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生态学的研究倾向出现了一系列人文转向，“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等跨学科研究领域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研究内涵。从两次工业化革命至今，生态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尽管生态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有所控制，从整体上看却在一步步恶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管理的完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生态批评理论学者认为，人自身已经成为大自然的天敌、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也在于人类自身，研究目光直指“生存的状态”和“人的状态”。
中国学者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将精神定义为“一个相对的主体内在的目的性、意向性的组织与活动”，认为人的“精神污染”和自然界的“生态污染”密不可分。人既是一种生物性存在，又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更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分别对应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并依此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的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精神污染”、“精神失落”、“精神衰败”成为研究焦点，而“精神危机”与“生存智慧”也成了相互联结的整体，这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下的平衡、稳定和前进。弗兰纳里・奥康纳以一部《好人难寻》为世人熟知。书中尽显人性堕落、自私、愚昧和冷漠，暴力、死亡频现，对宗教的思考和人性的追问常令人心生敬，其中的《善良的乡下人》同样如此。本文拟从鲁枢元生态批评的视角出发，通过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生态子系统的失衡对小说《善良的乡下人》的主题进行剖析，表现出作者对人类精神污染的辛辣讽刺和对逝去的淳朴民风的无限缅怀。
一、自然生态：行为的无力
人作为生物性存在，体现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关系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础性、系统性关系存在。人类自然生态的失衡，既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人类面对自然的美好或污染的无力层面，也表现在人本身作为一种生物，对自身机能的无力和行为上的无力层面。
小说题目“善良的乡下人”并不仅指淳朴善良、与城市人迥异的乡下人，更指代那些渐逝的淳朴民风、习俗和被人们遗忘的自然风光。小说中的人物对自然之美是无力感受的，自然的描写是晦涩、阴暗的，是“斑斑驳驳”的山坡，是“黑压压隆起的一片森林”和“黑森森的山岗”。女主人公乔伊“不喜欢猫、狗、花、鸟、大自然”，也不会觉得景色特别，因为她环境“难得仔细地注意”。自然环境的晦涩是人物虚伪、欺诈的氛围的体现，也是人类道德遗失的必然后果。“乡下”区别于城市，本应山清水秀、怡然悠闲，小说中写到，“除非到很远的乡下去，要不就见不到真正诚实正派的人”。而事实上，那些遥远的乡村中来的圣经推销员、弗里曼太太也不见得是真正诚实善良的人。人性的缺失、古老淳朴的民风同那些被污染的自然环境般一去不返。除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作为同样是生物物种的存在主体，小说中的人物尽显自身机能和行为上的无力。乔伊装有一条假腿，“蓝眼睛冷冰冰”，“就像凭意愿已使双目失明”，身体上的残疾增加了行为上的无力，“身材高大、行动笨拙”，“一次舞也没跳过”，年过三十还被母亲看作一个孩子，受过高等教育却整日呆在家里，相信自己随时会死亡。霍普韦尔太太对女儿的残疾也表现出了行为上的无力，自暴自弃，认为女儿不自信又难看。
二、社会生态：存在的疏离
在社会生态下，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发展是离不开其他个体和群体的支持与帮助的，也对整体的生存发展作出贡献。社会生态在小说中仍是失衡的，体现在家庭存在的疏离和社会存在的疏离两方面。其中，家庭的疏离体现在霍普韦尔太太和乔伊的母女关系上。霍普韦尔太太并不真正关心自己的女儿乔伊，乔伊也没有对母亲展露出亲情和依附感。她们很少共进早餐，乔伊“总在母亲吃早饭的那当儿起来，蹒跚地走进洗澡房，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一系列的动作毫无家庭温暖。霍普韦尔太太对女儿的残疾并没有多少担忧，还强迫装有假肢的乔伊陪自己散步，而乔伊显然不愿这样做。平常人家的散步在这里变得非常困难，甚至还会演变成争吵。母女关系紧张，女儿总是想法设法地躲避母亲的询问，连改名字的事情也没有征求母亲的同意，而母亲一直认为女儿改的名字是“任何语言中最难听的”。
社会的疏离在小说中的体现尤为突出。弗里曼太太冷漠、无情、爱窥探他人隐私。她的英文名字是“free man”，意为无所事事，暗示她是一个爱管闲事，“件件事都少不了份”的人，不仅毫无淳朴善良的乡下人风范，反而颇有一种市井小人物的滑稽之感，流露出“明显的斜眼蔑视”，“一清二楚的恶意”。弗里曼太太对“不为人知的传染病、隐而不现的残疾”心生欢喜，她仔细打听乔伊被打断腿的意外，“随时随刻都可以听着这件事，就仿佛它是一小时之前刚发生的”，对别人的痛苦、疾病毫无悲悯之情，只作为津津乐道的谈资。霍普韦尔太太也非良善之辈，早在雇佣弗里曼之前，她就换了好几个佃户，对弗里曼多方打听，已经“拿定了主意”，打算“应付这个女人”。她口中称他们为“善良的乡下人”，却心中暗想“她跟废物打交道已经有过很不少的经验了”，与圣经推销员的对话貌合神离，对弗里曼的絮叨答非所问心不在焉，人与人之间存在明显疏离，相互交往尽是虚伪，毫无真情。
三、精神生态：信仰的缺失
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指出，精神不仅是理性，也不仅是人的意识，它还是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是自然的法则、生命的意象、人性中一心向着完善、完美、亲近、协和的意绪和憧憬。精神生态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方面，人类的精神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变量。精神生态的内在结构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类似，不同的精神个体和精神群落相互交融，共同组成了精神生态。三者之间存在相似的内在结构，是同一本质结构在不同层面的不同表现，属于“异质同构”关系。
在《善良的乡下人》中，精神的污染和人性的缺失随处可见，直接表现为信仰的缺失和灵魂的真空。乔伊并不喜欢这个意味“欢乐”的名字，而是一定要给自己取一个难听的名字，并把它视为私有的秘密，与母亲同样“粗鲁傲慢，心怀歹意”连每次走路都故意发出难听的声音，给弗里曼的两个女儿取难听的外号，把爱情视为“勾引”，灵魂空虚，信仰迷失。她的母亲霍普韦尔太太的灵魂同样被真空化，她以银器作为餐具，对贫穷的乡下来的圣经推销员心生鄙夷，将科学视为“魔咒”，坚定地声称自己信仰基督，却不愿把圣经放在起居室，而是放在阁楼某个连她自己都不清楚的地方。信仰的缺失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圣经推销员了，他口中十分虔诚地信仰上帝，实则道貌岸然，用圣经的盒子装威士忌和淫秽的纸牌。满口信仰的他并没有为乔伊吃刚出生两天的小鸡表现出本该有的悲悯之情，反而得意洋洋，神经质地小声格格笑。更令人气愤的是，他竟然用悲悯的身世博得同情，用传道士身份迷惑众人，用爱情的名义欺骗残疾人，热衷于收藏他们的假眼珠、假肢，“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他不是基督教的化身，而是虚无主义的代表，人性扭曲，精神变态，不是“善良的乡下人”，而是邪恶的代表，是摧毁乔伊的力量。
四、结语
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这三个领域，人是最核心的力量，也是联接三个层面的关键。人类个体拥有作为实体存在的生物性躯体，拥有作为关系存在的社会位置，拥有人类的本质属性精神性，只有人类精神的净化，才能保证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而《善良的乡下人》正是由于人类的精神污染，才造成了三个系统的失衡和人性的堕落，致使淳朴的民风一去不返。
参考文献：
[2]鲁枢元.2006.生态批评的空间[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