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 要：正如莫言自己所言，《天堂蒜薹之歌》是以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为导火索，仅用三十五天所写成的。可谓一部情感与思想并重的作品。它超越了一般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范式，而是巧妙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手法，书写出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生活的真实角落。本文将从传统叙事技巧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两方面来浅析《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艺术，进而探讨《天堂蒜薹之歌》的深刻思想内涵。
关键词：传统叙事手法；象征；复调；审丑；荒诞；《天堂蒜薹之歌》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传统叙事手法
（一）借鉴章回小说
《天堂蒜薹之歌》总共二十章，每章的开头都是天堂县著名的瞎子歌手张扣演唱的民谣。每首歌谣都概述了一个片段的主要内容，就像古典文学中章回体小说每章的标题或者开篇诗的形式。有些章节的歌谣为了明确时间顺序，还会标明具体时间、地点和事件。可以说张扣的天堂蒜薹之歌总和起来就是整部小说的精炼版。简而言之，就是用每个农民都能理解的话语指出了“故事的道德意义”。【1】
（二）连环套的小说叙事模式
连环套的小说叙事模式即在故事中再套入隐喻性的故事，以增强互文效果，产生更加强烈的阅读理解的效果。
本部小说的主线就是因蒜薹事件高羊、高马、方四神被捕入狱后，遭到各种非人待遇、最终法院审判量刑。但是小说在这条线索中间穿插了各种故事，叙述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将庞大的人物、事件都穿针引线般放入这个主线当中，与主线中的情节形成互文。
二、现代叙事手法
（一）意象和象征手法的运用
《天堂蒜薹之歌》最主要的象征手法就是动物意象的普遍使用。用得最普遍的动物是狗（十六次）、马（四次）、牛（四次）。
主要人物之一高马，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高大的马”，当他从警察追捕中逃脱时被描述为“像一匹上了绊索的高头大马”，像一只被猫追赶的老鼠，像一只从他们陷阱中逃脱的“机敏的野兔”；当他第一次被方家兄弟痛打而被杨助理拒绝时，像一只“受伤的狗”；藏在地里，他像一只“被打懵的鸡”，像“骡马”一样在池塘里喝水；最后他像一只笼中困兽，疯狂地向所有人宣泄自己的愤怒。高马充满叛逆、爱憎分明、不畏强暴、敢爱敢恨，面对法庭和审判官，他敢直言“我恨你们，我恨不得活剥了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皮”，他的性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在高马和金菊的故事线索中，由始至终都有一匹枣红马。可以说枣红马是希望的象征，是高马与金菊爱情的见证与精神的支柱。最后当枣红马企图阻止金菊自杀时，绝望的金菊拒绝了它，生活的艰辛让金菊彻底绝望，为了使未出世的孩子向心现实生活不值得他投世，她赶走枣红马，也是赶走了她的希望，她告诉孩子“没有红马，它只是个影子”；枣红马最后一次出场，是高马哭着不让死去的金菊离开他，枣红马充满同情地看着他，然后，枣红马跑开，逐渐地“被黑暗吞没了”。没有了金菊，希望彻底远离高马而去。枣红马的象征形象在这里进一步增加了整个爱情故事的悲剧性，它让年轻人体会到了希望的存在，怀抱美好的愿望，可是，现实的残酷让他们发现，根本没有希望的存在，它真的只是一个影子，稍纵即逝，根本无法触摸。
这种运用动物与人做互换的手法，我认为，莫言是想表达这样一个主题：人类曾经像野兽一般过着艰辛的生活，死了也如野兽一般，但是农民物质和精神的贫困使他们沦落到比动物更糟糕的境况，正如强悍的动物欺凌弱小的动物，农民的悲惨命运正是腐败的乡村政治所种下的恶果。
（二）预叙与倒叙时间结构
《天堂蒜薹之歌》中，让人欲罢不能的是莫言对时间的“混乱性”处理。当前与过去的时间交织、不同人物线索的意识流交织，使得读者似乎知道事情的发展缘由和发展结果，但又不完全清楚确切的缘由与结果。这种结构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能够更加深刻和多面地描写中国乡村复杂的社会和个人生活。其时间跨度与空间广度都是顺序叙述所难以比拟的。
在以不同的时间顺序讲述每个人物故事的过程中，莫言使用了一些普鲁斯特式的技巧来处理热奈特《叙事话语》【2】中所说的时间问题。
首先，这种结构增加了读者阅读的强烈欲望，希望发现人物事件之间的彼此关联，好奇于最后会出现怎样的大结局，让读者从头至尾都在不断地思考和体会，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其次，不同的叙事主体、前后颠倒的叙事结构，将过去与现在完美糅合在一起，意在对现实提出质疑：为何现在的生活跟以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高羊关于母亲的葬礼、在学校领导和乡村干部那里所受的不公待遇、在被捕与监狱中受到警察的残忍对待，说明非人道和不公正是一直存在的，干部也是和过去一样坏的。方四婶关于虱子的回忆，也突显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农村跟几十年以前的状况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仅是物质上的贫瘠，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同样贫瘠。高马和金菊的爱情故事是农村青年一代改变的新希望，但是却从头至尾受到封建思想、官僚主义的层层扼杀，最终二人都死于非命，这说明：没有制度上的彻底改变，单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改变农村的现状的。
（三）复调的叙述形式
《天堂蒜薹之歌》主要有两条线索，第一条是高马和金菊的爱情悲剧，第二条是高羊被捕的悲惨遭遇，但其实还有一条隐形线索就是每篇开头张扣的歌唱片段。
这三条叙事线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最终连接成一股纽带，编制为一个整体。
