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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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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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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15年十大好书评选活动中,《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入选。这本书共二十章,三十多万字,并配有大量图片。本书201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大陆首版。作者潘富俊,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博士,现任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讲授景观植物学、文学、植物文化等课程。潘先生对植物与古代文学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曾将台北植物园从研究用植物园成功转化为教学园及台北市民优质休憩点, 让民众在林木花草中,吟咏古典诗文。并有《草木》、《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等研究古代文学与植物的著作。

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科学家,潘先生对传统文化和植物学都有着系统而缜密的研究,而这本书的撰写,是为了能和读者共享植物与文学的乐趣,希望有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引述植物的今名、现状。因此,着重在古典植物名称的辨识, 对于常出现植物名称的古今演变、植物的文学意境、易于混淆的植物种类等。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作者累积数十年的研究,在书房中遨游文学世界,在田野中实地探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每种植物及其自然生态,重现几千年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名称与寓意的植物面貌,并找出植物引进中国的脉络,同时分辨虚实,厘清文学作品的写实与想象。

书名《草木缘情》,草木乃水陆草木之花,缘情则语出东晋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很好地概括了本书的要旨, 即探寻人文世界与植物世界的关联,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给人以审美的趣味,无尽的启迪。

千万种植物,是山川自然的精英;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是人文之精美。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包括国画)中植物的种类、特性及其在文字作品中特殊的情感表达,建构起一个文学体系中的植物世界,由此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植物及其文学寓意,使我们对古典文学以及植物世界均有新的认识。

植物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也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我国古典文学,很多作品都与植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诗经》的蒹葭苍苍,到《楚辞》的滋兰树蕙;从王维的折柳送别,到曹雪芹笔下的黛玉葬花,作者认为,各类文学的内容总离不开植物,例如南朝《玉台新咏》诗词769首,有植物的362首,占47.1%,《清诗汇》共27420首,有植物的15145首,占55.2%,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植物支撑起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片天空。如果从文学理论角度来看,经典作品中的形象,构成原型(protetype),其实质就是建构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体系。植物,作为特殊的文化语言,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自古风、骚并称。《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起奠基作用的经典作品。正因为如此,作者对《诗经》和《楚辞》中的植物做了大量研究,不但研究其中植物古今名称、种类特性,还对其寓意加以研究,以求在植物研究基础上,尽量开掘其文学意涵,这对植物学和文学研究,都是很大的贡献。其较有特色的是从植物学角度着重探讨了《诗经》和《楚辞》之间的异同及传承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诗经》、《楚辞》植物有共同的类别,作品中有着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如白茅、泽兰、松之类。但其各自地方特点还是很明显。《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业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据作者统计,有135首出现植物,多以植物来赋(描写)、比(比喻、象征)、兴(起兴)。这些植物以华北地区黄河流域的植物为主,而《楚辞》植物以华中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植物为主,共99种。除了和《诗经》一样,所提到的植物有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外,其他大部分为当地常见或者特有的植物。这些植物,有的仅产于华中,有些则延伸至华南,此类华中、华南特有的植物,作者统计有26种,约占楚辞植物四分之一以上。这些植物,包括蘼芜、木兰、肉桂、芭蕉、橘子等。这些植物中特产于华中、华南的,只有莼菜,也就是诗经中的茆。(见于《鲁颂泮水》),作者推测这种仅产于华中、华南的植物,应该是在周代以前传到华北的。《诗经》、《楚辞》有不少相同的经济植物种类,如分布全国的桑、板栗、柏树,菜类的薇、荠菜等,但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

诗经所处的背景是中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此地水深土厚,民生艰难,民性多尚实际,对于生产生活所依赖的经济植物及天地物候多加颂扬,以《豳风七月》为例,全诗围绕一年四季的农业劳作展开叙述,其中植物,均为桑麻黍稷,瓜果野蔬之属,切合实用的植物。

《楚辞》写作背景为南方长江流域,此地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物产丰饶,食物不虞匮乏(《汉书地理志下》:江南地广食物常足),因此歌咏食物、经济类植物的篇章罕见,而以香草香木之类象征、隐喻类植物居多,且反复出现。如《离骚》共出现香草18 种,《九歌》中香草16种,两者有11种是相同的植物。

《诗经》、《楚辞》的植物,构建了古典诗歌的象征体系。《诗经》中已经开始用松萝、菟丝子等植物来比喻依附、攀附,以美好植物来比喻美好事物,如桃之夭夭等。以有刺和到处蔓生的植物来象征不好的事物。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小雅大田》),墙有茨,不可扫也《鄘风墙有茨》,开启了以植物比喻、起兴的先河。《离骚》在此基础上,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以植物来寓意言志。《草木缘情》认为,植物全株或局部有香气的植物,均为《楚辞》引喻的香草,其中伞形花科的植物占有很大比例。《楚辞》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香草是白芷和泽兰,均属伞形花科。与此相反,恶草恶木,令人不快,《楚辞》与《诗经》一样,以此来比喻小人,或不祥事物。《楚辞》的象征、比喻手法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其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富于艺术魅力,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符号系统和植物文化传统。

