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C文化顾问、亚太台商联合总会总会长、有汉企业集团董事长；世界华商组织联盟顾问主席；台北市政府顾问（马英九市长任内）；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财经法律顾问（江丙坤董事长任内）；中山学会第五、六届会长、孙中山文教基金会荣誉顾问；香港康文署历史博物馆专家顾问；香港玉山科技协会理事长顾问；香港政策研究所创办董事；2007年世界华文著述奖人文类第一名；2008年世界华文著述奖新闻报道类第一名。
李光耀和毛泽东做过历史性的会谈。又多次访问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创造了与中共五代领导人结交的难以打破纪录。
上个世纪末，某次香港政策研究所（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董事会中，讨论到如何加强研究所的momentum （能量）。我建议邀请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或马英九先生前来出席研究所的周年庆祝会并做专题演讲。
香港政策研究所由叶国华先生在一九九七前发起成立，邀请我和张炳良教授（现任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罗文钰教授、罗祥国教授、戴希立校长、曾励强律师等为创办董事，以“涵盖香港的多元层面”。
有董事对“可操作性”提出疑问。当时，马英九刚选上台北市长，声望如日中天，而具有世界知名度的李光耀先生则未曾接触。
我作出解释。马英九先生和研究所有深厚的渊源。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中叶国华先生访台，我曾安排在来来饭店（现喜来登）餐叙，交换台港市政建设、都市计划、都会发展、福利政策以及犯罪防治等经验，晤谈愉快。香港政策研究所成立之后，双方一直互动良好。一九九八年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就和研究所谈到召开台港两地的“双城论坛”。因此，绝对应该可以水到渠成。
至于李光耀先生，我认为以研究所当时的“起手式”与知名度，以及主席叶国华先生做为香港特首特别顾问身份的Profile，经过适当的接触（proper contact），应该可以水到渠成。
我很高兴这项建议在研究所第四、第五周年庆祝上都成为了事实。
我对李光耀先生的欣赏由来已久。从中学时代收集第一套新加坡建国的纪念邮票开始，我就对这位“亚洲传奇政治领袖”充满了好奇。一个曾在日本人枪口余生，而后成为总理的人物，其生命历程当然引人入胜。虽然彼此的政治理念未必相同，但他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的言论成为我大学时必看之“课外读物”。
“反对是最好的政争利器”，在长达三十一年的执政生涯中，李光耀当然不乏政敌。但他永远是政敌口中“可敬的对手”。他的成就并不局限于新加坡本土的发展以及其“平衡外交”的成功。一九九三年促成第一次“辜汪会谈”也使得他在两岸事务上建立了不朽的丰碑。
新加坡于一九七零年代末放弃了文革期间的对华敌对政策，开始与大陆交往。一九七六年，李光耀首次登陆，和毛泽东做过历史性的会谈。随后，他又多次访问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创造了与中共五代领导人结交的难以打破纪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