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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写作的多元化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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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写作的多元化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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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楠是一位散文写作者和散文理论探究者,他具有写作诗歌和小说的经验,在写作实践中,自觉地把诗歌的优美和小说的叙述技巧糅合于散文写作实践,还能从古文里吸取精华。他在散文写作的同时,还能自觉地对散文文本的现代性进行研究,时有散文理论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他对历史散文的抒写,意识流散文走向等均有自己的见解。他不仅注重散文文体的理论探讨,而且身体力行,力作不断。散文《太阳照在赵王城头》被选入2007年中国散文排行榜并于当年获得中国第三届冰心散文优秀奖,他的散文《巷子里的阳光》《废墟》《乡村黎明》被全国许多教育机构选为高考复习文学欣赏题,他积极扶植青年作者,为全国近百名散文作者散文集写序作跋。由于他对散文文本的自觉,因而他的散文叙述是多维度的,形成鲜明的个性特点。

加强散文叙述,是新时期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建国后十七年提倡“诗化散文”,削弱了个性和个人化,强化了宏大抒情和“国家抒情”,这样做的结果是散文成了抒情“工具”,弱化了散文这种文学体裁的独立性。王克楠不仅注重散文的叙述,更注重在叙述中融入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他的散文《太阳照在赵王城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历史散文没有拘泥于历史场景的描写,也没有肤浅地抒情,而是以古老哲学“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为引子,引出了邯郸古城的兴衰。余秋雨也写过历史散文《一个王朝的背影》,侧重于对封建王朝的理性批判和学者考证,虽然不乏精致的论断和判断,但毕竟缺乏作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律动,而王克楠则不然,他的历史散文寻找和表达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心理现实,并以此为基础做出朴素的人文判断。他的《长平之战》写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包围攻坚战,散文里有战争场面的描写,秦国将军白起下令坑杀赵军30万,战争如此地残酷,王克楠作为一个赵国的后人,没有呼唤报仇,而是疾呼反对战争,拥抱和平,于是散文就有了点石成金的效果。生活里的王克楠对“真实”充满无限探究的欲望。《墙》是一篇自然深刻的短篇散文,描绘了生活里的真实的墙,真实的感想。“直竖的铁条之间的缝隙很宽,小孩子可以钻过来,更不要说那些活蹦乱跳的宠物狗。”“比女教师更加轻盈的是风。风遇到这道铁栅栏墙,根本没有理会到它是一道墙,不管是东风,西风,北风,南风,风是根本不会理会铁栅栏存在的。”可以说,幽默风趣充满了全文。一篇短文,如果为文而文,终是没有意趣。作者是有意趣的,点了一句“我则觉这是风的形态,还不是风的品质。风可以独立成风,也可以成为人的工具,为正人君子所用,则善;为奸佞小人所用,则恶。”足令人想到很多。

意识流散文是从意识流小说借用过来的写作方式,突破时空的限制,表现意识流动的多变性、复杂性,虚实相结合,使得文本极富张力。王克楠积极实践意识流散文写作,他《好的故事躺在记忆里》这篇散文乍看散乱无章,细品醇厚凝重,文本的五大段像是五幅油画画面,组成一个巨大的场景,传递出记忆里的好故事,让人感受到作者强大的精神力量。《村庄消失》充满了对新世界瞻望的。《老街依稀》是筛选旧时光里的金子的。《巷子》是解读民间文化的价值的。《生命蓝》阐释了具有终极意义的美是高不可攀的。不同的写作角度都逼近生活“真”。当然自觉地运用意识流进行散文创作的,不是王克楠一人,新散文的代表作家有张锐锋、宁肯、于坚、祝勇、庞培、周晓枫等,后来又有更多年轻散文家格致、塞壬、杨永康、傅菲等人进入这个阵地,虽然是少数人的写作,是“另类的写作”,但他们的探索方向集中在散文文体改革和创新是令人称道的,在对传统散文模式的颠覆中形成了合力,已经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小说的叙述是“全知全能”的叙述,是雕塑型的叙述,而散文的叙述则是“全神叙述”,作者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全身心地和选择的叙述现场融合在一起。叙述的深度来自作者观察和反刍生活的深度。作品要想有深度,必须找准切入生活的角度,童年叙述视角是王克楠散文的一个叙述角度,他的这种视角与独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是相吻合的。

王克楠出生于1956年,他很珍视童年记忆,那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同时,美好的东西又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屡经摧残,他本人就是在这样的不断被摧残中成长的,在世人“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符号化、程序化的过程”中。当下的许多人懒得提历史,更懒得提“文革”了,他却保持着对童年生活几乎童真一般的感受。他的“文革散文”与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不同,他是自觉地书写为那场大革命对童心的戕害,把童年与成年在当下进行有效沟通,以祛除人们认知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成见,恢复心灵的朴素状态,决不能以“一切向前看”为借口而忘记历史,忘记老的疼痛乃是重复老的疼痛。新散文作家张锐锋也是善于用童年视角进行写作的,其作品《月亮》,以全面的个人化体验展开对童年时代的叙述,王克楠的童年化叙述与张锐峰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克楠《风筝.红》也是一篇童年视角的“文革记忆”散文,扎风筝,本来是孩子的游戏,但由于扎风筝的人物红花爷爷是“反动军官”,这个带有鲜明文革色彩的身份符号,就使得风筝就有了“时代意义”,放风筝的人企图通过放风筝仰望蓝天得到心灵的释放,就有了象征意义。

