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早晨，一辆老旧的灰绿色二手铃木汽车开进了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医院。停泊在后院时，年久失修的车窗发出哗啦啦声响，左前侧的轮胎也快没气了。车的主人猫着腰走出车门，一位身形魁梧壮实的黑人，与往常不同，他的脸上没了笑容，眼皮低垂，神色恹恹，步伐缓慢地朝门诊大厅走去。
没迈出几步，五六位戴着口罩和手套的黑人医护从楼内冲了出来，将他团团围住，“盖斯姆医生，你被隔离了。”
他一愣，瞪大了眼睛，“什么？为什么隔离我？”
“你接触了两位因感染埃博拉而死亡的病人，必须隔离。”一位医生提醒他，“昨天，你还出现了发热、呕吐等症状……”
“不！我没有问题，不需要隔离！”
盖斯姆医生摆动胳膊，试图挣扎，可是虚弱的身体已由不得他。医护人员架着他走向院落东侧的一排闲置空房，那里曾作为仓库，现在成了中几友好医院临时开辟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病区。
中国医生曹广就在现场，眼看着怒意爬上盖斯姆黝黑的脸，听着他喋喋不休地争辩：“谁让你们这么做的……我还有手术要做……我要回家见我的家人……”
盖斯姆有一双儿女，女儿五岁，儿子快两岁了，去年十月份妻子怀上了第三个孩子。租住在科纳克里城郊的盖斯姆一家人尚不知道，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已经降临到他们身边。
阴 影
曾在中国留学八年的小盖，在中几友好医院开诊后就一直担任该院的普外科主任。他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被困在这里。
盖斯姆被领进一个房间，在这里，他要被隔离21天，全程接受监测，不允许外出，更不能回家。他抗议，但没人理会。临时病区外，有几名保安把守，他像被关了禁闭。
这一天，距离盖斯姆接触“1号病人”已一周有余。
3月17日上午，一位44岁的男子走进中几友好医院，Savane Mory，来自几内亚达波拉省。他腹痛腹胀难忍，先被送进了胃镜科，由Keita医生接诊。病人的眼结膜充血，皮肤上还有广泛的出血点，Keita按了按他的肚子，发现病情严重后将其移交普外科，全面查体诊断。
普外科的主任盖斯姆，医生曹广和Kollier，护士Salimadou，都和他有过身体上的直接接触。曹广徒手翻开了病人的眼睑，由于商讨病情，过了很久才去洗手，盖斯姆与病人相处的时间较长，“他用手抚摸了病人肿胀的腹部及其他部位。”曹广回忆。
国内医院手术必备的无菌手套，在这里经常不被使用。在非洲医生眼里，那是珍贵物件。小盖常戴着同一副手套，即使破了，也照样用，麻醉医师车昊问他为啥不换一换，他说：“这里是非洲。我把它换掉的话，下一台就没得用了。”因此他经常在做手术时被扎到手。
“他们可能也经过相对正规的培训，但的确由于现实条件无法实现。”车昊说，“在国内的医院，我们给病人摆体位和麻醉时，都会戴手套操作，那边是不戴的，他们只在最关键的时候才戴。”
CT检测Savane Mory颅内出血。打针，吃药，病情仍在恶化，翻过身来，注射药剂的针眼处竟渗出血来。
18日凌晨，患者不治身亡。按当地的穆斯林习俗，家属将尸体接回家中土葬，挚爱他的人还会亲吻死者的额头为其送行。
Savane Mory生前是一名商贩。孔晴宇从当地医生那里听说了他的情况，平时喜欢吃野鼠，外出旅行回家之后开始发病。
孔晴宇是中国第23批援几医疗队队长，还兼任中几友好医院副院长，他看了Savane Mory的病例后，“有些奇怪，但西非这边传染病盛行，黄热病、疟疾很多，不确定具体是哪一类……埃博拉？当时还没有想到。”
更早一点的2月，森林几内亚地区的马桑达、给凯度等地曾出现多个类似病例，大批患者短期内死亡。西非疫情先是引起了欧洲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关注，他们抵达给凯度着手流行病学调查，将搜集的患者血样送到法国里昂巴斯德研究所检测。
