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30年，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画了一幅名作，叫《自由引导着人民》，画面中那个象征自由的三色旗，那个美丽的自由女神，以不容置疑的决绝姿态召唤人们“跟我走”，追寻自由！这面猎猎飘扬的大纛，就这样，成为人类无与伦比的至上价值。人类几千年来所谓的文明史，就是创造出一系列精神价值的历史，这使人类区别于动物，超越自身局限，使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觉得美好而心怀期冀，这些希望和美好底下，作为支撑的，正是自由、仁爱、宽恕、善、正义、平等、尊严这一系列价值之所在。我之所以一开始就这样讨论人类的普遍性价值，意在寻绎李建军文学批评的路向选择和价值建构，并探讨这些路向与建构的有效性问题。
李建军曾经在多处探讨过这样一个宏大而重要的问题：文学因何而伟大？他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例，认为文学里必包孕着“真理、博爱、苦难、拯救等重大问题，仅仅追求‘文学’价值的文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的”。他认为“文学的价值并不只由文学本身，而且还决定于文学之外的事物”。文学之外的事物，正如同列夫・托尔斯泰所关注的：道德问题、宗教问题、农奴解放等社会问题一样。这些，超过了他关注文学本身的问题。李建军认为这恰恰是他的作品伟大的地方，因为他“包含了作者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的‘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据此，李建军极不赞成那种自诩为“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家，他称他们是“褊狭的平庸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文学与他人没有关系，与政治没有关系，与道德没有关系，与苦难的历史、沉重的现实、茫远的未来都没有关系”①。据此，李建军提出“消极写作”这个概念，并且尖锐地批评时代的堕落颓废风尚，是“根据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把那些带给人混乱的炫惑感的消极写作者，当作自己时代的文化英雄和文学上的成功者”。他这样概括消极写作的特征：“缺乏现实感、真实性和批判的勇气，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缺乏美好的道德感和丰富的诗意感，把写作变成消极的习惯，是一种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伪写作。”他还进一步分析消极写作者的创作心理，认为这种写作“通常还是缺乏他者意识和纪律感的写作，是反文化的私有形态的写作，它追求一种消极的快感体验，咂摸着颓废的滋味，陶醉于残忍的想象，满足于无聊的调侃，它靠大胆的粗俗来吸引读者。这样，它给读者的就不是美感，不是心灵的净化和升华，而是让人习焉不察的道德破坏和精神伤害”②。李建军对当代写作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具有炫惑感的现象，深感沉痛，并尖锐批评，不能不说是时代的黄钟大吕之音。
他的尖锐批评，不是隔山放炮，只图宏论的响亮而炫人耳目，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花费极大气力，研究了当代产生广泛影响的一批代表性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比如，他批评莫言作品对暴力血腥的迷恋与嗜好，以《檀香刑》为例分析，说“暴力伤害和酷刑折磨带来的肉体体验，是莫言乐于叙写的题材，也是《檀香刑》的主要内容，但是小说中痛苦和死亡并没有形成有价值的主题，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他以《檀香刑》中的一个片段作为分析标本，入木三分地层层剖析解读，向读者指出作品中令人难以接受的对于暴力的炫惑性展示。这是小说人物赵甲转述师傅对一次行刑的美妙感受，师傅那次是对一个美丽的妓女行脔割之刑，觉得那次“活儿干得真是漂亮”，于是此后师傅常用整夜的时间，回忆那次行刑过程，说“师傅的鼻子，时刻都嗅得到那女子的身体惨遭脔割时散发出来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气味……”接着李建军批评道：“杀人者固然麻木、冷酷、无情，但是要他对杀人的行为‘感觉美妙无比’，要他‘常常用整夜的时间，翻来覆去’地回忆一次‘执刑’的过程，‘回忆’因杀人而得来的‘荣誉’，只能是作者的病态想象的结果。”所以莫言“精细地描写恐怖的细节，但是却没有庄严的道德感和温暖的人性内涵”③。除此之外，李建军还批评了莫言在文体、语法及修辞上的问题，批评了他写作上缺乏分寸感和真实性，批评他“随意而任性地把小说当成了‘公然炫技’的工具和‘狂言’、‘浪语’的载体”。即使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今天，重读《檀香刑》，我们依然能感到李建军所提问题之深刻与尖锐，这些问题，并未随着作者头上耀眼的光环而失去价值，反而更显出批评者的勇气与识见。
二
