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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先秦文学研究的精准典要之论———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探源》随感

格式:DOC 上传日期:2017-06-16 09:35:21
分析先秦文学研究的精准典要之论———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探源》随感
时间:2017-06-16 09:35:21     小编: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个历程至早可以上溯到20 世纪中叶。先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前辈学者,在大学本科及攻读研究生期间,亲身经历了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先生在《探源前言》中称: 文革刚结束,我的第一篇关于中华文明史,初期中国文学史的论文,就是学习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用以认识中国文学初期形态诸问题的成果。由此可见,《探源》一书是先生在六十年教学和科研成果的积淀,犹如陈年佳酿,显得愈发醇厚清纯。尽管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已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程,但是,《探源》一书在当下仍给人空谷足音之感,令人跫然而喜。《探源》一书涉及中华文明早期生成的许多重要问题,有的领域本人还有陌生,因此,仅就自己从事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初生成,谈一下阅读《探源》一书的心得体会。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它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探源》对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运用得非常成功,就在于它对中国古代文学原始生成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

中国古代早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分工不够发达,对此,《探源》一书反复予以论述: 由于商品生产的不发达,作家及其作品长期中没有可能商品化,没有出现职业作家、艺术家。中国古代文学的早期情况确实如此,没有出现以文学艺术为谋生手段的精神生产阶层。而造成这种特殊性的原因是商品生产的不发达。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把这种生产方式认定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生产则附属于自然经济,这是造成社会分工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探源》一书正视这种既定的历史事实,并对它作出如下解说:

商民族从北方进入中原,周民族从西方进入中原,中原地区广大,有无限的土地资源可供农牧业的发展利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治着这块土地。

这是从自然地理和民族迁徙两个维度切入,从根源上对中国古代早期自然经济的生成予以论证,给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中国古代早期文学的特征是诗、歌、舞三位一体,并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对此,这部著作也是从自然经济的形态方面加以说明:

自然经济造成的内向的、保守的思想形态、政治形态使其具有排外的、闭关自守的社会特点。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它们继承并保持着前代的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特征。

自然经济的特征是长期稳固不变,经济形态超强的稳定性,导致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原始综合艺术形态得以长期延续,同时,这也是自然经济内部分工不发达所造成的结果。《探源》一书在以上两方面所做的论述,形成相互呼应的犄角之势。

自然经济对中国古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部著作所做的论述对此予以充分关注:反映在文学艺术上,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缓慢,一方面在长时期里文学的样式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促使诗人作家在一个或几个文学样式上精雕细刻,千锤百炼,使中国古代文学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形成多种文学风格和流派。

先生是从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切入,以中国古代早期自然经济形态为基本依据,最终直指文学本体,落实到文学样式层面。在经济基础与文学所属的意识形态、审美属性之间,还有一系列居中环节。如果不是经过全面的考察和历经几十年的深思熟虑,很难给出上述充满辩证性的科学结论。

中国古代属于早熟型社会,这是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所做的精确认定。早熟的中华文明,保持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观念。在《诗经》雅颂中还保有对祖先的祭歌、先王的颂诗。正视宗法制,是解开中国古代早期社会许多奥秘的一把钥匙,也是研究先秦文学的基本立足点。这部著作把宗法制作为观照先秦文学的主要背景,因此,许多结论都切中肯綮,鞭辟入里。

即以《诗经》中的祖先颂歌为例,确实与宗法制存在密切关联。祖先崇拜普遍存在于世界古代各个民族,但是,中国的祖先崇拜,因为原始氏族公社血缘关系的长期保留,与其他许多民族相比,显得更加强烈和持久,并且形成固定的祭祀制度,这种风尚贯穿整个中国古代。以往对《诗经》祖先颂歌的研究,主要争论它的制作年代,以及与古希腊、罗马史诗的同异,而从宗法制方面寻找根源,则显得相对薄弱。这部著作所做的论述,可以说是这个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标志。

《探源》一书以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指导,以自然经济和宗法制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早期文学的主要切入点,成为推进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双翼。在此过程中,既有静态审视,又有动态把握,其中对春秋、战国文学所做的精辟论述,就是进行动态把握的结果。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发生重大改变的时代。西周王朝的灭亡整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根本变化,中华文明史进入一个新时期。所谓的根本性变化,指自然经济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宗法制向家庭制转变。既然原有的领主经济、宗法制趋于崩溃解体,与此相应,文学就必然发生形态上的改变,这是逻辑推理得出的必然结论。该部著作准确地把握那个时期社会转型与文学形态变化之间的关联,给出一系列科学的结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在意识形态领域是文史哲、诗乐舞各自独立。原始共同体经济、血缘纽带的解体,与文史哲、诗乐舞各自分立发生在同一历史阶段,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从屈原开创,诗歌成为个人抒愤的表现形态。宗法制派生的是群体本位,随着宗法制的解体,文人必然会转向个体本位。《探源》一书的许多论述,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发掘出一系列重要的历史哲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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