3月22日，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告知孔晴宇，里昂传回了消息，证实造成几内亚等西非国家极高死亡率的传染病的真正元凶是埃博拉病毒。
对盖斯姆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个坏消息。对非洲来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1976年，这个病毒被发现于苏丹南部和扎伊尔[现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罕见但死亡率很高。病毒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接触传播，接触患者或被感染动物的各种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及其污染物均有可能被传染。
第一个疫区
3月25日，被隔离的当天傍晚，盖斯姆吃了医院同事送来的饭，当然没有妻子做的美味。他出不了医院，家人也没有手机等通讯设备，无法将自己的消息传达。他看上去坐卧不宁。护士来抽血，还测了体温。他很不耐烦，开始叫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深知事态严重的孔晴宇是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他将护士上报的盖斯姆的情况记在了本子上。
“我可以肯定，18号死的病人Savane Mory就是死于埃博拉。”孔晴宇说，“你们没经历过这么恶性的传染病，我在中国经历过非典。埃博拉流行起来会很可怕。”全院医生一片哗然，盖斯姆当时已经出现发热、呕吐、乏力等症状，有医生发现他昏昏欲睡。
第一个接触“1号病人”的是胃镜室Keita医生，中国医生吴素萍说，Keita那几天有了头疼、乏力等症状，“但他的情绪很平稳，还笑着对我说，没事”。
车昊回忆，那天开完全体大会，医院本要将与那三位病人有过接触的医护人员全部隔离，但盖斯姆还是回了家。直到第二天，他告别了孩子和老婆，开着那辆破破烂烂的铃木汽车回到医院，随后立即被强制拉进隔离区。
“老婆，一个就够了”
盖斯姆很爱自己的老婆。几内亚是一夫多妻制，但当地人认为，更文明的人应该只娶一个老婆。盖斯姆显然对自己要求很高。
车昊曾开玩笑地问过他：“别人都有三四个老婆，怎么你就一个？”
小盖笑了，“一个就够了。”
车昊和盖斯姆很熟，这位1979年出生的麻醉专家，与普外科医生盖斯姆天生就是搭档，每遇外科手术，他几乎都要参与其中。
车昊记得刚到几内亚见到盖斯姆时的反应：“他怎么那么黑？”后来了解到，盖斯姆是几内亚苏苏族，属于很纯正的黑人。俩人的交流没大的障碍，盖斯姆曾在中国留学八年，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中文说得好，也深谙中国风土人情，年长的他每次见了车昊，都会问候一声“老西好”，他的中文夹杂南方腔，将“师”发成“西”。
闲暇时，对这个有礼貌的“学生”，车昊总爱调侃一番。
“你兜里有多少钱啊？”
小盖低头翻了翻，掏不出5块钱。几内亚的香烟可以散着卖，人家花5块钱买一包，他想抽了就用一块钱买上四支。
“你早饭吃的什么啊？”
盖斯姆一般都在家里吃。但车昊发现他几乎不吃午饭，“估计是为了省钱”。
每个月，医院支付小盖600-800元人民币的工资，在几内亚这个数目算是高的了，但是如果想吃点好的，活得滋润些肯定是不够的，他有两个孩子和一个老婆要养。