贾平凹的《废都》《怀念狼》《病象报告》，也是李建军着力分析批评的经典文本，他批评贾平凹的《废都》，认为这是一种“私有形态的写作”。他对这种写作的定义是：“视域极其狭窄，关注的是只有作家自己和极少数人感兴趣的生活内容，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和共同体验”；“是的，私有形态的写作就是一种自恋性质的写作，就是把作品写成几乎只与作者有关的事象体系”。据此，李建军严厉地批评道：“私有形态的写作是极端主观和任性的写作，它敢于蔑视被所有正常人信奉的价值理念和人道原则，它常常把人写成似人非人的怪物。”④李建军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批评了贾平凹的《怀念狼》，认为它是“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他仔细分析了狼在小说中的“象征形象”，分析了作品中的“性景恋和性歧变事象”，认为“它的基本性质是虚假和苍白，它的叙述策略上的突出特点是拼凑和编造，而它对读者的态度则是戏弄和缺乏平易待人的诚意。它是一场游戏……”消极写作缺乏“现实性和真实感”，“他将任意的杜撰和虚假的编造当做法宝，而不愿在现实生活的制约下，进行艰辛的创造”。他还认为消极写作是“一种习惯性写作”，而“不是来自对生活的发现，不是来自不可遏抑的内在激情，不是来自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消极写作是一些专业作家的“基本写作模式”。这些专业作家懂得“写作的窍门”，“知道如何炮制文学赝品”。正因为这样，在这样的作品里，读者便很难看到“令人陶醉的充满诗意的精神图景。而说到底，文学的巨大的力量，还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与信仰和道德密切相关的精神力量。一部缺乏稳定的信仰支撑和美好的道德激情的作品，是很难对人类的心灵生活产生普遍而持久的积极影响的”⑤。从李建军这样的文字里，可以清晰看出他的路向选择，看出他所坚守的批评立场。
池莉的作品，尽管也常常获得大众喜爱，常常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产生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在李建军的批评视野里，认为池莉的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文学价值观”是“俗而又俗的”。她的写作里，充满轻飘飘的市民气，“既是一种残缺的价值图景，一种病态的趣味现象，也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现象，同许多被市场绑架，被体制挟持的作家一样，池莉的写作，也是一种异化性的写作，一种“社会订货”性质的写作。因此，他从对池莉的《看麦娘》的分析中，得出“粗”“乱”“小”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做例证分析时，指出池莉作品中的泛滥的粗话脏话问题，诸如“婊子”“乌龟王八蛋”“我操”等被毫无节制地使用，如同对贾平凹作品中涉及的事象，诸如分泌物、排泄物、屁股、痔疮、乳、臀、生殖器隐匿、生殖器展露的分析一样，像是清理奥革阿斯牛圈，要将写作中与主旨无关的粗俗性展露清除。当然，李建军也明白另一种反驳意见，说生活本来如此，作家只是写了生活本来的样子而已。李建军反驳道：即使社会生活真如人们所说，“武汉人都拿这些粗话当‘口头语’，那我们也不认为如此忠实地将它写入小说中，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必须，是一件符合审美教养的事情。对一个具有审美创造力、健康的审美趣味和自觉的道德意识的小说家来讲，写作即意味着升华与超越，意味着一种道德努力，意味着用雅的方式写俗，用美的方式写丑，而不是让自己的小说像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一样粗俗”⑥。这就是他响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他的回答里，包含着他对完美的文学的理解，包含着他的文学价值观，包含着他所坚守的文学原则。 三
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存在着人情批评和圈子批评，所谓批评，成了毫无原则的捧场，成了抬轿子和吹喇叭。然而，李建军的批评，却是严肃的，甚至是冷面无情的，常常“与人为敌”，仿佛一只牛虻，不时地叮一叮那些轻薄的、侮慢的、任性的、追寻快感和刺激的写作者。
他对作品的批评，没有不着边际的空头议论，没有哗众取宠的肆意炒作，而是认真细致地研读作家作品，甚至是逐段逐句的分析解剖。所以，他很有自信地说，“我只有‘公敌’，没有‘私仇’；只有‘公战’，没有‘私斗’”⑦。就是说，李建军所尖锐批评的作家，没有哪个人与李建军之间有个人恩怨。他之所以批评他们，是因为他站在公共立场上，执守于他的文学原则与立场，他对当前的文学生态和社会风习，太看不下去，到了“非说不可的程度了”。别林斯基说“诗人是时代的敌人”，李建军据此推衍出：“评论家则既是时代的敌人，又是诗人的敌人”，是“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李建军愿意做这样的多重角色意义上的“敌人”，愿意做一个清道者，并且将承受误解、敌意与伤害，视为批评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除了上述的几位作家外，李建军还对阿来的《尘埃落定》、刘震云的《手机》《一腔废话》、王蒙的《王蒙自传》、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孙浩晖的《大秦帝国》、残雪的作品、张爱玲的作品进行分析批评。对残雪作品的评价，可以看出李建军鲜明的美学原则和批评路径，看出他强烈彰显的批评立场。残雪被理论家邓晓芒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被美国的罗伯特・库维认为是“新的世界大师”。李建军说，残雪作品的突出特点是“令人沮丧的晦涩难懂”，“缺乏主题上最起码的明晰感，令人读了不知所云”，是那种“典型地表征着极端的反修辞和反交流倾向所导致的严重病象”⑧。残雪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表现“黑暗心灵的舞蹈”，李建军顺势将此语借过来作为自己批评文章的标题。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如何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现代主义小说的看法。众所周知，残雪小说的源头正是从现代小说而来，而在李建军看来，残雪的小说“不过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中国化组装”。
