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界，王国维与胡适都卓有影响，但是被认为“王先生为逊清之遗老，而胡先生为新文化运动之前导”。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文学革命”的首倡之功都会将其归于胡适，但是王国维并非单纯是“逊清之遗老”，他在文学革命中同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文学革命有促进作用。
一
“词”这一文学形式早在宋代就发展成为“一代之文学”，但是词学理论直到《人间词话》才发展的较为成熟。我们一般所说的《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生前自己编选的六十四则，全书则共有三卷一百四十二则。六十四则可分为三个部分，从第一到第九则是理论，在这九则里王国维明确指出词学批评的根本标准就是“境界”。从第十到第五十二则是按照自己的理论对中国词学史上经典作家作品的评析。从第五十三到第六十四则，论述了历代文学样式的演变，最后两则叶嘉莹评论说“兼及元代之二大曲家，可见其境界说之亦可兼用于元曲”。《人间词话》的编排看似随性，无章可循，其实它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呈现出明显的现代西方理性思维的特征。
王国维先生另外一篇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是《红楼梦评论》。郭沫若评价说：“以西方学术思想来系统解释中国古典的《红楼梦评论》也是开山第一篇。”
《红楼梦评论》的切入点是“玉”和“梦”两个关键字。对于“玉”，王国维认为此“玉”喻彼“欲”，代表了人们的欲望。王国维在《叔本华像赞》里认为“欲与悲是与生俱来的，人间的悲剧莫不源于这个‘欲’字”，显然，王国维对“玉”的解释是受了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另一个关键字“梦”，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里所描绘的一切，家族的兴衰荣辱、人物的悲欢离合到头来都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些都只是一场梦。南柯一梦、庄周梦蝶，以梦解读人生是古代的传统文化，而王国维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中并在叔本华表象论思想的影响下以“梦”为关键字对《红楼梦》进行了评论。
除了从关键字入手，《红楼梦评论》还对《红楼梦》的主旨进行了探究。 王国维在第一章结尾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今既述人生及美术之概略如左，吾人且持此标准，以观我国之美术。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由此可见他认为主旨在于描写揭示人生。脂批中透漏出曹雪芹在《红楼梦》结尾排了一个《情榜》，并且他给榜中的人物每人一个考语，宝玉是“情不情”，黛玉是“情情”，在王国维看来，情是人性，由《红楼梦》讨论得出的是文学本质问题，文学的本质不在政治、伦理，而关乎人性。
二
由此，我们得出王国维的文学观点是：第一，文学应该“为人生”。上述《红楼梦评论》中已说明王国维认为文学本质是展示人性。这一点在《人间词话》中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推崇作家的道德人格。王国维对于屈原、杜甫推崇备至，他们高尚的道德是一种“内美”，而“有德者必有言”。其二，文学应具有群体意识，要关怀的是全人类，并非关注于服务于某个个体，也即王国维所说的要“忧生忧世”――“‘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其三，尊崇悲壮之美，他推崇那些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奋力抗争的人。如屈原，为了实现理想不惜自沉汨罗江，他的人生境界堪称悲壮。
第二，王国维还坚持文学要“贵真”的观点。“贵真”即不浮华，返归纯真，契合老庄的思想，无论审美还是抒情，都应“见索抱朴”、“少私寡欲”。“贵真”的观点在《红楼梦评论》中体现为对“玉”的论述，在《人间词话》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崇尚“真”，包括真感情、真景物和真言语――“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泌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例如“池塘生春草”，就是不事雕琢的诗句。
第三，王国维提出要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王国维是儒学大家，对于道家思想有很深的了解，并且深受道家影响，追求自由与无限，文学即文学，不应受道德政治的限制，《人间词话》中他区分了“诗人之眼”和“政治家之眼”，“‘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唐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邱垄，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
结语：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反映出的王国维的共同思想是重视文学的纯粹性、并且强调学问无中西之分。并由此我们看出，在主张文学表现人生，推崇自然，反对文以载道，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等方面，王国维与胡适都颇为契合。在文学革命的浪潮中，王国维并非是“遗老”，而是用自身学贯中西的底蕴构造了全新的诗学理论，在新文学的建构中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
[3]蔡镇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2005版。
[5]祖保泉、张晓云：王国维与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