利用植物统计进行文学研究,这是本书作者的有益尝试。此举为今后的文学、文献研究开启了一条新路。在明末成书的《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而其真名尚无定论。《草木缘情》通过研究指出:该书主要人物西门庆的住宅庭院中就至少种了40种植物,主要是作为观赏的庭院植物。作者以列表统计的方法,研究该书中乔木、灌木、藤蔓、草花类种植情况,判断该庭院所处位置应为华中地区,这些植物,正是作者所熟悉的植物,间接反映《金瓶梅》作者的生活体验或籍贯所在,提供作者的背景资料。这就为解开扑朔迷离的《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有力证据。

名著《红梦楼》通行版本为百二十回。其作者,有认为是曹雪芹所作,也有认为是曹雪芹原作80回,高鹗续后40回,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据《草木缘情》作者统计发现,《红楼梦》第一个四十回出现165种植物,第二个四十回出现161种植物,第三个四十回仅出现61种植物。每回植物的种类、植物种数的分布频率,或者植物在单元内出现的总数,从统计观点来看,第一个四十回和第二个四十回之没有差异,而第三个四十回不但每回平均植物种数和单元内植物总数远少于前两个四十回,而且作者对植物的熟悉程度及描写水平也远为逊色。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支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并非同一人的观点。

古代文学作品,因年代久远,多有各方面疑问存在。采用《草木缘情》中的植物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佐证,有利于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

《草木缘情》内容丰厚,文辞华美。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书中也存在一些失误,现就目光所及,提出如下问题就教于方家:第二章《历代诗词歌赋的植物概况》第五节32页,作者列举唐代杜牧《赠别其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认为:此诗为杜牧在云南结交红粉知己所作,以当地盛产之豆蔻形容少女之美。按《唐诗鉴赏辞典》,这首诗是诗人在大和九年(835),调任监察御史,离扬州赴长安时,与歌女分别之作。第二句以豆蔻喻少女之美,诗歌故事发生地点为扬州,非书中说的云南。第四章《楚辞植物》第七节89页,引《离骚》纫秋菊以为佩实为纫秋兰以为佩之误。

第五章《章回小说的植物》第三节98页,插图标示苜蓿,实为紫云英。第七章《国画中的植物第二节》154页,所附元代郑思肖《墨兰图卷》,意在说明元代的宋朝遗民郑思肖绘兰花均不画土。实际从文献看,郑思肖画兰,只是大多根部不着土,画幅中兰根为暴露状。然此幅真迹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墨兰图卷》,正是难得一见的根著土兰,此幅画中墨兰根在土中并不露出,其不以实笔画土,乃因中国画习惯以虚写实而已。第十三章《文学与野菜》第二节,323页,作者解释《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中七月流火是指盛暑夏季。按《诗经》,此处七月,指夏历的七月,相当于当今农历的9月。火,星名,指大火星,每年夏历五月间黄昏时心宿在中天,六月以后,就渐渐偏西。时暑热开始减退。故称流火。本句真实含义,是夏历七月天气转凉之意。同首诗中有七月烹葵及菽,说明葵(冬寒菜)和菽(大豆),是当令成熟的农产品。

本书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与植物之间的隽永关系,是一本风景园林景观植物配置的优秀参考书,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花草树木,构建自然和谐的园林,创造更优美的环境。该书作者自序中,已表露多种植物配置的思想,其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作者设计专题植物展示区的实践。

《草木缘情》作者有感于古代诗文中的植物早已鲜为人知,曾经在台北植物园设计诗经植物、成语植物等贴近民众的专题植物展示区,让大众得到相关知识,更加深入领会古代诗文的意,享受到文学与植物的乐趣。笔者认为,这种专题式的园林植物种植若能推广,将有着广阔的前景。据《宋稗类钞》,早北宋末期的皇家园林艮岳,早已采用专题或者主题式的植物种植。该园林中,既有单一植梅以万数的绿萼华堂,植满海棠花的海棠洲,也多种药用花木合植的药园药寮。还有种植各种农作物的西庄。这些古老的园林配置已然具有《草木缘情》中专题植物种植的设计理念。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组合而成的综合艺术品(陈从周先生语)。这种理念有助于我们改变当今园林景观植物的单一、趋同化,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凸显更多创意。进而在园林设计中充分糅合各种元素,打造更加生活化、个性化的园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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