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不经意间，小说《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便令人信服地框定了一代文人的形象：他们现今五十岁上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度过人生与写作的双重活跃期。当然，同时又是“必须的”――在早前那个天真而狂热的“诗歌年代”还写过诗;在索耳的小说中，他们是叔叔和佩。
考虑到冷酷无情的时间流逝，合理公平的文学边缘化，上述这一群文人，应都已开始挂上日渐衰老的面容。但脸上的皱皮之下，隐藏着一张年青的文学面孔，所以偶尔还会在人前冒出几个文学表情。突如其来，往往令人错愕。先看看小说的结尾吧――佩和叔叔在婚礼上忽然念起当年写的诗，“他们的眼里已经没有别人了”。这些诗，让婚礼上的人们“不耐烦地走开了”。而在小说之外，我，一个大致与小说人物同龄的读者，停留在他们“真容”乍现的段落，感叹索耳写得有多么好。
佩和叔叔，他们暴露出了自己的那张文学面孔，若在当今现实生活中，这两人随即便得领受“老文青”之类的调侃或嘲弄了。但索耳却正色指认其为“鲸鱼”（不是吗？他说那些诗写在“幼鲸”之时）。在我看来，小说顿时便发生了奇妙的质变，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学言说。
文坛中人皆知，所谓“现当代文学史”有两种版本和制式，在“非公开”的那一版中，不同代际文人间的争斗与攻讦，有时如同一场微型文化战争。佩和叔叔这一代文人，对上一代文人呼喊过“PASS”的口号，不屑与嘲讽常作“投枪与匕首”使用……不同代际文人的分歧与区隔，肇因固然甚为复杂，有门派之争、观念之争，也有意气用事。然而，到了今日“我”登场写作之时，上述一切都被简化削平了（甚至没有一句吐槽）――索耳对于上代文人，只作冷静而审慎的言说，且不失敬意――在《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当中，闪过厄普代克、穆齐、卡夫卡、博尔赫斯……这些叔叔那代文人如数家珍的作家（亦为文学符号）大名。将他们穿插于小说中，是暗示写作者的文学师承出身，亦或在操作两代文人高格读品的隔空对接？索耳的同代写作者们往往乐于夸耀新型作文大赛优胜者的出身，多推崇二次元的审美趣味――这篇挟大“鲸鱼”登场的小说，相形之下，里外皆如此挥洒自如、从容不迫以及脱俗老到，的确令人惊艳不已。
小说从记忆开始。此时“我”的回忆，被伪装成了一个八岁男孩的单纯记忆，仿佛完全依凭彼时的生活经历写下。这篇小说的叙事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借鉴了侦探小说，后者总是在最后时刻才点明凶手，而该小说也在有意避免早早亮出佩的诗人身份。于是佩的四周，便没有了文学化的道具或氛围，陪伴他出场的，是一只被其烧烤售卖的穿山甲（四肢粗短，全身鳞甲，丑陋并令人生畏），且不可思议地昂贵至“五十元一串”。佩令人印象深刻，皆因作者别开生面的笔触，或许其中还有某种对诗人的敬畏之心――试想，若写的只是佩俗套般地售卖五毛一串的烤羊肉串，他无疑会迅速步入我们熟悉的“诗人-小丑”模式。之后，佩在小说中谈论“鲸鱼”、拯救鲸鱼，读来也并无突兀之感。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佩与令人生畏的动物同时出现，是自然的也是奇妙的意象。如同希腊神话中，天神的身旁常有猛兽相伴。这样，最后的一幕，便完全叩动了人心：佩尽管饱受长时间生活的压抑，还能在叔叔的婚礼上诗情爆发，因为真正诗人的体内，隐藏着巨大力量，像炸药一样等待点燃。
那么，另一位诗人，我的叔叔，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在世俗生活中，他是疏离的，却并不厌世。叔叔的内在性不在于他是诗人，而是拯救者，或替代的父亲。处理这个角色，索耳写其常态常性，带来一种在“我”成长的漫长时间中，叔叔的生活渐渐日常化，状态亦平稳的错觉。然而，横贯在《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整篇小说中的那种疏离感，却是由叔叔的平凡人生加以定义，又迅速弥漫开来的。小说写叔叔在婚礼前的若即若离，无所用心，此时他更关注仿佛不是去与他的新娘缔结夫妻之名实，而是再确认与“我”的那份深深的抚育之情。但这份感情，更接近于友谊。是某种因为文学的渗入而层次更为丰盈，却又难以名状的东西――“我”在小说情节中弑母，而非弑父，替代的父亲亦可被指认为“我”文学的父亲。于是在最后，当这位文学的父亲与诗同时降临时，也同样获得了“我”的再确认，接踵而来的便是喜悦、敬意，以及无尽温柔回忆。
《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写前代文人的文学行径笔墨俭省，点到为止，更多描述的是两代人生活与命运的交集;小说不是将文人的形象文学化，而是反其道而行，将其日常生活化。以其生活的面孔来遮掩文学的面孔，显然，这不是描写作家、诗人的惯常路数，所以，当最后的场景中一道生存的面纱被拂去，两条大“鲸鱼”浮上水面……文学的面孔变得生动而清晰，我们的掌声亦随之而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