高马是叛逆的代表，他的叙述线索中多的是勇于反抗的勇气和不断抗争的精神。他为了和金菊的爱情，即使被打的下不了床依然不放弃在警察到家逮捕他时，他敢于反抗，毅然逃跑；在法庭上，他敢于愤怒地斥骂贪官污吏。
高羊是归顺的代表，他的婚姻是旧式的，他没有自由恋爱的觉悟，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严重； 蒜薹滞销时，他制止方四叔的冲动，以免惹上麻烦；他没有反抗便在认罪书上摁了自己的手印；他没有在法庭上辩解，却也被判了刑。 第三条隐形线索张扣，一直以事实歌唱，当蒜薹卖得好时，他歌颂政府，当蒜农受到损失时，他毫不吝啬地贬斥政府的不作为和贪污行为。正是这样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最后被有关部门的人在半夜弄死，用泥巴堵住了他的嘴。
高马和高羊是两种农民的代表，但即使他们有所不同，最终也逃不过悲剧的结局。因此，我认为，莫言想要通过这两条并列的叙事线索、两个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处事风格，但命运却同样悲惨的结果告诉我们，如果体制不改变，什么样的人――顺从的或反抗的――最终都避免不了悲剧的结局。
（四）审丑的写作手法
审丑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种写作手法，主要通过暴露罪恶、自私、畸形等阐释“丑”的意义，在厌恶“丑”的同时唤起对美的追求。
《天堂蒜薹之歌》用大量的笔墨写尽丑态，甚至有时让人有恶心欲呕的冲动，其中污秽物的“丑”和人性的“丑”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在小说中，弥漫着各种秽物的味道，其中发酸的臭蒜薹味儿贯穿整部作品，让人对蒜薹产生了生理上的排斥感；高羊撒尿喝尿；四神吃虱子……这些让人不忍直视的描写都是力图让人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处境，烘托全书的叙事氛围。
在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中，莫言极尽“丑化”之能事，将这些农民的自私、野蛮、残酷、懦弱等恶性暴露在阳光下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方家兄弟，而对大哥方一君的剖解更是入木三分。方家大哥的形象几乎也是贯穿全文的。开始的时候读者会感到这个大哥太懦弱，虽然二哥过于残忍，但至少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可是大哥呢，身上的残疾，不仅没有让他坚强，反而让他自暴自弃、及至心理扭曲。他为了给自己换媳妇，软硬兼施逼迫自己的妹妹出嫁给一个老头，在妹妹与意中人高马好上以后，他更是用出了苦肉计，处处示弱。在老二打金菊的时候，他站出来说“老二，你怎么能打她？爹娘在，她无论有多少坏处，也该让爹娘管教，咱们当哥的只能劝说。”老二一针见血地戳穿他说“哥，你少来这一套！老婆给你换了，好人让你赚了！”老大无言以对后只能对妹妹示弱说“都怨哥不争气，生了个瘸腿，自己没本事讨老婆，却要亲妹妹去换……我窝囊啊……”。当他们兄弟二人把高马踢得不省人事时，大哥惶惶不安地问“死了吗？死了吗？杨助理员……我可没没踢着他……”自私怯懦的形象跃然纸上。这还只是开始，让我们觉得老大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但还没有到可恨的地步，但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老大的形象几乎囊括了人性的丑态。
这种丑态的书写不仅仅是让我们责骂方氏兄弟的种种人性丑恶，而是让我们在看到他们的丑态时，反思我们的现实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个体，在小说里，“我们看不见英雄”【3】，但能看见那一个个为生存、利益而奔波忙碌的真实生命个体，展示个人在非理性社会现实和困境中的真实抗争，进而引导我们思考社会制度的合理性。
（五）荒诞与讽刺并存
荒诞具有极强的张力，在“理解荒诞的过程，相信荒诞的力量是一回事，相信荒诞是另外一回事”。【4】
小说中有四处写了魔幻的梦境：金菊与胎儿，高马与金菊、四叔与四婶、高羊与他娘和杏花。
胎儿的暴虐是荒诞的，金菊与胎儿的直接对话表现了金菊对世界的绝望；四叔托梦四婶只是想让她还自己一个公道；高羊的娘两只眼球爬满了蛆虫。可以看出，这些荒诞的描写最终还是为了表达不公、贫困和腐败的社会现实。
不仅梦如此，现实亦如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小说最后，那些被惩罚的官员，又被官复原职甚至升职，让整部小说最终陷于荒诞之中，一切的抗争都变得毫无意义，死去的人都死的没有任何价值，社会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继续前行，老百姓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贪官污吏反而得到了升迁。呜呼哀哉，社会现实大抵如此。
莫言通过荒诞的叙述对丑陋的现实进行尖锐的讽刺，意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努力建设合乎秩序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我们最基本的生存尊严。
三、结语
《天堂蒜薹之歌》虽然不能算是莫言一流的作品，但是其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探讨其叙事艺术的同时，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它对于人性的挖掘和对社会制度的反思。
注释：
[3]【德】卡尔・雅斯贝斯著/王德峰译，《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36
[4]【丹麦】索伦・克尔凯戈尔著/【丹麦】彼得・P・罗德编/晏可佳、姚蓓琴译，《克尔凯戈尔日记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7
参考文献：
[3]【德】卡尔・雅斯贝斯著/王德峰译，《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丹麦】索伦・克尔凯戈尔著/【丹麦】彼得・P・罗德编/晏可佳、姚蓓琴译，《克尔凯戈尔日记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