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北京的房价远远超过成都，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成都的房价曾经跟北京不相上下。
1930年，成都大学教授吴虞的女儿吴棱在成都支矶石街看房，两进院，十间房，大门外两棵泡桐，前院两棵桂树，房后空地上还栽着三棵楠树，房子宽敞，环境清幽，卖家要价4900元（大洋，下同）。
同样在1930年，吴虞的同事张幼房在成都九思巷买房，三进院，占地一亩有余，8000元成交。
几千块大洋买一所像模像样的院落，几万块大洋买一所美轮美奂的府邸，这就是当时成都的行情。
北京的行情大体上也是这样子。
一所大院卖到几千块，一座王府卖到几万块，这样的房价到底是高还是低呢？看看当时的收入水平就知道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名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凭他们的收入水平，买房简直就跟买菜一样容易：鲁迅不吃不喝积攒一年就能在北京买两进院子，吴虞不吃不喝积攒一年就能在成都买一进院子。据我所知，鲁迅在北京买过两所四合院，前一所给了周作人，后一所给了他母亲和他的前妻朱安，而吴虞则在成都不停地买房，从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他竟然先后购置了四所院子。
他们买房如此容易，到底是因为收入太高呢，还是因为房价太低？我觉得两种因素都有，但更关键的因素恐怕还是他们的收入太高了。
叶兆言先生说过：“在上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阔绰过，差不多也都穷困过。”知识分子最阔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和法币严重贬值以前，那时候所有的大学教授和知名作家都有能力靠薪水买豪宅，那时候重视知识，重视教育。当然，到了全面抗战以后，战火连绵，物价飞涨，教授曾经的高工资和作家曾经的高版税都被疯狂的通货膨胀抛得远远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一个囤铁皮的老太太，那正是知识分子穷困潦倒的时候，但那并非当时统治者的本意。
话说回来，抗战后通货膨胀造成的穷困也不算什么，到了建国以后，那些曾经辉煌的民国知识分子才陷入了真正的穷困。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作品在建国前给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稿费，可是到了1950年，她创作一篇千字文的报酬居然只是排字工人的三分之一，无奈之下，她只好离开大陆，去香港找饭吃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