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阿姨去世了。她是我家住在管沟村时的邻居、我闺蜜兼发小大霞的母亲。
出殡头一天夜里下雪了，早晨，公路上结了一层像镜子似的薄冰，车辆明显减少了，而且全都像乌龟一样爬行。殡仪馆远离市区，不通公交车，这样的天气和路况真让人担心。但是，让我和大霞惊讶的是，通知的人全到了，除此之外还来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一问才知道，是阮阿姨早年在勘探队里的工友。他们被一位年轻人搀扶着进了大厅，我赶忙把他们请到前排，他们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向阮阿姨的遗体行注目礼。
阮阿姨安卧在鲜花丛中，脸上似乎带着一丝微笑。仪式开始了，介绍生平的人是老年办的工会主席，他带着朗诵腔照稿念了一分二十秒。我敢肯定，他是老年办专职干这事的，并且那份生平也一定是有模板的，什么工作认真，生活俭朴，孝敬老人，教子有方，这样的词句套用在别人身上可能没什么问题，同时代的人们可能会有相同或相似的人生。但是，阮阿姨不同，她与任何人都不一样。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和大霞早就与音响师沟通好了，在遗体告别时不用哀乐，就播放阮阿姨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勘探队员之歌》。
当那段热烈而又明快的乐曲响彻在殡仪馆告别大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振，站在前排的两位老者还轻轻地跟唱起来：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着我们的帐篷。
……
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一切疲劳和
寒冷。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
的矿藏……
告别仪式结束后，在等待遗体火化的几个小时里，我的耳边一直响彻着阮阿姨的声音。
那是入冬以后的一个下午，我坐在阮阿姨家的客厅里，阳光斜射进来，正好照在她的腿上。阮阿姨患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医生说她的日子不多了，她不但没有表现出一丝恐慌，反而还十分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一天让我等到了古稀之年。那个下午是阮阿姨约我来的，她早就答应把自己的身世告诉我，她说不怕大霞生气，我也是她的女儿，还是个作家，所以她认为只有我可以理解她。
听阮阿姨讲自己的故事，是我梦寐以求的事。阮阿姨是管沟村最神秘的女人，村里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小我就崇拜她。她家有很多书，不光有文学作品，还有《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书，大部分我都借来读过。记得我读了一本叫《石油的生成》以后，对村里“大仙儿”张广秀坚持的“祖先骨血变原油不能烧”的说法，找到了理论根据。从此，我与疯子站到了一个立场上，成为管沟村唯一与她心灵相通的人。如果说我长大以后能写出点文章，那功劳应该算到阮阿姨的头上，她把我当成自己女儿看待，大概就是喜欢我这一点。她家除了书以外，大屋墙上还挂着一幅油画，这在管沟村也是绝无仅有的。画面上一名女勘探队员站在草原上，风把她的草帽吹到脑后，身后是一条蜿蜒的小河像白色哈达一样漂向远方。大霞说她妈也是勘探队员的时候就指着这幅画，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妈妈就是那时认识的爸爸，后来爸爸死了，她们就搬到了管沟村。关于阮阿姨的身世，我只知道这一点点，大霞也只限于此，但这一点点却像给一位绝世佳人罩上了面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阮阿姨从来都不是婆婆妈妈的人，我如约到来的时候，她甚至不愿意和我寒暄，更不喜欢谈自己的病情，像个决绝而又古怪的老年女教授。而我也的确只带着心和耳朵来，不准备多说话，只是悄悄地打开录音笔，安静地等待着。阮阿姨端坐在沙发上，目光越过窗棂，久久地沉默之后，她终于开腔了，像一部电影的开头，首先出现一段苍老的画外音：
我不愿意用“风烛残年”来形容自己的老态，但我知道与他们相聚的那一天的确不远了。这个时刻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他们相继离我而去，一个是我的队长老欧，一个是我的队友、后来成了我丈夫的柯楠。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太久了，我盼着与他们团聚，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我被这样的开头牢牢地抓住了，整个身心都被这濒死般的灵魂之声穿透。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虚空的天幕，期待着下一个镜头。
我能认识他们，与一首歌有关，这首歌就是《勘探队员之歌》。我虽然唱了一辈子，但现在依然让我心潮澎湃，你听――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着我们的帐篷。
……
阮阿姨轻轻地唱了起来，刚才那个濒死的灵魂又复活了，像个小姑娘。我忽然觉得，一位知道自己大限的老人，一旦陷入回忆，哪怕是一个虚弱的生命，也会现出丰沛的景象，如同一条进入枯水期的河流，干涸的河床反而会长出新的植物。回忆是一条无尽的路，阮阿姨一路撒下种子，她前脚走，那些茂密的植物随后就疯长起来了――
1954年，那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新年刚过，我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听到这首歌，这样的歌词再配上那样的旋律，一下子就把我卷了进去，仿佛那山谷里的风已经吹到我的身上，那林中的鸟已经落到我的肩头。那时我正面临着高中毕业后的升学，就下决心报考地质专业，将来当一名女勘探队员。
我的母亲是个画家，她反对我的选择，她说勘探队里不欢迎女性，单凭一首歌就决定自己的终身职业，未免太过冲动。可是，当我从她的画室里搬出那幅油画，就是挂在我家墙上的那一幅。那是我妈妈的作品，是她为即将到来的画展准备的，题目就叫《女勘探队员》。
