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艺术所持的观点并未改变，他可能不再依循学院传统，但他仍然相信，艺术的最高目的是要以不朽的造型来表现有价值的理念。
离开学院后，克里姆特和他的同学弗朗兹・马茨奇于1880年开始合作接受委托创作。从这阶段的作品能看出来，克里姆特擅长自然主义，能创新地运用装饰图式，并具有很强的人物描绘能力。虽然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但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画什么的权利。经过10年左右的合作，两人形成了相似的风格，甚至让人难以分辨眼前的作品究竟出自谁手。
1893年，教育部艺术咨询委员会委托克里姆特和马茨奇为维也纳大学新大厅进行装饰设计。
这个装饰计划相当传统，四个方形墙面围绕着一面代表光明战胜黑暗的中央墙面，四面墙分别象征着大学的4个传统学院――神学院、哲学院、法学院以及医学院。马茨奇负责的是中央墙面及神学院的绘画，而克里姆特主要负责其他3个学院的绘画。这种安排一如欧洲数千个学院类公共建筑的装饰，主体均没有多少开创性，它强调的是大学追求智慧的向往和社会角色，以寻求真理、恢复秩序、追求光明、增进人类福祉等传统观念作品作为绘画的方向和内容，这引起克里姆特对既有的学院传统的反感。克里姆特的艺术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他似乎厌倦了听任别人的想法来行事。如今他开始怀疑学院绘画的传统因袭，并发觉到它似乎缺少了一点东西。他企图将新生命注入历史绘画中，但是不久，克里姆特发现，他的努力既不为一般人所了解，也不被大家所欣赏。
其实我们从克里姆特此期间所完成的其他委托作品，也可以看出他的态度的改变。例如他为工艺家尼古拉・顿巴在圆环大道别墅所绘制的作品，顿巴曾委托马卡特、马茨奇及克里姆特，分别为他别墅的3个房间进行装饰。克里姆特负责的是音乐室，他在门的上方画了两幅作品《音乐Ⅱ》（MusicⅡ）及《弹琴的舒伯特》（Schubert at the Piano）尤其在后一张作品中，他逐渐远离了历史传统画法，没有采取严格的历史考证，而是让图中的女人穿着现代服装，特别强调烛光的雅致效果。舒伯特的脸画得和本人极为相像，但主要的构图焦点并不在肖像上，也不在实际事件的建构上，而是在于营造一种气氛。
克里姆特在1899年所作的油画作品《真理裸体女人》（Nuda Verita）更明确地显露出他的新态度，作品中有一名裸体女人手持真理镜子，她脚边正躺着一条代表虚伪的死蛇。图中还有来自德国剧作家希勒的名句：“如果你不能以你的行为与艺术取悦每一个人，则取悦少数几个也行，去取悦许多人并不是一件好事。”它暗示着，真理是属于艺术家的地盘，是无法经由一般人来认可的。其实一件艺术品越是受到大众欢迎。它可能越是缺少艺术独特风味，克里姆特从前努力工作以取悦大众，如今他想要改变他的态度了。
1900年克里姆特为维也纳大学创作的第一幅装饰绘画《哲学》虽然尚未确定其最后的造型，但他决定先将草图展示于委托方面前，然而作品与他们原本对学院大厅装饰画的认识有所不同，他们希望作品能呈现对过去哲学家丰功伟业的描述，如今他们所看到的画面却给人以充满失望、困惑及某些不悦的感觉。
《哲学》（Philosophy）的左侧由一群扭曲拥抱在一起的裸体女人身体所形成的塔形圆柱。背景是无限的空间，在似大气层的星云中出现了一个沉睡或深思的头，她们那模糊又浓密的散乱头发，形成一如银河般的灿烂星辰。画面的下方是一个女人的头，她那催眠般的眼神，直接注视着观者，她的头发似面罩般遮住了她下半部的面孔，在注解中，她被描述成“知识”。
虽然克里姆特并未使用传统的表示哲学具有追寻智慧的象征，不过对少数懂画的人来说，他的意图仍然表达得相当清楚，像艺评家路德维格・希维西就是他的知音，他认为《哲学》所描述的造型，似乎浮现在混沌的世界中，它象征着被激发的宇宙，正向质疑的哲学心灵，透漏着神奇的秘密。
希维西称，此作品可能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就被了解。事实的确如此，在展出的数日中，大学的87位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校长，公开反对克里姆特的画作，并请求教育部取消这项委托。他们谴责克里姆特“以不清楚的造型表达不清楚的理念”，他没有将哲学的有没特点作清晰的陈述，而是制造出一种迷惑，那似乎在暗示生命的神秘最终是无法穿透的，而人类的存在内涵只不过是无限地循环着出生、交配与死亡。
其他批评者则认为，这个主题远非克里姆特的对哲学的理解程度所能及的。一名在14岁接受基础教育后即离开学校的人，不可能了解复杂的哲学问题。维也纳一名极尖锐的记者卡尔・克劳斯甚至认为，物质的画家对此案应事先寻求专家的意见，一名非哲学专业的艺术家也可以描绘哲学，但是他必须以这个时代的哲学心灵来赋予寓意。
从学历来看，初中毕业的克里姆特确实只接受了基础教育。但“无知的画家”这一形容词，也确实是一般大众对大多数艺术家的理解力、思维能力所持的固有感觉。不过像克劳斯这样说克里姆特，可能不太合适。克里姆特在作品中用所使用的意象并不难以理解，他不只阅读过古典作品，也念过哲学，他对叔本华及尼采的哲学印象还特别深刻，甚至可以说，他对艺术的态度有所改变。那是因为受到了尼采的文化理论影响。
在《哲学》、《医学》（Medicine）后，克里姆特为维也纳大学所作的第3幅，也是最后一幅画作《法律》（Law），于1903年与另两张作品一起展示，其高度个人化的象征语言一如前两幅作品，但是在风格表现上却全然不同。此作较抽象，色彩更为大胆而简约，并只限定在黑、红与金色的使用，此作品简直就像由另一名艺术家所作的。从构图来看，不但与克里姆特的另两幅作品不相称，也与马茨奇在中央区的画作不匹配。
《法律》所遭受的攻击，其喧嚷程度和《哲学》一样。这是因为它所传达的信息似乎与法律关系较少，而是着眼于报应，因为克里姆特的图画似乎不像是法律的寓言，倒像是在表现罪人的命运。在远景中的3位女性表示真理、正义及法律，近景的3名憔悴裸女，则正在折磨一名裸体的老男人，他正被动地遭受一具来自地狱的像章鱼一样的柔软生物所吸食而呈窒息状态。
有人认为这组为大学创作的画作是克里姆特艺术改变的重要分水岭。他的风格变了，他对雇主的态度变了，他的艺术家身份也变了，但他对艺术所持的观点并未改变，他可能不再依循学院传统，但他仍然相信，艺术的最高目的是要以不朽的造型来表现有价值的理念。克里姆特企图抛弃僵化而空洞的寓言式语言，而较为关心以鲜活且生动的图画来表达艰涩的思想理念。他和法国象征派画家莫罗及雷东一样，在致力于以一种含混不清之美，认为生命中最深层次的神秘，只有用暗示及隐喻的手法，才得以表现出来。在后来的创作中，他仍如往常般采用折中主义，但他所画的模特儿更具异国风情。正如赫尔曼・布罗奇所称，“借由充满象征意味的世俗物来达到最高可能的装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