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和一位朋友常常出去玩，每每问我去哪里玩，我说“随便”;问我想吃什么，我也说“随便”。还好，每次去的地方多少合意，毕竟同伴比目的地要重要;至于吃，从来不奢求，多吃点或少吃点，吃好点或吃差点，都无所谓，只要干净卫生即可。后来朋友就不再问我意见，知道我懒得思考――我把大大小小的决定俨然当作思考。对于朋友的安排，我都接受，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更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大多时候相处安好快乐，其实我和任何朋友在一起，基本都和乐。
时常会有一段时间会毫无胃口，家人问我想吃什么？我说“随便”。但是听着报出来的菜，我都说不想吃。有时情绪低潮，家人问我想怎么消遣一下，我说“不知道”，但是对于提出的意见，都作否定。自觉有时候自己是个多么别扭的人。后来家人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我，每每这样的时候就让我躲在自我的壳中慢慢调节。于是彼此也能相安无事。
忽然想及这些事情时，我意识到自己往往处于生活的背面，知道不要什么，但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有时候，用怜悯的目光横扫生活中的一切人事，但不知道自己是否是那个最值得怜悯的对象。
想起一位思想者说，一个真正生命的寻求者，在他严峻而艰困之寻求的路途中，他真正获得的，往往并不是“生命是什么”，而是“什么不是生命”，真正的生命本身，是由人对自身之不休止的怀疑反省与再造而来。
那么照此说来，那些目标明确，全心全意直奔目标而去的人，多少有些失真，至少在一些层面上剥夺了生命的全方位的感知？因为 “否定”是生活中的常态，反之，则是“变态”。我有一丝的窃喜，但很快接踵而来的是更大的悲哀：我纠缠于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否定”，而姑息了生活本身这个大前提，那我的否定就有点舍本逐末适得其反了。所以，我的确成为了一个“别扭者”，渺小的别扭者。
否定的反义词，对我来说，不是肯定，是姑息，或者更准确点讲是姑且。因为，“姑息”给人的感觉是有点不分青红皂白，是非不分，缺乏原则和底线，我自认虽然不是一个激进者，但是面对一些公共问题，还是会在一定程度地表达自己的愤慨，这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责。
而“姑且”面向的只是自我，自己和自己战争，或者自己和自己调节，或者自己和自己别扭。跳出这个“自我”的范畴，则是一副风轻云淡，波澜不兴。所以撇开那些别扭，更多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多么和蔼可亲。有人问你会生气吗？我笑笑，对绝大多数人不生气。曾经一位大学同学说我的笑容好像是对这世界这生活甚至她们的生活状态的一种旁观和悲悯，这让她很抓狂，心理很不平衡。日常生活上很少有什么是与非的问题，不过是众生百态，大家按各自的方式活着，没什么好较真，如果多一点耐心，或许还能品出一点人生百态的别样滋味。所以对待他人从不苛刻。
相对于他人，还有自己人，亲近的朋友，家人，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人，往往在“姑且”和“苛刻”间摇摆。想起生命中两位让我深感抱歉和遗憾的人，一位是父亲。我不知道自己与父亲发生过多少次争执，似乎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喜欢与父亲唱反调，并且每每表现出大不敬，虽然在争执之外，我从不怀疑父亲对我的宠溺和自己对父亲的理解和崇拜。只是在父亲离开人世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与父亲很多地方是多么相似，只是也有很多地方我永远不如他。
还有一位是朋友。一般情况下和朋友相处都是和谐的，唯有面对这位朋友，总是莫名其妙地生气不已，好像性格中一切的坏基因都被激发了出来，虽然事后会感觉抱歉和懊恼，但是下次我照样成为一个尖酸刻薄脾气暴躁的人。并且明明自觉够坏了，对方偏偏觉得你还是美好的，让人变得更加生气烦躁。只是多年后，才知道生命中有个可以让你肆无忌惮生气的人，这是一种天大的恩赐。
如今，再想起父亲和这位朋友，真是愧疚，同时也感恩。对着他们，我记得我说过我要什么什么，我想怎样怎样，多么酣畅淋漓。现在我是再也不可能这样了。“我要什么”，真正追究起来，应该也是有答案的，只是更多时候只能笑着敷衍过去。
所以，生活中的“否定”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和自己闹着别扭，然后向外界展现出一个笑容，这是“姑且”。