我瞪大眼睛，原来这幅画不是从商店买来的宣传画，大霞还有一位画家姥姥？真想不到！
这幅画说明，女勘探队员也是妈妈心中的梦想。可是我不明白，如今我要实现这个梦想，她为什么又要阻拦呢？当时我认为她是虚伪，是在配合宣传，由此，我还怀疑她是不是个真正的艺术家。现在我懂了，也许这才是母亲。
我最终还是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真如妈妈说的那样，校园里几乎看不到女生，我们班上只有我和葛楠楠两个，她比我大一岁，我叫她楠姐，我们处得像亲姐妹一样。我们本来都有点男孩子性格，现在到了男生堆里，不想让他们看不起，所以我们都改了名字。她改成了葛男，意思是要革男人的命，我本来叫阮小菲，现在改成了阮飞，意思是远走高飞。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前期，全国人民都意气风发地开展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我们学地质的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分配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找了校领导，要求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的理想是去新疆，因为那里发现了石油，克拉玛依油田需要进一步勘探开发。“我要用自己的力量摘掉贫油国的落后帽子”，我在分配志愿书上这样写着。 可是我并未如愿以偿，他们说新疆那时候的民主改革还不太彻底，怕不安全，我是女的，算是照顾我，就把我分到了长春，而楠姐留在了北京地质部。楠姐哭了，本来我也因为没去成新疆想哭了，但一看楠姐，也就知足了。长春虽然是个城市，但毕竟也算边疆了。据说石油部要搞战略东移，刚刚在长春成立了东北地质勘探处，但能不能找到石油还是两说。听老师讲过，三十年代日本人在那里搞过勘探，并没有找到石油，万一我们也找不到，不是白白浪费了我的生命吗？哪个搞勘探的人不想找到宝藏呢？但我只能服从分配了。
和我一起分到东北的一共4人，我是唯一的女性。报到的那天，我提了一个大网兜，里边装着脸盆牙缸什么的，肩上斜挎着大大的书包，都是在学校里念过的课本。还有我最爱惜的一本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是在同学当中传看最广的一本书，写的是在远离莫斯科的贝加尔湖畔，一群人克服重重困难，为了战争需要和国家利益，在极短的时间里建造一条输油管线的故事。书是楠姐送给我的，这本书和那首歌、那幅画一样都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后来我发现，勘探队里的人都和我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一本书和一幅画，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浪漫吧。一群同样浪漫的人聚集在一起，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
阮阿姨说到这里，一种浪漫的情怀同时来到我们两个人的心间，她的脸上放出光彩，变得异常动人。
欧队长和柯楠两个人当中，我先认识的是队长。我来报到的那天，人们让我去找欧队长，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名字。不久前还在大学里的时候，在报上看到过一篇报道，写一名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地质专家，叫欧华，他带队在西北找到了油田，他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是神话般的人物。难道会是他？结果证实果真是他。我如今来到了他的队伍里，那种惊喜不亚于发现了一个大油田，巨大的鼓舞瞬间变成一种奇妙的力量，注进了我的心间。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大办公室里，有七八个人围着一个大桌子，正在研究一张地图。他们见我进来全都抬头看我，我按照报上刊登照片的形象寻找着我的偶像。但是那一张张脸却把我吓了一大跳，好像抹了锅灰，还没抹均匀。他们凑在一起的脑袋，像一串被火烧过的葫芦，糊了巴黢的，黑里有白，白里透着粉，粉里还卷着皮，后来我知道这叫“三花脸”，是被太阳晒的。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些胆怯地说：“我找欧队长。”
其中一个花脸露出雪白的牙齿说：“我就是。”
我扔下手里的东西，“叭”的一声打了个立正，然后鞠躬：“欧队长，我来报到！”
所有的黑葫芦全都露出了白牙，他们被我逗得哈哈大笑。欧队长却很严肃地说：“你就是阮飞吧，我们这里不欢迎女娃。”
他慢声拉语的两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到我的头上，我想起妈妈的话，心头掠过一丝不快。但我想，偶像就应该这样拒人千里之外，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听出来了，他是四川人，我父母在家里也讲这种话，也许是这种乡音给了我一点自信。我不慌不忙地拉着长声学他的口音说：“卧就思摇赖（我就是要来）！”
我眼里大概有一种坚定，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是组织分配的，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欧队长大概不想和我这个丫头片子多费口舌，就吩咐身边的一个人把我带到像是个小仓库一样的房间里。他让我先在这里休息一下，一会再来帮我变成宿舍。这个人就是柯楠。
这就等于我到勘探队的第一天，这两个人是同时出现的，可他们的长相却是在好几天以后才分开的。欧队长当时的模样与报纸上简直是判若两人，我甚至不相信报纸上的照片是他本人，那可能是他没晒伤之前的照片。而现在，他们都是三花脸，还穿着一样的工服，都是大高个，都瘦，至于谁丑谁俊，我真的没想过，也许是对他们太崇拜了，只有敬畏，哪敢评价。在这一点上，别说是当时没想过，就是现在也没想过，好像他们不管长成什么样，都是应该的，老欧只能长成那样，柯楠也只能是这样。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并没有让我和他们一起跑野外，而是把我留在驻地描图，这是个细活，就应该让我来干吧。经过前期的踏勘，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油苗，各种迹象表明，东北有可能发现比较大的油田。他们每天早出晚归，神秘兮兮，好像我是局外人一样，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但我感觉到了他们有一种被压抑的兴奋。有哪一种工作能像这样充满了诱惑，我想和他们一样到野外去，加入发现宝藏的队伍。可欧队长却说，描图这一关过了再说，并且叮嘱我，一定要把龙基三井的井位图描好，不能有任何差错，这已经是第三口探井了，如果再不出油，我们就没法交待了，更严重的是还会为国家造成极大的浪费，这是犯罪。
