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初，武汉街头的滚滚人流，裹挟着一位身体颀长的青年男子匆匆前行，清瘦、干净、优雅，眉宇间的忧郁如一朵轻云，笼罩着雨后的春山。
七七事变后，日军的铁蹄步步紧逼，平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神州大地哀鸿遍野。千年古城武汉一时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各地的抗日志士、文艺人才齐聚武汉，江城空前繁荣。
音乐家冼星海应周恩来和郭沫若之约，踏着连天烽火，披着桂香枫红，来到了武汉。他的心是苍凉的、悲怆的：大好河山蹂躏在敌人的铁蹄下，同胞的血泪染红了江河湖海，而情投意合的钢琴家女友，迫于豪门家庭的压力，嫁作他人妇。他的心如寸寸山河，寸寸破碎。他只想把一腔热血，投入到越燃越烈的抗日救亡中。音符成了他射向侵略者的子弹，歌声就是他唤起全国参战的号角。
那段日子，他负责抗战文化宣传，仅抗战歌曲就谱了62首，几乎首首脍炙人口。他参加抗战演剧二队的活动，组建海星歌咏队，当指挥，又教唱歌曲，每一个细胞，都为音乐亢奋，为抗战悸动。他还多方奔走，在著名音乐家张曙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全国歌咏协会，把在武汉的全国歌咏界人士统一到抗战行列里来。他把武汉变成了一座“歌咏之城”。
那时，23岁的钱韵玲在武汉第六小学任音乐老师。她的父亲钱亦石是中共早期党员、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钱韵玲从小随父亲在上海读书，并和母亲经常为地下党传送信函。七七事变后，她回到湖北，成了抗日救亡宣传第一线的骨干。对冼星海，她并不陌生。早在三年前，冼星海在上海创作《战歌》，录制唱片时，担任合唱的是上海新华艺专的学生们，钱韵玲作为合唱队的一员，与这个崭露头角的海归音乐才子有了数面之缘，只是，她认得他，他却未必记得她。在武汉重逢，她是欣喜的。他教唱歌，她学得认真又投入;他当指挥，她在离他最近的地方，随着他的手势抑扬顿挫。相处的日子不少，交谈却不多。他才华横溢，如明星般耀眼，尽管他从未注意到她，但只要在他身边，她便觉得这个烽火连天的世界，也有容她爱和浪漫的小小角落。
硝烟下的江城，只有爱是温暖的港湾
1938年初，钱亦石率战地服务团去浙江工作，因劳累引发疾病，回到上海后不幸逝世。消息传来，举城哀恸。武汉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钱亦石是冼星海非常尊敬的师长，骤闻噩耗，他悲痛不已，当即挥笔写了一首挽歌。
挽歌写好后，冼星海要把歌谱交给歌咏队排练，要在追悼会上咏唱。歌咏队派了一位姑娘前来取歌谱。姑娘皮肤白皙，气质高雅，眼角眉梢尽是悲戚哀伤，当她捧读歌谱“不灭的火，永生的石，同垂不朽，亦血亦铁”后，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如一枝泣露幽兰。冼星海关切地询问，姑娘哽咽着告诉他，钱亦石是她的 父亲。
到了秋天，武汉会战如火如荼。这时，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信。对方邀请冼星海前往鲁艺担任音乐系教授。几经思量，他们决定一起奔赴延安。去延安的途中，他们举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4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公演，冼星海亲任指挥。演出引起空前的轰动。大半个中国的天空都回荡着这一铿锵而沉郁、悲壮而奋进的旋律。不久，他们的爱情结晶女儿冼妮娜来到了人世。出身贫寒、命运多舛的冼星海，终于真正体会到了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其乐融融的幸福滋味。
有音乐相伴，他便不曾离开
第二年春天，冼星海接到组织的安排，和电影导演袁牧之一起前往苏联为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做后期制作。在西安等待出行的半年里，他给留在延安的钱韵玲写了18封信，也多次托往返西安和延安的友人给妻女带去饼干、奶嘴等物品。
1940年11月，冼星海等人获准取道新疆赴苏联。正当他满怀激情酝酿和准备从事新的音乐创作时，苏德战争爆发了，他们只得离开莫斯科。这时，新疆的临时督办盛世才突然反共，他们无法取道新疆回国了。为了与妻女团聚，冼星海费尽周折，始终没有如愿，也彻底与国内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先后辗转到蒙古的乌兰巴托，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库斯坦纳依等地，但仍是此路不通，回家的路漫漫。
也许是对未来的绝望，也许是环境太过恶劣，更可能是几年颠沛流离、身心疲惫的生活彻底摧垮了冼星海的身体。在小城库斯坦纳依，他病倒了，患上了肺结核、心脏病、腹膜炎、肝病等多种疾病。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抱憾客死他乡，年仅40岁。
这一切，远在数千里外的钱韵玲一无所知，她仍痴痴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同年11月初，钱韵玲去东北前夕，在延安一次文艺联欢会上，毛主席拉着妮娜的小手高兴地说：“这次你们去东北，你爸爸可能等在那里。”谁知她们尚未出发，冼星海逝世的噩耗就传来了。
仍然是音乐救赎了悲痛欲绝的心，钱韵玲将毕生心血倾注在儿童音乐和群众歌曲的创作上。有音乐相伴，他便不曾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