对残雪小说的这种认识和评价，来自李建军一以贯之的批评立场，来自对具有现代派作品特征的清晰审慎的打量：从影响极大的意识流小说鼻祖级人物乔伊斯，到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的《耻》，李建军都曾经做了深入而细致的解析。李建军尖锐地指出，库切的《耻》存在的问题是，“主题是散乱的，缺乏深度和力量的”。“《耻》里似乎并不存在一个质实、集中、有深度的主题。”在李建军看来，《耻》虽然是库切获得多项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代表性力作，但却有着“明显的败笔”。李建军对诺贝尔文学奖关于《耻》的评价提出质疑，说它“有一定价值的作品，但是并不像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评价的那样好”，因为，读者从作品中看不到多少“‘理想’色彩，而富有‘理想’，乃是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桂冠的重要条件”；“从精神风貌来看”，它只能是一部“颇显另类的小说”。对一个杰出作品的判断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激情”，最终决定于“它是否具有伟大的意义世界”。“文学虽然倾向于从情感和道德上解放人，但它永远拒绝被人当作道德放纵的场所”⑨，而《耻》给人的阅读感受，却是消极的，是混浊的，朦胧的，不明晰的。
李建军对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尖锐批评，令人印象尤为深刻。乔伊斯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小说（有人也称之为意识流小说）的先驱，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师级人物。但是，通过细读，李建军发现，“《尤利西斯》确实是一部混乱、晦涩、乏味的小说，它在修辞上的突出特点是傲慢，傲慢地蔑视许多作者信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小说写作规范，傲慢地蔑视读者在长期的阅读中形成的习惯和期待”。在深入地分析了乔伊斯的写作理念之后，李建军得出这样的结论：乔伊斯与福楼拜虽然属于同一脉系，追求的同是冷漠的“客观性”，即所谓的自然主义写作法，但是，乔伊斯却比福楼拜走得更远，因为福楼拜还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尽量“把语言写得干净、优美而富于表现力”，而乔伊斯却不怕“密集地用典、缺乏明晰地指代、牵强地戏仿”，因此，他的“描写常常使读者处于一种心理学上讲的‘意盲’状态，即读者看到了作者描写的东西，但却不能理解其中包含的‘意义’，我们甚至不难从《尤利西斯》中看到完全戏剧化的几乎只剩下对话的纯粹的描写”⑩。
关于李建军的批评，可以通过上述描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他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看法，根本上讲，源自这样一个路向选择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文学的价值、意义和生命力，决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对理性原则、道德尺度、伦理精神、理想信念的服从，决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仁爱、悲悯等积极的伦理情感，决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修辞手段上的有效、鲜明等效果。
四
正因为将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经验当作自己展开文学批评的重要坐标和尺度，正因为将文学批评当作自己的“志业”，所以，李建军才在《文学的态度》一书的“后记”中说自己“一旦事涉文学，便很不通世故，每常一板三眼地跟人较真――这就难免会让别人和自己都不自在”15。他认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是一个社会中唯一依赖意义世界而生活的群体，唯一能牺牲一切守护意义世界的群体，因此，他也应该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和纯粹的道义感，义不容辞地对一切败坏和残缺‘激愤’着，否则，就太可悲了”16。这是李建军坚持原则，敢于直言的缘由。既然自己所从事的志业，正是依赖意义而存活，那当然须得牺牲一切而守护意义！在自己的批评原则背后，他所依恃的正是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信念价值和伦理原则。