欧队长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圣旨。从那以后，我整日趴在桌上，好像陷进去了一样，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上头了。这哪里是描图，分明是绣花啊。有人说一个要出嫁的姑娘为自己绣嫁妆会特别用心，因为把自己的未来都绣到里边去了。我虽然没绣过嫁妆，但我相信描这个图肯定比绣嫁妆还要用心，还要满怀希望。这个图我描得又快又好，我希望得到欧队长的表扬，但他并没有表扬我，只是认真看了一会，点了点头就拿走了。我想，像欧队长这样的权威人物，怎么能轻易夸人呢？特别是我这样的黄毛丫头。但从那时起，我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看我的眼神有时都用正眼了。
那天晚饭后，欧队长把全队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做战前动员。他们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搞地质调查，这一去就要个把月。我可不想一个人留在驻地，这次我说什么也要跟他们走。可队长是个多固执的人啊，他说，队里原来不是没有过女娃，太麻烦了。你都出发了，她那里说脚帕没带，就是擦脚手巾，没带就没带吧，非要回去取，害得大家都等她。我信誓旦旦地说，请队长放心，我绝不会拖大家的后腿，保证服从命令听指挥。我看队长还是犹豫，我就有点急了，我说，欧队长，你们可以不把我当成女的看待，说完我就拿起剪刀把自己的两条辫子齐根剪了去。我听着咯吱咯吱的声音，眼里慢慢储满了泪水，我控制着不让它掉下来，也不敢抬头看队长，就那样手里拎着一尺多长的头发，低头站在那里等待队长的发配。 我再考虑考虑吧，欧队长说。他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像一块撼不动的大石头。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
还是让她去吧，小阮跟她们不一样。柯楠在替我求情。
我更觉得委屈了。我想起了妈妈当初的阻拦，还有在学校时女生被视为另类的歧视，可这些我都顶过来了，如今该真刀真枪地上战场了，却还是不行，一想起这些，我眼里掉出的珠子又是好几串。
让她去吧，这丫头不错，我来照顾她。马师傅也替我求情了，他是全队年龄最大的。
好了好了，我就见不得女娃儿哭鼻子，既然大家都同意，就跟上吧。欧队长显然是不情愿。可我扑哧一下笑了出来，刚才哭时流出的鼻涕还没来得及擦，这会被我吹出一个透亮的大鼻涕泡儿，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马师傅说：嘿，你瞅瞅，真是个娃儿，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着就把数据本上又薄又透的纸撕下一张，在手里揉搓了几下，像给他家孩子擦鼻涕一样把那张皱巴巴的软纸按到了我的鼻子上。大家又是一阵笑。
好了好了，快去领工服吧。欧队长这话虽然硬点，但我觉得像个严厉的父亲在回心转意后又多了一份小小的赞许。
工服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没有女式的。但这些难不倒我，裤腿和袖子太长可以剪掉，衣服太肥就用绳子在腰间系上。出工的那天，我就这样一身装扮，马师傅说我像个小八路。队里十多个男人都是大长腿，他们走一步够我走两步的，所以我基本是一路小跑跟在他们后头。我还没有实际经验，队长就让我当保管员，主要是看管标本、试验仪器什么的。所以上了前线以后我就主动要求背标本，马师傅不肯给我，但我执意要背。因为我跟队长说过，不要把我当成女的。谁捡到有价值的标本，我就跑过去，放到我的背包里，那些石头标本越来越多，又重又硌得慌，可我忍着。队长好像暗暗地和我较劲，故意把大石头给我。我那时不知哪来的那股劲，就那样一直背着，像个背煤的童工，哈着腰往前走。马师傅要背我不给，柯楠要背，我更不给，谁要背我都不给。说实话，这第一天野外勘探，我根本就没顾上山谷的风有没有吹来，林中的鸟在哪里鸣叫。
夜晚悄悄地降临了，我们靠近一个小村子，准备在村头破庙里过夜。这庙有个大殿，还算整洁，大家把行李铺在地上，一个挨一个。我多次设想过一个女勘探队员在工作中的诸多不便，却没有想到露营的时候怎么办。我以为会住旅馆，条件差的时候也能有大车店住，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单独的房间，不会让我和男人们住在一起。只有在这个问题上，我违背了对队长的承诺，除此以外，什么都可以。
那个夜晚，我几乎没有睡。我独自一人躺在破庙后头的小偏厦里，门关不上，房顶往下掉砂子，这些都可以接受，让我害怕的是，下半夜有狼的嗥叫声。这是个大平原，据当地老百姓讲，夜里不光有狼，还有熊瞎子、黄皮子，他们的猪、羊、鸡等经常遭到袭击。他们虽然与我只一墙之隔，但并没有直通门，要绕过来才行。那一夜我裹着棉被，一手拿火柴，一手握锹把，好像随时都会有狼闯入。
第二天，我们的工作继续，我照样背标本。可是刚走出去不到两公里，我就打晃了。马师傅看在眼里，就问我昨晚睡得怎么样，我如实地告诉了他。如果是队长或者柯楠，我还会嘴硬。就这样，马师傅硬把我的包抢了下来。
我们的工作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天晚上我们来到一个小镇上，打前战的同志为我们找到一家大车店，这是镇上唯一的旅馆，是为走远道的马车夫们准备的。院子里停着横七竖八的大车架子，马被统一牵进马厩里，由店家出人照看。进到屋里，我就傻了，偌大的屋子只吊着一盏15瓦的灯泡，昏暗的灯光加重了由旱烟、脚臭、马粪味和人的体臭等各种气味混合起来的污浊。除了南北大炕，没有任何家具。朝南的炕上已经躺满了人，北炕上有几个显然是后来的。我们勘探队9个人被安排到北炕上。
这家店只有这两铺炕，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闲屋。
