利加乔夫看好、阶级立场坚定的科罗季奇之所以把刊物办成了利加乔夫等人不满意的刊物，大概是形势使然吧，在公开性的情况下，板着面孔教训人的刊物是难有市场的。
“上沃尔特”最早是西方政要用来形容苏联制度和经济落后的一种说辞，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外交官交谈中颇为流行。而且该词并不是单独使用，一般是说苏联是一个“拥有导弹的、类似于上沃尔特的国家”，借此指苏联“徒有其表”，所倚仗的只是军事实力、生产军工产品能力卓越，但在国家实力的其他构成部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为民众提供物质、精神需要方面（尤其是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必需品提供），相比西方国家相去甚远。[8]在20世纪80年代，西德总理施密特也喜欢在公开场合用“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来形容苏联只是个“纸老虎”。[9]在他们看来，苏联从长远看所拥有的落后竞争力以及经济上的弱势，与其以举国之力维持军事强势之间的强大张力和矛盾，将导致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和对抗中最终失败。西方学者多用这种说辞形容俄罗斯发展的落后性，而非国家地位。克林顿很可能没有公开发表过类似言论，而只是俄罗斯媒体对其对俄政策的一种界定，这种界定借用了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对苏联的说辞。西方学者也用类似言辞形容过自己所在的国家。如有英国学者曾自嘲似地指出，西方世界严重的金融危机揭示了美国和英国等国只是拥有“导弹和银行的上沃尔特”，他们“无力为公众提供必需的社会产品”。[10]
片中所引用的1991年11月18日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关于西方是如何扶植戈尔巴乔夫、如何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演讲，源自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他自己也承认有些人说这一演讲是伪造的，但他认为这符合撒切尔夫人的思想，所以可以当成真的来用。[11]片中引用卢基扬诺夫的话说：“撒切尔夫人在这次演讲中说，苏联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威胁，但是我指的不是军事上的威胁，因为我们在军事上足够强大，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苏联对于我们的威胁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展示。”“撒切尔夫人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但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与西方无关。苏联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先后死去三位最高统治者，苏共无法再推出老人了，戈尔巴乔夫这个政治局中最年轻、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无可争议地走上了最高领导岗位，这与西方无关。利加乔夫认为这是他的功劳，他作为政治局主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对州委书记们一一进行了“谈话”。 叶利钦认为这是他们这些地方实力派支持的结果，“实际上那次全会的全体与会者，包括富有经验、政治上成熟的第一书记们，都认为格里申的方案行不通，因为若他当选，那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末日将很快来临。不用多长时间想必他就会窒息全国的各级党组织，就像他窒息莫斯科市的党组织一样。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而且还不能忘记他本人的品质：自满、自命不凡、强烈的权力欲等”。“州委第一书记当中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想法，即只能从政治局成员中推选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职务，因为他精力充沛，学识渊博，而且年龄最合适。因此大家决定将赌注下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我们拜访了几个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利加乔夫。我们的观点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他也像我们一样惧怕格里申。当看到这是大多数的愿望之后，我们决定，如果推选别的候选人，譬如格里申、罗曼诺夫或其他什么人，我们就一致反对、否决他。”[12]
当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雷日科夫认为，在选举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斗争，不可能有其他决议，也不存在任何现实的危险。[13]说西方帮助戈尔巴乔夫获得权力是无稽之谈。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使世界不再有核大战的威胁，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当然，原来被两大集团对抗所掩盖的矛盾开始突出出来，美国的全球霸权、某些国家的地区性霸权、民族和宗教极端主义都影响了世界和平，但这并没有影响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是我们所肯定的。把世界的一切灾难和问题都归咎于苏联解体，难以成立。
7.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搞了私有化。“这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证券，不是一张普通的有价证券，它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见证着一场举世罕见的鲸吞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浪潮，同时也让俄罗斯坠入了那个充满苦难的‘疯狂的90年代’。”片中将之称为“闹剧”，并称其从戈尔巴乔夫开始，这并不符合事实。俄罗斯的私有化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很快改变了市场的短缺局面，在剧烈的转型中，俄罗斯没有发生类似于斯大林大转变时期的大饥荒，也没有遇到民众的大规模反抗。
俄罗斯的私有化开始是自发进行的，到1990年，商店空空如也，工人失去了生产的兴趣，全国开始了自发性的私有化，管理人员借经济混乱之机利用职权，化公为私。常见的侵吞国有资产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国有企业的财产变为某个新建的股份公司的一部分；另一种是通过“租赁加赎买”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苏联解体后，为了迅速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俄罗斯政府推行“休克疗法”，企图通过大力推进私有化，制造出更多的私有者，一步跨入市场经济。
私有化经历了证券私有化和货币私有化两个阶段，又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
否认苏联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
把苏联剧变原因归为少数人的错误
（一）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源在体制
《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的撰稿者从维护斯大林体制出发，认为“苏联亡党亡国这场世纪大悲剧的序幕完全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但其直接进程则是始于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执政之时”，把戈尔巴乔夫说成是西方安插在苏联的“第五纵队”。“‘第五纵队’称谓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是对国家叛徒和民族内奸的总称。当历史的时针指向1984年的时候，西方认为他们从苏联内部找到了最合适的代理人，一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第五纵队’。1984年底，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戈尔巴乔夫主动示好的坦诚以及他在议会发表‘核时代必然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的主旨演讲，给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智囊团留下了深刻印象。”“雷日科夫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同西方合作的开始，也是西方对苏共未来总书记的一次摸底会见。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同是一个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是必然的，他也是支持的，[14]在此，戈尔巴乔夫怎么又变成了撒切尔夫人提拔起来的呢？）
戈尔巴乔夫确实不同于其前任，更不同于被称为“不先生”的葛罗米柯，他改变了苏联长期奉行的与西方强硬对抗的政策，开始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主动提出与美国总统会晤，改变苏联与世界所有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苏美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问题上剑拔弩张的局面，这是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不能说是“出卖”苏联的利益。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在片中说：“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对象就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这些人。他们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都很卑劣。就像原子弹三种物质一结合就形成爆炸一样，他们使伟大的国家垮台，经济成就、社会成就丧失，干部队伍瘫痪。对于全体人民来说，谁也没有想到掌握权力的，是这么一些随时出卖党、出卖国家、出卖人民、出卖同盟者的人。当苏联共产党和全体人民反省过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他并没有说，在改革过程中，正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成立导致了苏共的联邦化，在俄罗斯争主权的过程中，正是久加诺夫、哈斯布拉托夫这些俄共成员支持叶利钦，俄罗斯独立，苏联自然难以为继，戈尔巴乔夫革新联盟的努力只能付之东流。
