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探访硕士导师胡宗锋教授时，他正忙于翻译戴维・达比丁教授的作品，其中包括诗集《奴隶之歌》《隧道》，小说《消散》《蓄意》《账房》。胡教授知道我这两年一直忙于翻译阎安老师的《玩具城》等诗集，故鼓励我翻译作家、圭亚那驻华特使戴维・达比丁教授的诗集。
英属贡亚那于1966年脱离英联邦取得独立，是一个由印度裔、非洲裔和混血组成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格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命运（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destiny）。在我翻译完《奴隶之歌》这本诗集后对这个民族的命运又多了些了解。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诗歌中流露出鲜明的全球经验，并不止于一个民族的命运。刚试译完第一首《克里奥尔妇女组歌》，我陷入了沉默。这与长期以来我观察的中国旧时代的乡村妇女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何其相像！在她们短暂的一生中，伴随着她们是沉重的肉体劳动和精神折磨，她们从生活中得到的乐趣和痛苦相比简直太少太少。这首组歌明明就是克里奥尔妇女的哭声与控诉，控诉的不仅是白人社会的不公，还有她们来自同一肤色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在圭亚那，青蛙活跃的季节，脚下到处是青蛙的时候，总是不可避免地踩到青蛙，那是怎样令人恶心又血腥的场面！她们的处境也没有好过青蛙。在她们一生注定的痛苦单调劳作的过程中，她们会用一种束带绑住腰、肚子等内脏器官，那是因为她们不停地弯腰、起身，如果不绑紧这些身体器官的话，迈入年老时，身上的病痛就会一直折磨她们到死。所以有诗句“心肺肾都被绑在一起，谁来帮我松开带子？”只有她们自己明白，这是只有死亡和时间才能结束的痛苦！只是在短暂的午饭期间，她们才能走到树下，解下背在她们背上的孩子，放下她们手中的短刀，松一会束带，舒展一下四肢。
不得不提及的是关于诗歌中残酷甚至是粗鲁的词语的使用。在诗集刚出版之际也遭到了这样的质疑：这样粗俗的语言适合出版吗？诗歌《玛娜》，诗人从一个黑人女孩被奸杀谈起，用悲愤的语调写下了这首诗歌，作者使用的是一种尖锐，近乎残忍的语调，而这正是适合揭示贡亚那残酷存在的节奏。任何软绵绵的词语无疑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娇妄过饰。
《圭亚那牧歌》也是牧歌吗？我们的牧歌是悠闲的、放松的，是“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而可怜的圭亚那牧歌是紧张的，如此残暴、血腥，而这正是他们民族真实的存在。《仆人之歌》中，作者采用的是乔叟式的诙谐方式，但比起乔叟的傲慢平静来说，它又是残暴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是乡村生活存在的真实写照。
《砍甘蔗者之歌》，像极了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不过不同的是《孤独的割麦女》之歌中，她毕竟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在一个盛世的繁荣下为一位凄苦的劳动者唱一首歌倒并不难。《砍》就不同了，面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同类残酷地存在这个事实，诗人唯有发出如此紧张、暴力的呼喊才能传递自己的心声。第一节仿佛是从抒情入手，用真挚的抒情来表达自己的时代，第二节突然转入暴力情景的描述，这次可不是像上一首诗歌中那些软绵绵的意向了，出现了蚊子、黄蜂等一系列暴力的形象，尤其是引用了“starapple”（鬼蘑菇）这个词，以破土而出的蘑菇这一意象来代表灵魂的迅速蜕象――从圣洁到肮脏。而最后一个意向“紫茄子”的使用也是意味深长的，既入世也出世，既俗气却又充满宗教意味。在强奸想象这一梦境中，诗人更多的是想表达黑人农奴的野蛮存在这一事实。残暴、野蛮这也不仅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是他们的劳动环境与强度。当黑人农奴意识到他们可能永远不能拥有白人女人所拥有的美丽、整洁和内心的强大的时候，从遥远的距离看她时，她仿佛代表一切美好，“竹旗”一词就有很强的宗教意味。他发出了“冷静！冷静！要冷静、冷静”的呼唤。但“白昼”分开他们，让他意识到他们毕竟是来自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来揭示白种人在精神、社会和体格上的优越性。所有只有夜晚来临，他才能从另外的方式拥有她。