我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欧队长。他好像早就替我盘算好了一样，对我也是对大家说：“小阮在炕梢，马师傅挨着她。”
马师傅虽然年龄最大，但那时也还不到四十岁，显然他是结过婚的人，还有两个孩子。老欧也只能这样安排了，让我挑，我也会这样。
挨着我的人已经确定，但谁挨着马师傅？大家互相推让着。我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好像谁挨我近谁的危险就大一样，胆子小的人早早就远离了，甚至已经打开了自己的铺盖。最后剩下队长和柯楠。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以为这场游戏是以年龄为原则的，欧队长肯定比柯楠大，而且也是结过婚的，所以他应该挨着马师傅，但他却把柯楠推到了前面。
我是最后一个打开行李的，马师傅让大家往后串，给我让出了足够大的地方，但和他的褥子还是几乎连在一起了。我无法接受这样紧挨着，即使是我的亲生父亲也会觉得很别扭，更是无法想象半夜转过身去，会与一个男人脸对着脸，所以我想无论如何中间都应该隔一下。
在房顶拴上毯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离我最近的三个男人担负起了这个任务。他们先在房梁钉上钉子，棚顶被震得直摇晃，陈年的灰土像下雨一样哗哗地落到队友们的被子上，害得他们拿出去一通抖落。大家白天累了一天了，看到他们为了我又这样一番折腾，真有些不忍心。因为房梁并不在我的头顶，所以毯子是斜着拉过来的，几乎盖到了马师傅的脸上。不知是因为我，还是大家都累了，没有人说话，很快就鼾声四起，我分不清哪一声是队友的，哪一声是对面陌生人的，即使是离我最近也是最熟悉的三个人，此时也是陌生的，我发现人在白天与黑夜不是同一个人。
我似乎置身于另一个种群，巨大的陌生感中掺杂着恐惧与兴奋，奇奇怪怪的，像在幻觉当中。下半夜我被尿憋醒了。坐起身，刚刚忘记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呼啦一下想了起来。要是在平时，我会拉上马师傅。
平时在野外我们都是找个背静地方解决，在野地里撒尿真是痛快，有时我会把一个蚂蚁窝冲垮。我蹲在深草中，最高兴的是蚊子，它们会成群结队地飞过来围剿，我驱赶着它们，同时还要防着其他野兽的攻击，所以不远处的马师傅就会不断地喊：“小阮，张三（狼）没把你叼走吧？”我就拉着长声地回应：“没有！”一会他又喊：“没掉水里吧？”“没有！”最麻烦的还不是解手，我每个月会有那么几天倒霉，而出去就是一天，我就盼着早点收工。就总问队长什么时候收工啊，欧队长为此还批评过我，还是马师傅替我说了情。 躺在我身边的马师傅此时睡得正酣，我不忍心叫醒他。这个初秋的夜晚，我悄悄下炕，独自出去小解。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身体。那天夜里，我蹑手蹑脚地下炕以后，从自己的炕梢往炕头方向走去，眼前出现的一幕让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我看到我的队友个个都是光着身子，他们的衣服被卷起来吊在房梁上。这个我知道，早就听他们说过，大车店里虱子多，这是防虱子的。他们光着身子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
炕头到炕梢也就十来米远，我像闯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一样闯了过来。我失魂落魄地推开房门，感到自己经历了一场重大打击，已经遍体鳞伤了。我抬头深深地呼吸，看到深蓝色的夜空那么辽阔而清澈，银河像一条发光的密密麻麻的石子路，北斗星静静地悬停在天幕上，我叫不出更多星星的名字，它们忽明忽暗，像夜行人手里的灯笼。就在这个时刻，那首歌的旋律匪夷所思地在我耳边响起：是那天上的星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这个秋天的夜晚啊，我像一位犯了大错的人，转身又得到大赦一样，变得悲欣交集。
以后的夜晚，我不再要求隔毯子，马师傅总是在清晨抱怨：“小阮这丫头睡觉不老实，把我踹醒好几回。”
有一次柯楠说：“老马，那咱俩换换？”还没等我说话，大家就都反对了。
因为这句玩笑话，让我对柯楠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我们的勘探任务越来越重了，欧队长最初的判断也越来越有根据了，我们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鼓舞着，我真的加入到了一个见证历史的团队当中，作为唯一的女性，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骄傲。
柯楠对我的追求越来越明显了，其实我早就觉察到了。自从他发现我对他的那句玩笑话有些反感以后，他就再也没说过类似的话了。石油总是在大盆地里出现，我们踏勘的那个地方，在地质学上的古生代或者中生代时期是个巨大的湖，湖里死去的生物要经过至少200万年的演化，才能形成石油。如今大湖不见了，留下了一望无际的荒原和沼泽，那里的芦苇和蒲草又高又壮，我们进去之前，大概不会有人类的痕迹。一钻进去常常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我知道不论在什么环境下，我的周围一定会有柯楠，他总是不动声色地照顾我，他的那种关心与马师傅不一样。每次趟河，他都主动要背我，可我总是坚持自己趟过去。还有下山的时候，他一定会跑到我前面挡着，怕我惯性太大而滚下去，我同样会适时地收住脚步，不会扑到他的怀里。我要解手的时候，就喊马师傅，这已经达成了共识，只有在这个时候，柯楠才会自动消失。
那天我们遇到一条江叉，平时我会和大家一样趟过去，但那天我正是月经的第二天，肚子坠着痛，腰也像要折了一样疼，而秋天的江水像冰一样凉，我就同意了让柯楠背过去。他半蹲下身子，我虽然趴在了他的背上，但两只胳膊还是举得高高的。