过上好日子，一直是小盖所憧憬的。他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医院每年给他一个月假期，他从未休过。周末的病房里也总能看见他。他要多做手术，因为每做一台手术，就会有额外的奖励收入。而在手术中，盖斯姆和中国医生的相处就不像说笑那么轻松了，甚至开始一段时间内，充满着不解、波折乃至争吵，对此感受最深的，自然是同处一个科室的医生曹广。
手机照明做手术
3月24日低热;
3月25日低热;
3月26日，38.5度，精神萎靡，焦躁，吵着见院长，要回家，饭只吃了几口。
从孔晴宇的这些记录来看，盖斯姆的危险系数在上升。
盖斯姆是普外科主任，与曹广是平级。他身材略胖，塌鼻梁，大眼睛，笑的时候颧骨突出，曹广多次问他年龄，他却守口如瓶。
上一届援几医生介绍他俩认识，“小盖人不错，对中国人比较友好。”不过，开始的合作让曹广感觉到的是意外乃至不可思议。
这里的医生没有手术服，光着膀子或穿着休闲服装就上手术台;每名医生只有一套手术器械，多台手术时，器械不够用，简单消毒后拿出来接着用;术后纱布乱扔，没人清点器械;最让人无语的是术间常停电，曹广曾全程用手机电筒功能照明，做完了一台阑尾手术……“医疗条件非常之差，还不如国内的区县级医院。”内科医生吴素萍如此评价道。
医生的热情，却并不输国内。刚开展工作半个月，曹广就发现盖斯姆对做手术的渴望。一个腹部肿瘤的女性病人，盆腔内有一个巨大肿块，肿块比较固定，大小便正常，前任医疗队给她做过超声，提示卵巢病变，大量腹水。小盖要动手术，曹广不同意，“她这样的情况手术会很危险，术后效果也不会太好。要做的话也不应由普外科医生来做。”
“作为外科医生，就是要做难度大的手术。”小盖理直气壮地回应。
“我们不能为做手术而手术。”
小盖摇摇头，“这里是非洲。不是北京。中国的那套在这里有时候不行。”
曹广不理解这句话。他没办法阻止，只能将手术当成挑战，利用简陋的器械，在自我保护措施匮乏的环境里，和小盖搭档，做了一台又一台的手术，直到遇到埃博拉。
小盖的头“炸了一样疼”
3月26日，Keita医生的病毒检测结果出来了，很不幸，阳性。他的确诊表明埃博拉已由病人传播到医生，该病毒在中几友好医院已呈蔓延之势。
果不其然，翌日上午，盖斯姆等人被确诊。
“27号这天，盖斯姆头疼明显，头像炸了一样疼。”孔晴宇眼见黑人同事的痛苦，不得不考虑最坏的结果，“可能是埃博拉病毒侵入他的大脑，发展下去就将颅内出血。” 盖斯姆两天没回家了，他的妻子来医院看望过他，但这并没给他带来多少安慰。得知被确诊埃博拉感染后，小盖的情绪更为躁狂，那天中午，他冲出了临时病区，闯进院长卡马拉的办公室，孔晴宇正陪着中国记者就埃博拉疫情采访卡马拉，看到推门而入的小盖，孔举手示意正在工作，请他一会儿再说。小盖克制住了自己，关门退了出去。
小盖最终见到了院长卡马拉，他担心家人，想回去看他们。他还说隔离时吃不好，住不好。车昊说，小盖当时的言行“被人认为有点疯疯癫癫的”。发了一通牢骚后，他又被架回了临时病区。
“亲密战友”曹广也逃不掉了。小盖被隔离后，曹广曾有过担心，但他性格有些粗，该吃吃该喝喝，下午得空就去打乒乓球。
3月27日下午，曹广和同事正在打乒乓球，孔晴宇突然出现，“老曹啊，13亿中国人中你离埃博拉最近，要被隔离观察，希望你能理解。”曹广有些木然，回了一个字：“行。”
孔晴宇走出来后，怕曹广有异常反应，没有马上离开，在门后观望，没想到乒乓球声又响了起来。“你怎么还打球？隔离！”“让我打完这局啊。”曹广说。孔沉下脸，“不行，就现在。不要和任何人握手，也不能近距离接触。”
第二天晚上，和Keita医生共事的吴素萍亦被隔离。当她得知朝夕相处的Keita被确诊为埃博拉后，“头皮发麻”。
平静的日子瞬间被打破了。原本还有五个月，安贞医院医疗队就将执行完援非任务，返回北京。此前一年半的经历原本很不错：不用担心医患矛盾，非洲的异域风光也让他们偶尔放松下，没有雾霾，晴空一碧如洗，逢周末曹广就和车昊去大西洋边钓鱼。医疗队在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养了几只鸡，为异乡生活增添了乐趣。
埃博拉突袭几内亚，把这支本为医治别人而来的医疗队拖入巨大的危机之中。医院一切照常，却又阴云密布――万一小盖、曹广、吴素萍都出事了呢？
