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他的火葬证时，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样属猴。
外婆说，我五六岁时，他来棋花厝看我，抱起我，用他刚刚剃过络腮胡子的脸摩挲我的脸，然后，让我别转脸，而咬了一口我手上的油条。
10岁时，还在暑假里，一个雷阵雨过后的傍晚，我莫名地晕眩，躺在父母的床上，大床像雨水荡漾里的小船一般摇荡。
很快就到了晚上，收拾好的餐桌旁，他或和邻居或和朋友打起了扑克牌，40分的玩法。卧室毗连着客厅，打开的一扇门，传来玩牌时的喧哗声。中途，他取了扑克牌到屋里看我，问了一句什么，我回答：“清楚。”便听见他开心地跟牌友说：“她会说‘清楚’两个字了。”
又过了没多久，那莫名的晕眩已经彻底过去了。他让我坐在边上，让我出牌，确定我出得没错后，他开心地说：“她会出牌了，在边上看过几回就会了，看来很清楚了。”
这么多年，我也始终以为他对我要求很低，低到一个十岁的孩子只要会说“清楚”两个字，他就那么得笑逐颜开、心满意足。
直到现在，当我到了和当年的他同样的年龄，我才知道，这“清楚”不过意味着不再晕眩，思维正常。
高考前，我在屋里用功，他进来，用双手搓揉我的头发，把我一头微微卷曲的短发揉得一团糟，在我的怒叫里，悻悻离开。
我进了大学，但那几年，他并不记得我读什么专业。将近大学毕业时，我到福州的“台湾饭店”看他，他撕下一小片纸，放在手心，写了一个号码给我，说有空时打这个电话给他，但我从来没有打过那个电话。
毕业后，我回到老家，他神情落寞地问：“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我一直在等你电话。”我别转脸，看向远方。
我终究没有回到老家工作。工作了有些年头后，听说他的二哥给他买了两套连体套房，二哥有时从台北回来，和他同住。
我最后一次看到站立的他，是回老家时，在小城街道行驶的公交车上，看到他站在旧体育馆对面的公交车站，一脸的落寞。
他已然是一个老人了，但是依然英俊。在我的眼里，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如他英俊，因为，他只把好看的鼻子遗传给了最小的女儿。
他年轻时的炭笔自画像，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素描。
他给我早逝的外公画的头像，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油画，也是外婆对他不负家庭责任的太多不满里唯一一次的赞美，夸他画得一如真人。
九年前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在电话里得知他在第二次中风之后不能说话时，不禁号啕大哭。后来，我赶到他身边，他咳嗽了一声，不知是表达了他那一刻的感知，或者只是正好想咳嗽。
九年了，我终于明白，他只是那个年代一个不合时势的画家，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当好一个父亲，怎么负起一个父亲的家庭责任。所以，当年我没有邀请他参加我的婚礼。虽然我渴望他和天下的父亲一样，陪着女儿走到红毯的那一端，依依地将女儿的手交到新郎手上。
九年了，倘若我有十万毫升泪水，那么我愿意有一成是为他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