我那时真的没有考虑过谈恋爱，我真是想等找到大油田以后，我的事业有一点成绩了再考虑结婚，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先立业，后成家”，所以对于柯楠的追求我一点都没往心里去。但是，我不想谈恋爱不等于没设想过自己的意中人，我想，要嫁就嫁一个像欧队长那样的人，满腹经纶又顶天立地。其实哪个女孩子不想嫁给自己崇拜的人呢？但我知道欧队长早就结婚了，我还在他办公室看到过他孩子的照片。不管怎样，柯楠处处照顾着我，这让我多少有点动心。我们采集的标本，他再也不让我背了，连装在瓶子里的化学溶液也不让我拿。那个瓶子其实是很轻的，装在一个特殊的背包里，是做试验时用的，很金贵。所以他说放在我这里不把握，怕我毛手毛脚的给弄洒了，那我这个保管员真就有些失职了。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一次过河，我们早晨趟过去的时候，那河水刚没过膝盖，可傍晚回来时水却涨到了胸口，而且水流湍急，水面上还打着旋涡。我抓着马师傅和柯楠的衣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对岸走去。突然一个急流冲过来，我来不及喊叫，就跌进了水中。在我被呛了好几口水以后，我想到了死，同时还有一个想法一闪而过：如果谁把我救起来，我就嫁给他。我在水中挣扎着，气管里呛满了水，胸口剧烈地疼痛，连咳嗽都无法进行，眼看就要憋死了。就在这时，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我，他巨大的身躯像一副钢架子，把我从水中捞了上来。我只觉得被人托着上了岸，耳边是一些嘈杂的声音，然后是一阵要命的咳嗽，接着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以为我真的死了，没想到死是这么容易，但这个死法确实太难受。后来我看到有些人自杀选择跳河，我真想告诉他们，那是真正的鬼门关。我醒来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柯楠的脸，然后是马师傅、欧队长以及全队人的脸。我想和他们打招呼，可是我的喉咙像被堵死了一样发不出一点声音，我大张着嘴急促地喘着粗气，我这是在哭，可是我却没有眼泪。
后来，马师傅告诉我，那个救我的人是柯楠，而他并不会游泳。
我没死，我又活过来了。马师傅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确，有一个大大的好事在等着我们。我描图的那个井位，就是龙基三井已经开钻了，并且在打到1200米的时候喷出了工业油流，这就意味着我们找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那时我们已经回到了长春驻地，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是欧队长最先知道的。他可真能沉得住气啊，他放下电话，脸色不变心不跳的，说要开会。那正是开饭的时间，欧队长说开完会再吃，我们就知道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事情了，看他的脸色说不定是什么坏消息，我想可能是龙基三井又没打出油吧。可没想到，欧队长向我们宣布了这样一个消息！我们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看到欧队长眼里溢出了泪花，我们全队人都哭了。
那个夜晚我们真的疯狂了。我们手挽着手走在长春的大街上，大声高唱：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着我们的帐篷
……
柯楠带着我们敲开一家文化用品商店，买了红纸、墨汁、排笔什么的，他在大红纸上写了五个斗大的字：“东北出油了！”我们把它粘到车帮上，车头还挂了大红花，勘探处唯一的一台大解放被我们扎成了彩车，我们嚷着让司机把车开到人民广场上去。柯楠不知从哪儿淘登来一套锣鼓镲，这下可好了，全城的人都能听到我们的好消息。柯楠敲锣我打鼓，也奇怪了，我们从未练习过，可一出手就敲出了节奏，配合得天衣无缝。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咚咚咚咚锵！好玩极了，越敲越来劲，恨不得把鼓都敲漏了。我们边敲还边喊东北出油了！东北出油了！我们这样一咋呼，大街上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他们可纳闷了，问我们出什么油了，以为是豆油呢，东北不缺豆油啊。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找到大油田了，出石油了，中国有石油了！ 那天晚上我们太高兴了，回到驻地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了。太兴奋了，我们还不想睡觉，连马师傅都说要玩个通宵。欧队长看大家这么高兴，就破例批准了，并宣布明天放假一天。我第一个蹦起来喊“乌拉！乌拉！”他们就把我抛到了空中，一下，两下，三下……最后我落在了柯楠怀里，他顺势猝不及防地在我耳边说：嫁给我吧。
他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好像是借着那种疯狂的情绪给自己壮胆，也好像是一种试探。尽管这样，我的心还是嗵嗵地跳了两下。我不想让大家扫兴，就假装没听见，继续和大家一起疯闹。柯楠也好像没说过那样的话一样，他用口琴给我们吹了一曲《山楂树》。这时就有人起哄，让欧队长请我跳一曲。我与偶像在一起工作都快两年了，但在他面前还是那么拘谨。柯楠说了那样的话我都抗过去了，但当欧队长大大方方地走到我面前时，我的脸腾地一下红到了耳根。欧队长毕竟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人，华尔兹跳得太棒了，他带着我一路旋转，像在大海里起起伏伏的一条小船，平稳而又自由。那天晚上可把我累坏了，全体队友轮番请我跳，他们都是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个个都跳得那么好。也把柯楠累坏了，他一直担任伴奏，所以唯独我们两个没有跳上，但是我却领略了柯楠的音乐才能。他的伴奏不光用口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青春圆舞曲》《友谊地久天长》《小路》用的是小提琴。当他用手风琴拉出了《勘探队员之歌》的时候，我们的舞会达到了高潮，全体队员跳起了集体舞，把柯楠围到了中间。当我们再一次唱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的时候，每个人的眼里都溢满了泪花。此时，我们是最幸福的一群人，在这个夜晚我深深地爱上了他们，此生有他们的陪伴，我将永远不会孤单。
天快亮的时候，欧队长又接到一个通知，说刚刚发现的大油田要对外保密，不许声张。我们又笑成了一团，因为这个消息早就被我们嚷嚷出去了。
