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松茂是民国时期上海最著名的爱国企业家之一。早在清末，他任中英药房汉口分店经理时，深得上海五洲药房创办人夏粹芳、黄楚九的赏识。1911年，夏、黄两人联名电邀项松茂到上海出任五洲药房经理。
五洲药房创建于1907年，初时资金一万元，职工三千二百二十五人，设备简陋，只以手工操作制成些西药。主要是出售进口西药、化工原料、化妆用品及医疗器械。因原任经理牟取私利，营业很不景气。
项松茂在西药业从职十年有余。他对洋商凭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大量向我倾销商品，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早已痛心疾首。他曾说：“贩卖洋货，所得十分微薄，实是仰人鼻息，只有发展我国实业，才能与其抗衡，挽回利权。”
他到上海任职那年，正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之时。全国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呼声十分高涨。他认为正是一展平生抱负的好时机。因之他一到任，即在五洲药房放了“三把火”：
一、提倡节俭，反对奢华。他见店堂里生意清淡，但铺设豪华，就把一应不切实用的摆设统统变卖，所得款项悉数转为资金，扩大西药生产。
二、改善门市，扩大影响。五洲药房原在广西路，地点较为冷僻，对门市营业十分不利。他就把地处福州路、河南路交通要冲的一幢六开间三层楼房子买下，很快装修迁入，门市营业果然顿呈起色。
三、重视质量，力创名牌。项松茂看到当时市上药品以进口的拜耳健生素、罗氏大补药等“补药”较受欢迎，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也以生产“补药”――艾罗补汁而站住了脚跟，而五洲这时自己生产的博罗德补血圣药、月月红等七种药品，也以博罗德补血圣药销路看好，于是他决心抓住博罗德补血圣药来创名牌。
博罗德补血圣药为英文牌号“Blood tonic”的音译，其主要成份是枸缘酸铁铵和亚砷酸钾液，再加白砂糖合成。成品色泽鲜红可爱，味道香甜可口，因其含有铁质，对贫血缺氧患者，效果优于国内同类补药。但其名称对中国顾客来说生疏难记，对推销很不利，于是他决心把它改名为“人造自来血”，又好念，又好记，对求补者说又有相当诱惑力。为了取信于顾客，他严格把住质量关，对原料、工艺流程、成品色泽，以至连玻璃瓶的颜色、尺寸、刻度、标签、封装等也一丝不苟。
当第一批“人造自来血”投放市场时，他还亲自编撰了广告用词，如“人造自来血，血来自人造”、“自来血为造血母液”、“自来血促进新陈代谢”等，在《申报》、《新闻报》等上海各大报上广为刊登，很能迎合顾客心理。此外，凡顾客每购自来血一瓶，即附赠“辨真券”一张，当积满一百张时，即可持券换取刻有“人造自来血”字样的瑞士特制银壳手表一块;不满百张者，也可凭券换取相应的五洲成药。
人造自来血的畅销，带来了整个五洲药房的兴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亚交通受阻，从欧洲各国进口商品锐减，加上五四运动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潮席卷全国，民族工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五洲为了发展国产西药，于1915年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增至规银四万两，增产了代参膏、鱼肝油、止咳杏仁露等多种新产品，受到顾客欢迎。大战结束后，五洲资金又扩大到规银八点二五万两。为扩大业务，项松茂除特派陈平阶、周廷璋赴欧、美考察，与英、德、奥等国的药厂协商，取得了各该国产品在华的独家经营权。后又与爪畦奎宁厂订立了由五洲特制地球牌蓝印奎宁片的协议，大大扩展了五洲的业务。
为增加国产西药品种，他曾偕弟项载纶到日本考察。又派职员陈鳢心去日本药厂专门实习制药新技术。