这里是非洲
“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曹广说，那段日子他变得敏感，每晚睡前都要摸摸脑袋发不发热，然后翻翻身，打打滚，看身子有无异常，心情也烦躁，常发脾气。
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更出于朋友一场的交情，隔离中的曹广发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要惦念小盖，“你可不要有事！”他多次拨打小盖的电话，只通了两回，“身体怎么样了？”第一次小盖说，“还行，有点发烧，不想吃东西。”第二次答复，“还可以，你怎么样？过两天我给你打电话。”
盖斯姆的电话，曹广却一直没有等来。而在以往，他的电话会频繁打进来，很多时候是在周末，曹广知道，盖医生又要约他做手术了。
做手术时，两个人常会起争执，主要集中在两点：这个病人是否需要手术？手术室的规章流程是按你的执行还是按我的执行？
小盖会听取曹广的意见，放弃一些手术，有些则不行，即使存在很大的风险。“这里是非洲。”盖斯姆想让曹广理解非洲国家的国情和现实的医疗状况。
2012年年底，他们接诊了一位80多岁的老者，老人做礼拜时常常控制不住大便。小盖要给他做结肠造瘘术，曹广认为这么大岁数就不要做手术了，大便失禁就不要去礼拜了。小盖不同意，他说这是宗教信仰，礼拜时拉了裤子是对神的不敬。术后几天，病人去世。这一次，曹广没有抱怨小盖。
在手术中，曹广坚持原则，“小的我能容忍，但绝不能触及我的底线。”小盖曾用矿泉水冲洗病人术后的伤口，曹广严厉禁止，“你再这样操作，我就不上手术台了。”此后的手术室内，小盖再没打开过矿泉水。
伴随着争论，理解也在慢慢增加。盖斯姆曾让曹广看一个肿瘤晚期的病人，曹说任何创伤性措施对她都不适合。小盖点头。他又问曹广，能不能从医疗队拿点印着中国字的中药和保肝药物，给病人点希望。曹广听了很感动，“医者父母心，我喜欢这样的医生。”
盖斯姆一直梦想着把科室做大、做强。“他是个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天职，但他也要面对现实的生活，养家糊口。他不愿意放假是怕病人流失掉，继续工作就能继续挣钱，当然同时也是为病人着想。”聊起小盖，曹广满是钦佩，“他是个好医生。”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普外科确实变得更忙碌了，住院病人常能达到70%，20张床位最多时能同时收到18个病人。
但当科室情况好转，大家的理解与默契也越来越多时，埃博拉悄然而至。
第三个孩子
3月30日上午，盖斯姆的体温升到39度多，全身酸痛、呕吐、腹泻。护士给他输液，他拔掉针管，大喊“我不治了”。口中胡言乱语，情绪极不稳定。在和小盖接触过一年半的时间里，孔晴宇从未发现他有过如此情形，他推断，“可能是病毒进入大脑，神经受了影响。”
4月1日，情况更加严重，盖斯姆已处于病危状态。医院全力抢救，却回天乏术。此时距盖斯姆隔离才八日。车昊回忆道：“没有明确的死亡原因，得上埃博拉就死了。”
直到此时，曹广才从小盖的病历中得知他的年龄：生于1966年，享年48岁。中几友好医院中9位确认感染埃博拉的医护人员，有6人死亡。Keita医生是幸运的，首例确诊的他死里逃生。
听到小盖去世的消息后，曹广在隔离宿舍内哭了，过往的快乐与悲伤涌上心头，那些惊异、争论与后来的理解撕扯着回忆。小盖曾亲口对曹广说过很多梦想，他希望有机会再去中国学习，多挣钱让老婆孩子生活得更好，手术技术提高以后出国行医……
盖斯姆的妻子也离开了这座伤心的城市。当地医生告诉曹广，怀有身孕的她带着两个孩子搬离科纳克里，回到了乡下，没有电话，无法联络。
直到8月中旬，曹广才辗转听到消息――小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