大油田发现以后，石油部决定开展一场夺油大会战，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我们全队就跟着勘探处一起离开了长春，到了油田本部。一转眼，时间又过去了大半年。柯楠自从那次趁火打劫式的非正式求婚以后，再没提过这事。他虽然不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但他率性，真诚，热情，有才华，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会有很多乐趣，我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地接受他了。如果按照“先立业，后成家”的原则，我们发现了大油田，也算事业有成了，再说，在我掉进河里时，我就想过谁救我就嫁给谁，现在又回到了油田本部，生活也渐渐稳定下来，考虑个人问题，似乎也到时候了。我相信，柯楠在我对他的态度里能够感受到这一切，我们的关系已经心照不宣了，甚至队友们已经这样认为了，只要时机一成熟，我们就可以结婚。所以，柯楠如果再向我求婚，我就答应他，不管是不是正式。
然而我却一直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有一次，我们在井场挖泥浆池，柯楠干了一会儿就站在那儿休息，这可不像他的作风，平时铁锹在他手上就像个小玩具一样，挖土嚓嚓的。我看他脸色也不好，就走过去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可能是感冒了，就是身上没劲儿，哎，没事的，明天就好了。我们常年在野外风吹日晒，都很皮实，再说他的身体一向是很棒的，怎么会得病呢？所以我们也就没当回事。第二天也没再干体力活，所以他的症状也就没表现出来，就以为他感冒好了。
又过了二十多天，省里来了个医疗队，说要给我们体检，先选取一个身体最好的和最差的当典型，柯楠是作为最好的去的。体检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全都傻了。医疗队的同志说，柯楠遭到辐射了，他的肝脏已经严重损坏，必须立即住院治疗，否则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啊。
我们身边怎么会有辐射呢？再说我们队里的人天天在一起，其他人都没有遭到辐射，单单就他一个人遭到了辐射呢？我们想不明白，所以我们就不相信。这时，欧队长已经是油田的总地质师了，他听说这种情况，万分焦急，就通过老同学立即联系了北京的权威职业病医院，准备再做一次检查。去北京，队里要出人照顾，我就自告奋勇要求陪同。领导同意了，但柯楠却不同意，他说我是女的，不方便。我没理他，就和欧队长一起带着他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北京的结果终于出来了，我们一看，脑袋嗡的一声，真感到天要塌下来了。检查结果和省里的一模一样，不同的是，报告上明确了辐射源，就是那瓶化学溶剂。我和欧队长恍然大悟，然后又面面相觑，所有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我们的悲痛和悔恨。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野外勘探时的情景，柯楠每天都替我背着的那个黑色背包，原来它是个害人的东西！在这之前，我们都不知道那东西是有辐射的。这也不奇怪，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地质勘探工作者，什么都是第一次，连欧队长在苏联也没接触过那东西。而我们工作需要它，把它当成宝贝来看待。柯楠怕我弄打了，每天都随身携带，亲自看管，收工后还把它放在自己的床下。野外任务完成后，那东西依然由他保管，谁都没注意到这是个事儿，直到他发病，那东西还在他的床底下放着。这就是全队里头唯独他一个人遭到了辐射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替我们全体队员做出了牺牲，特别是替我，因为我是随队保管员。
那天，我和欧队长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他沉默不语，像一位遭到重创的父亲，而我只有默默地流泪。
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每一天我都受着煎熬，像掉了魂儿一样。
柯楠留在北京继续治疗，欧队长把柯楠的情况汇报到石油部，部领导很重视，相关部门积极与医院沟通，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尽管医院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无法控制柯楠的病情，还在一天天地加重。刚刚退去了“三花脸”，却出现了肝病患者的暗黄，像北方冬天的芦苇耗尽了青春，眉眼之间再也没有了那种神采，整日卧床，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在医院里全天陪护，我相信他会一天天地好起来，我要亲眼看到这一天是怎么到来的，然后我就嫁给他。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柯楠，是我在给他喂饭的时候趴在他耳边悄悄说的。我以为他会高兴，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就像他在庆祝油田发现的狂欢之夜对我说了那句话以后我的反应一样。我一想到那天，我就……唉……我后来特别后悔，那天为什么装着没听见呢？为什么没有答应他呢？ 那天柯楠的午睡很安静，我趴在他的床边也睡着了。可是他醒来后，跟我说的话，却让我十分震惊。
他说：小阮啊，谢谢你的好意，我没有这个福分了。
我不让他说下去，我知道他这是不想连累我，是为了我好。可他不听我那些海誓山盟的话，他说：你嫁给老欧吧。
我以为他在发烧说胡话，就摸了摸他的头，然后把一块湿毛巾盖在他的额头上。
他摇晃着手臂，把毛巾扯了下来，继续说：小阮，你不知道，老欧一直喜欢你，他看我在追求你，就不想和我争了。
我大声地制止他：你胡说些什么。
是真的。
人家欧队长早就结婚了，都有儿子了！
你才是胡说呢，他没结婚，哪来的儿子。
他办公室不是有一张照片吗，那不是他儿子是谁啊？
你说那个孩子啊，那是我们在西北工作时一个队友的孩子。