他在厂里设立了化验室和研究室，先后聘请了医药、化学专家李觐唐、叶汉丞、徐佩璜、朱子久、吴冠民等主持新品种的研制和生产。他还十分重视人员的培训。除直接从各大学招聘化学系毕业生外，还在厂里成立了店员训练班，公开登报招考高中毕业生，由公司业务骨干担任教师，并请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潘仰尧前来指导和辅导，对张辅忠还特别资助他去德国进行考察。为了让练习生熟悉西药中英文名称、剂量、包装、价目等有关知识，还成立了业余英语学习班，专门聘请英籍教师执教。在厂里，还购置了大批国内外科技书刊资料，藏书室历年收藏化学、医药书刊和中医药古籍、各国药典，包括学术价值较高的贝尔斯登有机化学等书，高达两万多册。
由于技术力量的雄厚，五洲的新药品得以源源不断的投放市场，如婴儿自强药片、白松糖浆、良丹、十滴水以及亚林防疫臭药水等药品，醚精、硫酸低铁、纳夫他林、柠檬酸等化学药用原料，自制的牛痘疫苗，更是应了国内的急需。那几年，五洲制成的国货西药，达三百余种之多。在旧金山、费城等国际博览会上，曾先后得到六项嘉奖，在国内各种国货展览会上，则获得各种等级的奖励达四十三项。在医疗器械方面，五洲还请林德兴工厂按照德国“蛇牌”外科手术器械和医院设备进行了仿制，开辟了我国自行制造的先路。
五洲发展国产西药，原材料多取自国内。他先后向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开成造酸公司、南阳皂烛厂、新亚药厂、华国玻璃厂、温州森利农林场、杭州同春药店等企业投资附股，五洲则可得到硫酸、松脂、除虫菊等国产原料。他宁愿出高于进口货的价格，向范旭东和吴蕴初的永利、天原两公司购买其烧碱、纯碱，也不用进口原料。同时，又以自己的产品甘油、纯硝酸、纯盐酸等供给大丰、新亚等，求得共同发展。 为了抵制日货，五洲曾与中英、中法、中德、华英、太和等民族西药业，在报上发表不进口日货的联合声明。项松茂还与上海著名的国货工厂三友实业社的沈九成、家庭工业社的陈蝶仙联合发起成立了“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用实际行动积极宣传使用国货。 肥皂大战，为国争光
我国以前只知用皂荚或草木灰滤水来洗涤去污。1903年后，始由英国运来祥茂、北忌、绍昌、日光、伞牌等各种牌号的肥皂，很快深入到内地城乡。后来国内虽有几家工厂生产肥皂，也无法与外货抗衡，整个肥皂市场，几乎由英国利华兄弟公司所生产的祥茂肥皂所垄断。
项在盘进该厂后，为了再创名牌，他将该厂扩建成皂、药两部，改名为五洲皂药厂，并聘请史量才为董事长，日夜商措其事。
英商没想到“小小的”固本皂动摇了自己“霸主”的地位，乃决定投放巨资，在上海杨树浦建一远东最大的肥皂厂――“中国肥皂有限公司”，企图一举压倒固本皂。
当时上海有一本《化学世界》杂志，曾刊出了署名为张雪扬的“国货肥皂与外货的优劣观”一文，对国产固本和英商祥茂两种肥皂的成份，作了分析比较，证明固本的总脂肪酸、总碱量（去污成份）比祥茂高得多，而固本的水份、游离脂肪、游离碱（影响耐用成份）又比祥茂低得多，因而使固本皂皂块坚实，颜色纯一，久藏不缩不变不脆不裂，泡沫多，去污力强，不伤皮肤，不损织物，白衣不泛黄。而祥茂皂则易变形，易软化，易生白花，而且三块祥茂不顶两块固本耐用。
于是，固本皂名气声价百倍，而祥茂皂信誉则一落千丈。国产固本皂终于战胜了外贷祥茂皂，人们说：“五洲以血起家，以皂成名。”五洲第二个名牌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了全胜。 至义至勇，壮烈殉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全陷敌手，举国震惊。各地人民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项松茂也毅然参加了上海的抗日救国委员会任委员，并把五洲皂药厂及分支机构的职工组织起来，编成义勇军一个营，自任营长，日夜操练，以备他日报效祖国。同时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对内坚持进攻苏区极为愤慨，他在一份月份牌上赫然写道：“煮豆燃萁，内争可耻！”