《奴隶之歌》是作者对男主人的一次精神对话。通过这样的言说，他肯定了自己对尊严、男人地位的肯定，也是对生存渴望的倾诉。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民族，他不允许主人将自己折磨成一个无能（潜意识地）。当然，作为一贯的复仇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下流之至：通过侮辱主人的妻子达到侮辱主人的目的，这样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才彻底了解他的存在。当然这只是表面的，诗人的目的并不在于这样下流的梦境：这是一种隐喻，意在通过女主人的意向表达他对生活的渴望。就像第一小节那般抒情一样，他梦想着自己自由后的平静生活。诗句中与金色有关的意象也睿智地表达了自己的乌托邦般的梦想。不论是诗句中的狂喜还是疯狂的想象，都为奴隶的心理活动又增加了多维想象的空间。
然而，从《爱歌》开始，诗歌开始转向舒缓。如果说之前大多是对农奴不公命运的疾呼和呐喊的话，是对民族历史性存在的反思的话，从《爱歌》开始，诗人担忧的是民族的现在和将来。全球化下，古老的圭亚那农耕经济也走向萧条和没落。《爱歌》中的第一节是缓慢又抒情的，通过对女主人的高贵的描写来衬托第二节中自己悲惨的存在。这种紧张的痛苦在第三节中有所加剧，甚至陷入一种自暴自弃的境地。由愤怒到绝望，而到了最后一小节却又陷入了伤感，当他喝下朗姆酒，愤怒的成分削弱，变成了郁郁寡欢与自我怜悯，像是一个无助的小孩那般可怜。这种氛围在《挽歌》这首诗中得到了更大力度的渲染，诗人一改本来紧张的节奏，体现的是克里奥尔民族在想象和节奏方面的温柔和抒情。正如诗中所描述：一位老人在清晨中醒来，发现周围的一切生物的生活都那么生机勃勃;小牛犊奋力站起来，蓝翅鸟飞翔，却唯独找不到自己生活的意义。青春已不再，女人、朋友、都不能带给他存在感。传统的农民形象已经不在，妇女不在河边捶打着清洗衣物，地下室里火光噼叭，但却再也没有一个忙碌的妇女，在圭亚那的乡村，一个妇女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她在清晨起床、打水、开始她的锅碗瓢盆协奏曲、揉面团、叫醒家人，给这个那个孩子穿上衣服，家里就是母亲走进走出的影子，煎鱼的味道和菜花的味道，这是每个农民童年最熟悉的记忆，没有这样一个走进走出的家庭妇女的形象那对于贡亚那人来说是如此陌生。那些叫这样或那样外号的朋友们，他们也都不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逝去的生活的怀念与挽歌，也是对古老的农耕生活方式的挽歌，作者为圭亚那逝去的古老生活方式痛心，也为正在被城镇化、西化的民族未来担心。
后半部分的几首诗转向了亲情与爱情，如《男人与女人》中整个诗篇被懊悔的情绪所覆盖，他照例揭示的是圭亚那妇人的一种存在：男人喝酒、醉酒后殴打自己的女人，甚至不负责任将其抛弃，留下一堆的孩子让她抚养，过度的辛劳让她承受，这却并不是鲜见的事情，而是那里的妇女一种常见的命运，许多年过去，当他归来，却发现自己的女人已经被生活折磨的老态龙钟，甚至全然不认识他。他回忆起他们新婚时的幸福，但为时已晚。这不仅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承诺的轻易放弃，他是整个民族命运的隐喻，放弃承诺以后，生活中全是艰辛与残酷。
《致妈妈》是写给贡亚那母亲的，从早到晚她们的日常生活被这些艰辛包围：做饭、洗衣、挑水、照顾孩子圭亚那、种植蔬菜，像牛像马一样整日劳作，片刻不得闲，忍受着贫穷和男人的残暴，大量的使用克里奥尔语造成了翻译上的难度，如make开头的押头韵三个短语。这首诗其实是全球经验最强烈的一首，它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位姑妈，她总是很早就起床做家务，我的两位表哥由于睡懒觉可没少挨过打。在翻译过程中领略到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民族，与过去某段时间中我们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园中有某种相同的境遇，这种奇妙的经验只有在文学中才能发生的吧。这种奇遇是那些热爱自由、敏感又积极反抗不公的灵魂们首先传达给我们的，感谢这样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