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学界曾就译作中人名翻译的正误引发议论，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把“蒋介石”错译成“常凯申”，类似的名误还有孟子变成了“门修斯”，孙子变身“桑卒”，不一而足。
发生这样看起来十分吊诡的学术笑柄，自然有学界浮躁之类的原因，不过，既然国际视野已经成为时代元素，某些涉及中西语文的常识，的确需要有所绍介和普及，而不方便忽略乃至付诸阙如，譬如与上述笑柄直接关联的威妥玛式拼音。
作为英国的军人和外交官员，威氏对列强于中国的侵略果然推波助澜，值得声讨。不过，语言方面的天赋，原有的汉语能力，加上来华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深入交道，使他成为一位熟谙汉语的语言学家。他发现，用南京官话并不能顺利地与人沟通，各地官员使用更多的是京腔的北京官话。这自然也是中国的实际。为了外国人也即主要是使用英语的外国人便于学习汉语汉字，他先后于1859年和1867年写成《寻津录》和《语言自迩集》。在这两部著作中，威氏凭借他对中国语言的广泛了解，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了一套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为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便是威妥玛式拼音，后来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和地名。威氏之前，外国来华传教士曾经制订和推行过诸种类似的拼音方案，譬如教会罗马字，但最流行并得到公认的中文拼音方案，首推威妥玛式。
为了方便电报拍发，邮政式取消了WG式原有的所有附加符号，譬如送气符号。其实，这也是WG式在实际使用中习见的做法，毕竟它既不方便也不够美观，不过这样的结果也带来不少混乱，譬如我们熟悉的拼音方案中b与p，d与t，g与k，去掉了送气符号后，邮政式便都是以p，t，k表示，这当然会发生混淆。
其实，我们熟悉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也兼收了包括威妥玛式拼音在内的诸种拉丁拼音方案的长处，足见WG式的意义不容忽视。而WG式之所以在西方依然具有影响力，大约在于威氏的方案立足的是外国人专门为外国人阅读学习汉语汉字而制订，而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则是中国人主要为中国人拼音汉语汉字制订，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结果和效果也就自然有所不同。相较而言，后者无疑更有水土上的亲和优势，但前者或许在某些方面会更适合外国人的语音习惯也未可知。比对一下WG式的声韵母表不难发现，其所用字母与实际记音的音标符号大多一致，换句话说，在表音的精确性方面WG式更为直接，这对于一套针对洋人标注读音的系统而言，应该说是相对方便和实用的。而表音的拉丁字母对使用表意文字的国人来说，终究是隔了一层，因而汉语拼音方案必须更其简捷，这在制订方案的时代，尤其具有普及方面的技术意义。 说起来，我们听不少洋人说汉语时的那种腔调，其实和WG式有些干系，譬如北京读书音并非我们所理解的普通话，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斯时口语的实录，甚至也不全是所谓的北京官话，倒恰巧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语电影中的那种味道有些瓜葛。
还有一点尤其需要留意的是，WG式或者邮政式中有许多方音的成分，这在当时属于实录，对于学习者也是一种体贴的写真，而洋人当初在本土的活动区域，原是由南向北逐步而来的，其所曾经立足的各地之方音，对他们而言，其实就是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中国话，所以方音在拉丁拼音方案中是无法抹去的元素。譬如鸦片战争后产生的教会罗马字，就是海运开放后，传教士用来翻译《圣经》和帮助本土教徒学习文化的方言罗马字，其中包括厦门话宁波话潮州话海南话兴化话莆田话客家话上海话台州话建瓯话温州话，以及官话即北京话等，这些方言罗马字在各地推行几十年，曾经鼎盛一时，出版过17种方言的《圣经》以及《四书译注》，乃至小学用的修身历史地理生理数学诸科的课本，出版物总数在100万册以上。
如此看来，方音的实录原本就是拼音实践中一种撇不开的固定内容。譬如英文著作中孙中山写作SunYat-sen，实际上是客家方音的孙逸仙。被错译成常凯申的Chiang Kai-shek，原是粤语发音的蒋介石，过去的革命语汇曾将其戏称为蒋该死，其实就中便是借用了粤语乃至其他方言的谐音。而Peking表示的北京，p自是省却送气符号后的结果，而区分尖团音的ki，则不免和包括鸟鸣啾啾的粤语在内的若干方言十分切近。这样看来，洋人们记录和念诵的汉语汉字，实际上正是和古音一脉相承的方音，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是保留了若干古风呢。
其实，威妥玛式的影响，甚至在今天的大陆地区也还有些许的痕迹，主要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名地名，或者某些商标和大学的名称，譬如孔子Confucius，孟子Mencius，孙子Suntzu，天津Tientsin，广东Kwangtung，青岛Tsingtao（啤酒），茅台Moutai，中华Chunghwa（香烟），苏州Soochow（大学），清华Tsinghua（大学），功夫Chinese Kungfu。这其实正是承认了，一种新体系对原有体系的替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不但需要一个不方便硬性限定的过渡适应期，而且原有体系的某些元素，也不妨如哲学上的否定一样，成为新体系的合理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