项听完报告后，决定立刻前往。当时总店同仁认为项亲自前往太危险，建议先派人前去探听虚实再作计议，项当即正色而起，严肃地说道：“我们国家身居高位的人，就是贪生怕死，危险的地方，只想叫别人去，自已往后退缩。我身为总经理，岂能置十一位同事生命于不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亲自前去，如何对数百名职工及其家属负责？”说罢，即不顾众人拦阻，当即驱车向虹口支店驶去。当途中路过银行公会碰到一些熟人知道他要救人时，都惊讶地说：“项公，谁不知你是抗日委员，义勇军营长，人家避风头还来不及，你还要亲自上门，太危险了！”但项毫不动摇，继续登车向前。
支店玻璃橱窗砸破了，大门砸坏了，门里门外，一片狼藉，一个日本兵荷枪实弹，正在门前警戒巡逻。项见此情景，愤怒万分。正欲进门时，只见一个面熟的日本兵过来向他打招呼，项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向认识的万国商团日本商人小山真一，今天突然以军人装束出现在这里。当下他们进入店内察看，项又向小山说明来意，并向他打听十一人下落，商量如何营救，小山满口应允，并约明天原地见面。
项见营救有望，遂即返回。当晚在厂中寓所召集公司主要人员会议，介绍了自己亲自察看的情况，要求大家不要惊恐，照常生产、营业，并要多生产军需药品，支援前线。同时表明自己明天仍要应约前去虹口支店，大家心中稍安。
30日下午，项偕同高级职员朱灿如再度乘车前往，支店一带已经戒严，交通断绝。朱力劝项折返，项不听，即弃车步行至支店。这时已有日本便衣尾随其后，但未见小山露面。项也未疑有他，仍向便衣出示了盖有自己私章的名片，并提出愿意保释被捕人员，准许修理门窗并准许派人看守支店。便衣也佯作应允。于是项嘱朱即刻返回找人前来修理和留守，自己在店等候。
当朱带着人员再次来店时，忽见店门已紧闭，门口有日兵看守。朱刚欲叩门，却被日兵阻止，并说：“你们店主已送司令部了。”朱等无法，就在门外高声呼叫多声，也无回音，朱发觉事情有变，凶多吉少，即急返公司复命。
第二天一早，即1月31日，上海《时报》以大字标题报道“项松茂失踪”的消息，全市震惊。项的长子项绳武急忙多方托人打听营救，并亲到日本领事馆交涉，日方冷冷地答：“领事馆干涉不了军部，无能为力！”项绳武又约请在沪较有声望的日人桑野同往日军俱乐部探询，但对方只让桑野一人入内。不久桑野出来，但见其神色紧张，频频以手擦汗，一把拉住项绳武上了汽车，才说：“军部十分严厉，把我训斥了一通，说你父亲是抗日救国委员，义勇军营长，店内又搜出了义勇军军服及抗日传单，罪证确凿。他自己送上门来，现在已押送江湾司令部了。他们还问我同来的是何人，我只说是五洲派来的，不敢吐露真情，否则你也危险了。”
此后经项绳武等继续打听，证明项松茂已经被害，但遗骸仍遍寻而无着落，只得以衣冠入殓安葬。
1947年，黄炎培先生在《申报》上撰文纪念项松茂时，透露了项遇害真相。他写道：“项于1月30日再次去虹口支店，一去不复返。几天后有人报告，先生一到支店，立刻被敌方掳去。问‘你是谁？’项慨然回答：‘我便是项松茂！’敌人把他捆起来，送到蓬莱路日本人俱乐部，到第二天转江湾敌大营。敌首亲自审问，怒声问：‘你敢藏军服么？你敢反抗我们么？谁反抗我们就杀谁！’项先生从容答：‘杀便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究竟哪个激动中国老百姓排斥日货呢？你们不怪自己倒怪我们，你们自己清楚地想一下，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不好好想些共存共荣的方法，倒把军队占领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民众。咳，看你们日本会有多少好结果！’滔滔地大声斥责的时候，敌酋旁边一人大受感动，劝敌酋勿加害先生，甚至跪下来恳求，到底无效。先生也到底不肯屈，就被杀。十一个店员全被杀。这是31日早晨的事。”
项松茂爱国爱民，大义凛然，临危不辞，视死如归，殉国时年五十二岁。后来项绳武在搜集亡父遗物时，发现项松茂亲笔对联一幅：“平居宜寡欲养生，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宜量入为出，殉大义当芥视千金！”消息传出，不论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他同声一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