如果沿着否定之否定的路大步地向前走，那么我会抵达哪里？
你把什么东西寄存在远方
坐在卧室的地板上，一抬头可见一窗的天空，青苍的暮色，不白不蓝也不黑，更没有晚霞的红，像是一块时间的凝固体，冻住了某些过往，也冻住了一些未来，让人够不着，化不开，却又让人不受控制地生出丝丝缕缕的伤感和无奈，似乎在那个远方，你把一些美好的东西忘在哪里，可是再也想不起来，甚至可能再也拿不回来。
许多时候，我们在时光里安然前行，生活、工作，过滤掉那些非分的想法、不切实际的渴念;理顺了那些纠缠的情绪、杂乱的事务;也会在生活中得到一些小欢喜，甚至也能积聚一些力量去努力为自己达成一些愿望。生活看起来活色生香，井然有序，既努力生活又不会索取过度，既务实又带一点梦想的色彩。我想，一个人生导师给人开出的生活理想药方也莫过于如此吧。
但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可以让人安然多久？有人找到了一种生活模式，可以一辈子顺其自然，或者也可以在其中“得道成仙”，记得张晓风说过，一个家庭主妇，一日三举火，熬到金婚五十年，要做五万四千多次饭，这份执著里一定有些什么令人落泪的温柔，硬是把小小的厨房用馨香的火祭供成了庙宇。
有人却注定在生活中折腾。就如思想家史作柽所说的，生命是人对自身不休止的怀疑和反省，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在寻找的过程中只能不断地确定自己不要什么。那么，这样的生活只能折腾，生活的模式换了一种又一种，有可能就永远在路上，借用高晓松的一句话就是：做一名门客，献言不献身，尽力不尽义。这类人就是做生活的门客，这家的公子如果交往后不合意，那就继续换个国家换个公子，到处游走，永远在路上，甚至每次觉得自己要停下来时最终又发现不合拍，不得不继续启程。这类人的极致就是《月亮和六便士》中的那位证券经纪人，人生已过了不惑年龄，却忽然被梦想砸中，抛妻弃子，放弃安稳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甚至漠视一切的人情道德，投身于画画。按照作者毛姆的说法是他的精神脱离了他的躯体到处漫游，到处寻找寄宿，最后，在那个遥远的土地上，终于进入了一个躯壳。
在这两种人之外的，大概就是我这种了。身体和灵魂看起来也算和谐地在现世中安然游走，但是总缺少一种静寂欢喜的通透，似乎留在此处的灵魂并不完整，有一部分灵魂在惦记着远方，好像那里寄存着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可能是灵魂的伴侣，可能是愿意为之献身的理想，也可能是心中一直渴望着的能容纳心灵的家园。辨识不出，可这份惦念却常常不期然地进入心间，比如抬头看到一番天空，比如看到一场雨，比如看到某一阵风过树叶的颤动或飘落，许多个偶然的瞬间连成一个无形的背景，时时在监督着我的欢乐，但是又积聚不成力量来促使我奔赴远方。这是一种心缺了一角的生活，没有圆满，但也不会悲惨。
我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种人，最终也会奔赴远方去寻找那寄存的东西。毕竟在意识到这个之前，也是全力以赴地生活，心无旁骛地度日。但是时光终是会浮出一些真相，告诉你一些秘密。有个友人，曾很感叹地对我说，如果人生能够活到一定的年龄，然后一切清零重新开始那该多好啊。说这样话的他，生活富足工作稳定妻子温柔女儿争气，并且他尝试过好些工作旅游过很多地方。可是有一天，他说忽然感觉自己即使不停地去游历很多地方身体奔赴在路上，可是感觉心灵却被拘囿在某一个牢笼里，奔突不出。这个故事让人心有戚戚然，因为我们有时就是不知道生活的力量生命的冲劲来自哪里。就如刘瑜在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一个人出国留学，留美找工作，努力奋斗，娶妻生子买了美丽的房子，然后有一天站在屋檐下看着精致的草坪绵延不绝，绿树红花掩映，突然无比沮丧地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不过是那曾经被自己耻笑的农民的理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犹如走到了生活的终结处。在这毫无动力的沮丧中，可能会羡慕起当初自己一无所有时的那种活力和奔头，甚至也羡慕那些逐名逐利永不厌倦的蝇营狗苟，可是自己既不可能回到当初，也不可能变了性情去追逐现实的名利。于是，生活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庞大又无助，同时又圆滑地让人找不到拯救的方式。毕竟像毛姆笔下的那位学画画的证券经纪人只是极少数的极品。
那么，我宁愿在我能够控制自己生活之前，在困境来临之前，把一个自己可以感知的东西寄存在那里，作为一种念想，可望可知但不可及。如果这是一种错误的拯救，我想，也不会使情况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