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在被拘期间的非正常死亡引发巴尔的摩民众不满。在这个非洲裔占人口多数的海港城市，群众的情绪开始失控。他们抗议警方蛮横对待格雷，也抗议非洲裔权利得不到保障。抗议人群不断与警方发生冲突，并引发大范围骚乱。
4月30日，随着检方独立调查报告的公布，“巴尔的摩事件”出现了转机。
5月1日，州检察官莫斯比决定起诉六名参与逮捕格雷的警察。尽管被起诉警员中，有一半是黑人，但舆论的焦点并不在“执法者有黑人”，而在“受害者是黑人”。
无论“巴尔的摩事件”还是“弗格森事件”，都不是孤立现象。美国国内评论指出，这些事件折射出的是普遍的“美国现象”。
种族矛盾伤疤从未治愈
对于这一连串性质相似的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这是一个缓慢发展的危机，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不是刚发生的，我们不应该假装它是新问题”。
奥巴马所指，正是隐藏在美国社会内部的深层裂痕――种族矛盾。种族矛盾是长期困扰美国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美国的“蓄奴州”（巴尔的摩所在的马里兰州就是其中之一）更是有着沉重的历史负债。400年以前，卡尔弗特家族获准在马里兰等地拓殖。烟草种植业刺激了对黑人劳工的需求，大量非洲奴隶被贩卖到该地区从事农业劳作。他们被当成财产，毫无人身权利可言。
早在美国制宪会议上，南北双方就曾围绕蓄奴制进行过激烈争论。新英格兰地区和贵格派的宾夕法尼亚州坚决反对蓄奴制，但是南方各州坚持蓄奴的权利。为了促成宪法的通过，制宪代表决定搁置争议，允许蓄奴制继续存在。宪法安排上的不足，成为日后美国内战的诱因。内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希望由此实现民族和解。
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仍然在继续。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平权措施”或称“肯定性行动”，使非洲裔美国人的处境得到改善。随后，平权措施进一步扩展至所有有色人种。
诚然，在美国，有色人种、少数族裔今天也能够取得成功，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填平美国种族矛盾的鸿沟。
从“弗格森事件”到“巴尔的摩事件”，黑人被不公正对待，民众通过抗议释放积压已久的怨气，就是这种矛盾的爆发。
“我们”是谁
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种族来源、不同语言文化、不同社会观念的人们，相互遭遇并形成碰撞，爆发矛盾后形成妥协，产生交锋后实现交流，最终使美国社会形成一个庞杂的融合体。但在融合过程中，一些潜在矛盾只是被暂时掩盖起来，积聚到一定阶段就会集中爆发。
“巴尔的摩事件”发生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说，“在过去几个月以来，许多手无寸铁的非洲裔民众在白人警察的手中死亡，从弗格森到史丹顿岛，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模式”。对非洲裔民众执法过度，显示了美国社会对非洲裔民众的不信任感。
但是，这种不信任并非只针对非洲裔民众。
“9・11”事件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系列调查显示，尽管穆斯林与西方民众在某些领域增进了共识，但双方之间的对立情绪依然严重。
此外，美国社会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会影响其国内对于特定族群的认识。历史上，日裔美国人就曾遭受无端的冷眼，也曾面对较为严重的社会隔阂。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强大，美国对中国的猜忌增多。于是，美国对华人窃取高技术机密的无端指责层出不穷，对华人稀释其就业机会的抱怨也在增加。可见，在白人占主导的社会中，其他少数族裔也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心理上的距离。
总体来看，在白人文化主导的美国社会，少数族裔很难回答亨廷顿提出的著名问题：我们是谁。少数族裔认为，自己作为“我们”的一部分，没有完全享受到“我们”的权利，甚至并没有被完整地认为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旧痕未合，又添新伤
在今天的美国，弱势群体心理上的落差，一旦碰上外部刺激，如长期无法就业、被无端猜忌、受到言语刺激等等，就会让那些容易激动的人变得不理性。加上自媒体时代，信息飞速传播，青年一代像火药般易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不是疏导情绪而是持续压制，警方不是低调降温而是过分布局，这反而变成了抱薪救火，进一步激起了热血青年的抗争情绪。
当然，美国的社会裂痕并不是只有历史的社会文化根源，也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基础。近年来，美国经济状况乏善可陈，政治极化明显加剧，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在医保问题上，白宫与国会关系空前紧张，两党立场互不妥协，民众态度极为对立。再如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无一不是对政治经济现实情况做出的集体反应。
恶化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历史文化因素让社会矛盾更加突出，种族问题直接加剧了社会冲突。这就是“弗格森事件”“巴尔的摩事件”比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更加让美国政府如临大敌的原因所在。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社会深层始终存在着一些裂痕。这些裂痕遇上外在的刺激，就会不断诱发政治矛盾乃至社会冲突。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不佳，不仅没能弥合已有的社会裂痕，还导致了新的社会矛盾。新旧矛盾迭加在一起，让多元的美国社会变得更加“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