童年视角的散文写作也是有难度的写作,需要作者以个人化感觉和独特的童年视角来描述(2014年发表在《岁月》),重构曾经的生活现实,看到许多成年人看不到的东西。散文《水中少年》写的是少年时代与水的“关系”,对水的热爱,构成了包容的意象,与当时的大革命格格不入。水是作者的“家”,水中有无数温暖的东西,而当时人和人之间则是冷冰的“阶级关系”。河水的颜色是绿色的,文里的珍姐姐的命运是悲惨的。面对命运的曲折,一个孩子能怎么办?一个孩子只能用直觉让珍姐姐逃。另一篇童年视角散文《白昼节》是作者17岁遭遇的生活。当时由家庭出身有问题,家人为了使他为躲避“上山下乡”运动,让他到郊外小工厂打工,昼藏夜出,昼夜颠倒,因此作者渴望“能在白天在邯郸城好好走走”,他是用一个孩子简单而单纯的感觉去写那场浩劫给生命个体带来的灾难,这样的怀旧叙述具有文化反思和社会反思的作用。

散文叙述的丰富性来自写作个体的个人经验,小的,即可是大的;民族的,亦是世界的。宏大叙述的会造成“因大失真”的弊端,王克楠散文自觉地避免这样的尴尬。他采取的写作策略是尽量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入手,写生活中遇到的事,写有意义的小事,通过自己的遇到的真实生活场景来凸现心灵的律动,从这个角度说,王克楠的部分散文具备了“手记”的特征,如《吃豆花》写南方的豆腐脑,把北方的豆腐脑和南方的作比较,写出了南方豆腐脑的精致,还强调吆喝卖豆花的音调的好听。同样是吃豆花,南方和北方不用,北方的在于吃,南方的在于品,一字之差,就把南北差别比出来了。散文的精神藏在文字之外,对《吃豆花》而言,吃豆花是明线,还有一条隐线――表姨爹被打成右派的悲剧,因为有了悲剧,吃豆花就有了痛的意味――这是艺术性所在。 我们平时会经历报纸上的生活,理念里的生活等,但这一切还不是“真实的生活”,周作人善于将生命主体细微感触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琐碎体验里,他的散文里分逸出独特的生活美学思想,如“淡”、“苦”、“趣”等美学特征。王克楠也是善于做这个“融化”工作的,《蝉》是一篇有哲学意义的短文。这篇散文有童心,也有青年时代的烦恼。笔者不知道作者年轻时代经过了怎样的困境,文本里的自裁,这个决绝的氛围一下子把气氛弄紧张了。与主人公决定自裁并行的是窗台上的一直蝉从死境中苏醒,对景物敏感的作者心有所感(当然拯救他的主要原因是他母亲寄来了书),这是转折点,也是要点。《一只有尊严的麻雀》其实是通过写麻雀的母爱而暗喻人类母爱,小伙伴设计用筐子扣住了麻雀,作者用小米喂养麻雀,而麻雀不领情,绝食而死――事件写的条理,有层次,彰显了生命的尊严不容侵犯。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什么”和“怎样写”是一个终极命题,王克楠在写作历史文化散文和童年记忆散文的同时,不放弃对当下现实的关照,尤其是关注给普通人带来心灵伤痛的事件,还原生活的真实。由于采取这样的写作态度,使得他的写作很多时候属于边缘写作,从选材上,主动选那些其他作家懒得写和不敢写的素材。他注重“在场感”,所谓“在场感”指对笔下事物的冷静呈现,是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真实还原,并非事物的简单罗列,更不是主体感觉、判断、情绪的覆盖。散文《空房子》,写的是一群等待拆迁的空房子的状态。这群房子和房子里的主人一起生活得久了,也是有温度,有生命的。作者写的是邯郸市西山脚下的空房子,一个化工厂的家属院,在写作的现场,把梦想中的城堡和眼前的空房子进行对比,对比出了苦涩,极为细致地写了这样的生命――空洞洞的生命。王克楠散文已经跳出传统散文主动抒情和营造哲理的模式,建构出新的叙述节奏,让读者去反思历史与当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如何对王克楠的散文写作进行定位呢?从近几年他的写作来看,他是先锋散文的参与者,同时不放弃传统散文的写作,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理体验和写作需求采用多种叙述方式的作家。他因为具有写小说和诗歌的经验,就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充分吸收现代叙事学的多元化叙述,无论是“复调”、“零度写作”;还是“叙述视角”、“多主题呈现”,他都能合理地吸收,揉进自己的散文文本里,化西方为东方,大大拓展了自己的散文叙述空间。他的散文主动摒弃了宏大叙事中的虚妄意义显现,哪怕是承受散文边缘化风险,也不会为了某些功力目的多写一个字。他从自己的真实体验与感知出发,构筑多元化叙述的散文宫殿,正在形成属于自己的散文风格,当然,形成风格和建立审美体系还不是一回事,但只要努力,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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