我越来越糊涂了。他接着说：那还是我们在柴达木盆地找油的时候，天气本来好好的，却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在大荒甸子上没处躲没处藏的，就站在那里任雨浇，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那孩子的爸爸是我们的副队长，是老欧最好的搭档，他身上背着电台，可能是这个原因，一个响雷下来，正好击中了他。他穿着雨衣呢，里边的衣服还是干的，所以他当时就变成了一个大火球，电台都被烧焦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以前听老人说过，有被雷劈死的，但只是传说。柯楠说了这么多话，好像累了，他喘息着，我轻轻拍着他的胸口，又端来水让他喝了一口。他接着说：副队长死后，他的家属带着孩子来到了队上，母子俩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就成了问题。欧队长就三番五次地到上面去反映情况，争取让他们留在油田，终于给孩子的妈妈解决了工作，她念过一些书，就让她到油田子弟小学当了教师。那孩子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生的，所以名字就叫建国。小建国这孩子特别聪明，在队里住了近一个月，欧队长和我们都特别喜欢，他说长大要好好学习，接爸爸的班，还到我们勘探队来，和欧叔叔一起找石油。五六年过去了，老欧没忘了他们母子俩，逢年过节不是寄钱就是给孩子寄学习用品。
原来是这样！听了柯楠的话，我好像又一次掉进了河里，人整个都懵了。我们两个谁都不再说话，柯楠闭上眼睛，像睡着了一样。可我还在“水下”摸索着出路，那种呛水后的窒息感又一次袭来。
欧队长作为油田总地质师，这次趁着来北京给柯楠看病，也带了很多公务，他要到石油部汇报工作，还要处理一些别的事情，所以他不能每天来医院，但只要有一点时间他马上就来看我们。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半个多月，油田那边就催他回去，研究挥师北上的事情。因为经过我们的进一步勘察，主力油田并不在龙基三井那个构造上，我们的发现井打在了油田的最南端，大油田是一个自南向北的长垣形状，石油部决定先要抱出个大“金娃娃”，所以要挥师北上，集中精力首先开发主力油田。这个“金娃娃”能不能抱出来，“地下”工作者至关重要，所以欧队长必须离开北京了。临走之前，他又以油田领导的身份做了很多协调工作，把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与院方一起研究确定了下来，这些事都办停当了，他才来与我们告别。
欧队长看到柯楠的病情还是没有见好，就安慰柯楠说国内的力量不行，就向苏联求救，他已经给莫斯科石油学院的老师写了信，看看苏联有什么高招。但是因为当时两国关系已经破裂，往来信件很难通关，否则早就应该接到回信了，不过也快了。他让柯楠不要丧失信心，还叮嘱我要好好照顾他，如果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再派人过来。我使劲地摇头，说油田那边现在正需要人，再说我也不想让别人来打扰，我要亲自看到柯楠是怎么一天天地好起来的。欧队长赞许地点了点头。
靠在床头上的柯楠，一直都没有言语，这时却让我给他打开水去。我知道，他这是有意把我支开，我想作为柯楠的未婚妻，我应该知道他所有的秘密，所以我就站在门口并未走远。
我听到柯楠说：你娶了小阮吧。
房间里有片刻的沉默，然后欧队长说：你胡说什么。
老欧，我一直把你当亲兄弟，小阮是个好姑娘，这你知道，她配得上你。
柯楠，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快结婚了！
什么？跟谁结婚？
建国的妈妈。
建国的妈妈？这不可能，她是喜欢你，这我们都知道，但你要是同意，不早就结婚了吗？
柯楠说得对，建国的妈妈一直在追求欧队长，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此时要不是欧队长亲自讲出这个消息，我们谁都不会相信。当时，我的心情复杂极了，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对建国的妈妈竟然生出一丝嫉妒，但是我马上就痛骂了自己。里边又传出欧队长的声音：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没有改嫁。她对我很好。
哎呀，那你也不能……委屈自己啊。
柯楠，你就不要瞎操心了，和小阮好好处，她对你是真心的，别辜负了人家，等你病好了，回到油田，我给你们办一个体面的婚礼。
我听到欧队长这话，心情更加复杂，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赶紧捂着脸提着暖瓶向水房走去。
阮阿姨说到这里，我才注意到，太阳早已落下山去，茶几上的杯子、果盘在黑暗中被外面的路灯反射成发光的线条，陷在沙发里的老人，只是一团黑影，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她的嘴和她的表情，只听得清她的声音。黑暗中的我们，像坐在坟墓里。我觉得我的灵魂也飞出了肉体，变成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诉说，或者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倾听。
欧队长走了，病房里只剩下我和柯楠。我们两个默默无语地坐了好半天，天色就像现在这样，要黑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柯楠不说话的时候，眼睛就会闭上，像睡着了一样。他头上的吊瓶不紧不慢地往下滴着药水，病房里的医疗仪器都在打开状态，随时准备着对这个病人实施抢救。
柯楠的病情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地形容枯槁下去。我甚至想到了那一天也许不远了，我趁自己冷静的时候都想好了应该如何应对，柯楠也似乎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们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但是，就在这时，欧队长在莫斯科的教授回信了，他提到一种药，建议我们可以试一下。但是国内没有这种药，欧队长又通过关系找到外交部，与苏联取得联系，终于弄来了那种药。就在柯楠的生命似乎走到尽头的时候，这种救命的药让他出现了转机，这真是一个奇迹。当我把情况报告给欧队长的时候，他高兴得在电话里喊了起来。 柯楠一天天地好了起来，我每天都能扶着他走出病房，到外面晒晒太阳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医院说柯楠可以出院了，但要每个月做一次复查。
我们回到油田，火车一进站，就看到全体队友站在站台上，我一眼就看到站在欧队长身边的建国妈妈，他们真的结婚了？我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一眼柯楠，柯楠向我点了点头。
柯楠出院以后，很快就上班了。但我们再也回不到勘探队了，领导安排他到地质博物馆当了馆长。当时人们把博物馆叫“地宫”，为了方便我照顾他，也把我调到地宫当了解说员，我那时在油田上是小有名气的报幕员呢。