在我看来，如果人类数千年确立起来的那些基本原则还没有完全失效，如果人类的那些伟大的基本信念基石还存在，如果那些伟大的价值图景还在前方召唤我们，那么，以它们为基础的文学价值理念和文学批评原则，就是有效的。美国日裔学者福山认为，人类的这些基本原则已经实现，“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所谓的大问题，就是人类社会“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已经基本实现，所以他说这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7。福山的这种乐观显然是肤浅的，也被学术界普遍质疑。现实的问题是，既然人类的普世价值建构并没有终结，那么，在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中昭示并建构的伟大的价值图景，就依然是一件艰难而迫切的工作，我们就依然需要那种敢于质疑的一丝不苟的批评家。
五
文学批评的价值建构，不仅是伦理价值的选择和建构，也是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建构。李建军的文学批评，以古今中外的一系列经典作品为奥援。曹雪芹的《红楼梦》，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他都曾经细致地解读过。在对这些作品的阐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李建军论述中的路向选择和伦理尺度，也看到了他对小说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强调。正如李建军所说：“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伟大的经典，有两个尺度，一个是专业尺度，一个是伦理尺度；用专业尺度来衡量，经典作品必须是自铸伟词、形式完美的，用伦理尺度来衡量，它又必须表现着温柔敦厚的仁爱情怀。”18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小说艺术的叙事研究方面，李建军有哪些观点和发现？
在李建军的一系列著述和文章里，他所表现出的一以贯之的价值选择和基本原则是宏大而高远的，而他展开论述的时候，则显得逻辑严谨、论理充分，闪烁着强大的理性光彩。更让人叹服的，是他对小说艺术技巧体系深厚扎实的研究。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他以人类经典作为参照的价值立场，有着对小说修辞学全面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作为支撑。
李建军对小说叙事的研究，花费了极大的心力，其精彩而集中的呈现，则见之于其博士论文《小说修辞研究》。在这部专著里，李建军参考了二百三十六部研究修辞学、文学理论和小说理论著作，通过对现代小说修辞的梳理研究，他提出了自己对小说修辞的个性色彩鲜明强烈的观点。
为了建构自己的小说理念，李建军梳理了修辞学的起源，从古希腊时期的语言修辞学开始，从中发现了修辞中强烈的主观指向，认为小说的技巧理论里，不管是关于展示还是讲述，不管是视角何种转换，是客观叙事还是主观视角，总有作家的主体意识渗透其中。在《小说修辞研究》的导论部分，作者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的不同观点说起，柏拉图反对修辞，认为修辞就是遮蔽真理，就是以华丽的语言，夸夸其谈的修辞掩盖了真理，而求真乃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人们若想成为高明的修辞艺术家，丝毫用不着管什么真理，正义或善行……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怎样把话说得动听，动听要靠逼真或自圆其说，要照艺术说话，就要把全副精力摆在这上面……”这样，修辞就成了诡辩。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自己老师的观点，他认为修辞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但是，李建军强调说，亚氏也并非认为修辞仅仅就是技巧问题，而是与道德有关：“有些修辞学作者在他们的课本中认为演说者的善良品质无补于他们的说服力，这个说法不合乎事实，其实演说者的性格可以说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追溯了修辞学的源起和它的演变，李建军以赞赏的口吻评价现代修辞学大家布斯的观点，认为“不论小说家怎样想做到客观、中立，他也无法不在小说中显示自己的情感态度，纯粹的展示是一个谎言，小说总是具有叙述性和评价色彩的，总是具有主观性的，‘中立’和‘冷漠’是不存在的，‘纯粹’的艺术性的小说也是不存在的”21。 六
故事与人物，是小说艺术的基因。这个基因决定了小说与现实环境的关联。正因为如此，从历史发展由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走向来看，小说艺术本质上是反专制的，因为他突显的是个我的命运遭际，而专制体制在本质上是忽略淹没个体，要求个体丧失自我而为国家整体服务和牺牲。所以，依小说的本质意义而言，其孕育着对个体的尊重与解放，欲求人的双重打开：一是从专制的统摄中打开，一是从面目模糊的族类的淹没中突显。突显出个人的意趣愿望，这个意趣愿望是大家都能读懂的，能引起共鸣的。
最后我还想特别说的是，李建军行文中的情感性力量。他的文章往往一气呵成，气韵和情感在严谨的逻辑推动下非常具有力量感，也极具感染力。气韵饱满是对他文章的阅读感受。他的文章里，你很少见到行文的残破、沉闷和无趣，其文采飞扬，整体气韵通畅。这源自他磅礴的气势，源自充沛的情感和强大的心理能量，也源自他的明确的路向选择和可靠的价值建构。■
2014年8月15日至10月4日于西安梵音阁
【注释】
20王兆胜：《正本清源与圆融通明――评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载《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