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特别反对把其归咎于少数人。他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恩格斯特意批驳了领袖“出卖”论。他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15]
恩格斯这段精彩的论述同样可以用来指导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究，把苏联解体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似乎简单明了，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邓小平曾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6]因此，探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应该到苏联社会的社会状况、体制机制中去寻找，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苏联的体制已经陷入了危机，难以再维系了。
片中对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上任之初，戈尔巴乔夫对干部进行了更新，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当政一二十年的一批老态龙钟者去领取养老金，并没有什么错，错在他只换人，没有改革体制，没有实行党内民主。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戈尔巴乔夫，否定斯大林，都是改革的需要，这与我们否定十年“文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他们没有成功。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实行“公开性”，走向市场经济，都是苏联摆脱危机，探索社会主义新路所要求的。当然，他们的步伐走得太快了，相应的法制建设没有跟上，在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后，戈尔巴乔夫已经不能左右局势，他被社会的大潮裹挟着前行，成了历史使命不自觉的执行者。
（二）对历史的亵渎导致历史的报复
该片还大肆宣扬“公开性”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造成的混乱。“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在‘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口号掩护下，变成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工具，变成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确实，在“公开性”的气氛下，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被揭示出来，由于这些真相过于残酷、充满血淋淋的事实，严重影响了苏共的威信。但说这些探究真相的工作是歪曲甚至伪造历史，恐怕不符合事实。这一时期的许多著述已经译成中文，有几本书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即《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和《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等等，读者可以去阅读，肯定得不出与该片撰稿者一样的结论。
历史一去不复返，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无论是功勋还是罪恶，都已永逝，但历史与今天又密不可分，在今天的生活中处处可以见到历史的影子。历史可以成为财富，也可以成为包袱，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几十年来，苏联的历史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科学，其宗旨不是探索历史的真相，总结成败的教训，而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只讲成绩，掩盖错误，赫鲁晓夫时期稍有改变，勃列日涅夫搞“重新斯大林化”，重新高度评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继续掩盖错误，承袭错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的战友们始终是“人民公敌”，这样的历史自然受到了冲击，充满谎言的历史教科书自然被送进了垃圾堆。
（三）苏共的蜕变不是从戈尔巴乔夫开始的
该片称：“改革违背人民意愿并产生严重恶果，是从戈尔巴乔夫根本改变苏共的性质、动摇苏共的领导地位开始的。全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苏共彻底背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话并不全对。苏共的蜕变不是从戈尔巴乔夫开始的，而是从斯大林开始的。
俄共（布）在列宁时期比较民主，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都经过党内充分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党的作风也开始发生变化，斯大林利用在党内掌握的权力，逐渐成了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领袖。斯大林强调：“为了一日千里地前进，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一个政党。”[18]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19]“圣剑骑士团”是中世纪专为掠夺和屠杀异教徒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它不惜用血与火征服异地，铲除不顺从者，是为封建主、为个人独裁效力的工具。在实践中，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苏共成了听命于领袖个人的党，成了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也在生产上直接指挥的机关。斯大林建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都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检查机构越来越庞大，权力越来越集中，创新思想在幼芽状态下就被摧残殆尽了。
在斯大林之后，苏共虽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苏共的总书记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党内没有合法的争论与辩论，仍是层层听命于总书记或第一书记，不合总书记意者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包办代替苏维埃、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党垄断了一切。
政党本来是群众性组织，是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苏共的使命应该是指导人民使用民主权利管理国家，而苏共却长期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自身变成了国家机关，成了官僚利益的代表。随着干部任命制的发展，官僚主义和贪污现象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普通老百姓找不到主人的感觉，责任感自然减退了。同样，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决于“上层”，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习惯于命令“下层”，在自己领导面前则阿谀奉承。苏共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没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共没有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而变成了只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力机关，造成苏联体制僵化、问题成堆、人民不满，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得要领，并没有从党的民主化开始，苏共未能实现革新，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参考文献：
[3]闻一著.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俄罗斯.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5]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81.
[6]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3.
[9]David Halberstam. The History Boys. Vanity Fair，August 2007. http：//www.vanityfair.com/politics/features/2007/08/halberstam200708.
[13]尼古拉・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66.
[14]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4-77.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3.
[18]斯大林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3.
[19]斯大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7.
[20]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