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结的婚。欧队长履行了他的承诺，帮我们张罗了婚礼。婚礼不见得有多豪华，但是很热闹。老欧还把他珍藏多年的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两瓶红酒拿了出来，建国的妈妈、不，是嫂子，说他们结婚时老欧都没拿出来呢。
婚后，我们度过了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们按照老欧的要求，要把“地宫”办成一所学校，通过对地下情况形象直观的展示，在油田掀起一股全员学地质的热潮，特别是采油和钻井专业的职工要学得更深一些，这对于提高原油采收率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绝不能小看。柯楠是一位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地质专家，我也是经过实践考验的，我们就整天在一起研究，如何把艰涩难懂又枯燥无味的地质知识深入浅出地讲解出来，并且与油田各区块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还要生动，让人记得住，用得上，这可真是一门学问呢。这成了我们俩共同的事业，我敢说一对夫妻能够全力以赴去做同一件事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同时，一个男人也只在这个时候，最有魅力。“地宫”很快就开张了，各行各业的工人们轮流来到我们这里接受培训，真像老欧说的那样，在油田上掀起了一股全员学地质的热潮。
随着“热潮”的到来，我也怀孕了。我们就像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样，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希望。我生下了女儿，你知道为什么给她取名叫“霞”？我们希望她是照进我们生活中的一道霞光，我们还要有第二道第三道霞光，所以就叫她“大霞”。
然而就在我生下大霞后不久，柯楠的身体又出现了反复，并且来势凶猛，上次的治疗方案全都不好用了，连苏联的特效药也失效了。他很快就进入了昏迷，到去世之前只醒过来两次。一次是让我把孩子抱来，他要看看孩子;一次是喊老欧，并且告诉我，老欧是个好人。
那天早晨，他睡得非常沉，我怎么叫也叫不醒他了，就这样，他悄悄地离开了我和女儿，离开了老欧和队友们，离开了我们历尽艰辛找到的大油田。
从发病到去世只用了45天。他走得非常安静，我相信他没有任何遗憾。
阮阿姨讲到这儿的时候，似乎整个世界都停止了。房间里寂静无声，隔壁人家隐约传来《新闻联播》的开头曲，让我有一种陷入人世而又与世隔绝的幻觉当中。透过阳台的窗户，我看到一方橘红色的夜空，像电影里刚刚结束了一场战斗，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雪了，先是几颗珍珠盐似的雪粒一扫而过，转眼就飘起了雪花，一阵比一阵大，像楼上的人家抖落一床羽绒被。我们坐在黑暗中，长久地沉默着，这一场鹅毛大雪来的真是时候，好像是来压住这位老人心中的苦。我不敢说话，也不敢开灯，我愿意陪在她身边一直坐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阮阿姨又开始说话了。
柯楠死后，我不愿意回到我们曾经的小屋，也不再担任地宫的解说员，我觉得一切都结束了，就带着大霞搬到了管沟村。
不久，老欧就被调到石油部去了。他到北京安定下来以后，曾来信征求过我的意见，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可以想办法把我调到北京去。但我不想离开油田，这里埋着柯楠，更重要的是这片古大湖上留着我们勘探队找油的足迹，还有我和柯楠一手建立的地宫，离开这些，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老欧调走以后，过了九年，在一次去南方油田的路上，他突发心脏病，由于是在火车上，抢救不及时，也去了。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报社用了整整一版的篇幅报道了他的一生，还登了好几张照片，其中就有我在大学时看到过的那张，多么年轻，多么英俊，就是从那时起，他成了我的偶像，直到现在，他依然是我的偶像。
到今年，老欧去世也快三十年了。
说到这儿，她的故事似乎讲完了。但她还是那样坐着，没有结束的意思。过了一会，她接着说：
我得感谢我所遭受的一切，唯有苦难，才能够镇得住平淡的生活，使我寡居的一生从未感到孤独，也不会迷失。
在我的生命中，只有这两个男人，有他们在那边，我一点都不害怕，甚至一想到那一天越来越近了，我就充满了希望。
阮阿姨说完这句话，就起身打开了客厅里的灯，仿佛希望真的来临。我的眼睛被光线刺得生疼，但她好像还嫌不够亮，走到房间的各个角落，把墙上的壁灯、桌上的台灯、墙角里的地灯全都打开了，我觉得这一刻，像天亮了一样。
我离开阮阿姨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大雪已经停了，白茫茫的一片，曾经的管沟村，如今的西城区商业中心，各种形状的建筑都穿上了雪的外衣，变成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大街上空无一人，那一片楼区只有阮阿姨家的窗户放射出雪亮的灯光，像一扇打开的心扉。我的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身后偶尔有出租车开过来，悄悄地停在身边，提示我上车，我友好地向他们摆手，出租车就悄无声息地开走了，让我感受到一丝人间的温暖。我忽然觉得，人并非都在自己的生命里独孤地过冬。
阮阿姨平安度过了那一年的春节，她选择了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与他们团聚，这正是北方平原上开始踏勘的好时节。我能想象出来，她去的时候，一定还会像报到那天一样，见到欧队长就是一个立正，柯楠背她过河她把手举得老高，她解手时马师傅就在不远处喊张三把你叼去没有――“一群同样浪漫的人聚集在一起，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
阮阿姨的葬礼结束以后，大多数人都走了，留下来等骨灰的都是亲友，这其中就有那两位老者。我没有猜错，一位是挨着阮阿姨睡觉的马师傅，一位是发现油田那天晚上拉他们上街游行的司机师傅，我没有想到的是，搀扶他们的那位年轻人，竟然是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