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对《女神》的评价并非一成不变的。作为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新文学早期的代表性诗歌文本，《女神》自1921年8月由泰东书局出版后，对之褒奖之声不绝如缕。郁达夫曾以极为恳切的语气断称，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冯至认为《女神》是他诗歌创作的启蒙导师，并说：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继出版，才打开我的眼界，渐渐懂得文艺是什么，诗是什么东西。闻一多对《女神》的夸赞就更不用说了，他先后撰写了《〈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几篇文章来评析《女神》的诗学特征，对《女神》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尤其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闻一多开篇即言：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新诗呢，并高度赞扬《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历史陈述里，《女神》也一直被视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文学史家态度统一地评价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几乎毫无二致地将郭沫若摆放在中国新诗史上最显赫的位置加以书写。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至今，随着重写文学史学术实践的逐步展开，郭沫若的诗歌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女神》的艺术神话也被彻底打破，对它的质疑和否定之声一定程度上盖过了对其颂扬与肯定之声，甚至有论者对郭沫若从人品到创作都给予了全盘否定。
如何才能客观而科学地评估《女神》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呢？在我看来，放在新文学初期的历史语境下来认识和评判《女神》，当然有其合理性，在那样的时间基点上将《女神》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这样的结论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放在近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长时段中来考察，再说它如何如何成熟，说只有它才配新诗，那就可能显得有些牵强了。时下一些文学史家和新诗读者对《女神》评价过低，大概出自两个原因：第一，对此前高度评价《女神》的一种逆反态度；第二，从近百年新诗的整体水平上来衡量所作出的评判。自然，经历近百年历史的淘洗和一批又一批新诗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的不断阐释，《女神》的经典化地位事实上已经奠立了，我们今天对它无论怎么高度评价或者过低贬抑，都无法改变其作为近百年新诗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诗歌文本这样的历史状况。基于此，我认为，与其盲目地对《女神》作出或高或低的价值评判，不如从新世纪诗歌创作现状出发，针对当下诗歌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从《女神》中寻找某些可以用来解决当下诗歌困境的启示与对策，也就是说，站在促进新世纪诗歌发展的角度，思考《女神》的当代诗学意义，这或许是当代人对待《女神》的更为妥当与适切的历史态度。
《女神》的成功经验表现在哪些方面？它对新世纪诗歌创作有着怎样的启示意义呢？粗略地说，《女神》较为成功的地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时代呼唤与个人诉求的完美融合。《女神》诞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期，是一个激情喷涌、狂飙突进的伟大时代，《女神》也正是诗人郭沫若以新诗的艺术形式，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底蕴所作的精彩诠释，《凤凰涅槃》、《天狗》、《立在地球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等等，无不是激情如火的五四时代精神的审美演绎。与此同时，《女神》又绝不只是弃绝自我的纯社会学表述，它在表达五四时代精神的公共性思想诉求的同时，还将诗人自我的独特生命体验和情感形态也凸显出来。例如《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通过高度赞扬如母亲一样的地球可亲可敬、给人无限温暖和关爱的伟大的一面，侧面传达了当时深感民族生死存亡危机的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对家园的深挚情意，这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巧妙折射。同时，这首诗还将受到西方先进思想影响后，作为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郭沫若所具有的新的宇宙观、新的生命观、新的时空意识形象而生动地传递出来。因此可以说，这首诗较好地融合了时代呼唤与个人诉求两种声音，从而做到了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完美统一。反观热闹非凡的新世纪中国诗坛，不难发现，其诗歌的个人性与公共性的结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毋宁说二者常常是彼此分离的。新世纪以来的不少诗歌，要么是具有充足的公共性内涵，比如某些地震诗、打工诗等，然而其个人性诗学因素却非常匮缺，要么具有鲜明的个人性特质，比如受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观念影响的某些先锋诗歌，但是它们的公共性又显得很薄弱。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彼此剥离，导致了新世纪诗歌出现了要么远离读者，要么远离美学的两极化表现倾向，许多读者对新世纪诗歌的评价普遍不高，阅读兴趣也不浓，就在情理之中了。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彼此分离，阻碍了新世纪诗歌艺术表达的完美性升华，同时也不能不说是促使新诗进一步边缘化的一个潜在原因。如何做到二者的统一，如何达到时代精神与个人心志的有机统一呢？或许我们可以从郭沫若的《女神》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第二，现代性精神的审美演绎。新诗替代古典诗而成为五四以来的主要诗歌形式，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追求的合理产物。换句话说，新诗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自然生成的文学果实，追求现代性由此构成中国新诗艺术表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美学指标。在准确传达现代性精神旨趣，表现现代人面对风起云涌的时代变局所呈现的真实的心灵悸动与情感体验上，《女神》是做得相当出色的。试以《天狗》为例，该诗借无所不能的天狗形象来比喻自我生命的蓬勃绽放，写出了面对风云际会的新的历史时代，一个生命个体对于现代性的高峰体验。在这首诗里，郭沫若有意地以人称代词我作为每一行诗句的句首词，来结构全诗，我在诗歌中的反复出现，正是主体不断强化、个人日益凸显的现代性精神的某种形象喻示。与此同时，诗人还将大量的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光学、解剖学等）词汇置放到诗歌之中，由此生动展现出现代思想观念冲击下个体情绪异常丰沛、传统意义上的生命感知已经被全面刷新的存在情态。在《女神》中，除了《天狗》之外，《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电火光中》、《炉中煤》、《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诗，都可以说是艺术地呈现了诗人对现代性精神的深刻理解，都对现代性思想要旨和生命经验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审美演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中，口语写作较为流行，对现实生活进行直接的书写与近距离呈现的诗歌文本也不胜枚举，这样的诗歌表达确乎可以活画出现实生活的原生态情貌，还原生活的某种本来面目，然而这样的诗歌表达是否也将现代社会现代性的精神底蕴彰显出来了呢？我认为并没有做到。现代性作为一种精神特质，它并不浮现在生活表面，而是深藏在表象背后，因此，只是一味地从隐喻后退，企图用口语写作和现实直写来表现现代性精神特征，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为了更为深刻地敞现历史的内在意蕴，彰显现代性精神旨趣，新世纪诗人应该加大思想的力度和表达的锐利，既要在当下的乱象中敏锐捕捉最能表现时代精神的具象，又要在语言的锤炼、技巧的完善和思想的提炼上下功夫，从这个角度出发，《女神》不啻为当代诗歌创作的某种表率。
第三，中外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并非是一种孑然兀立的文学品种，它的存在与发展时时刻刻都与传统纠缠在一起，似乎可以说，凡属优秀的诗歌，都是在与传统的对话和交流中构建起来的艺术图式。在对中外文化传统资源的发掘、移用与弘扬方面，《女神》可以说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在《凤凰涅槃》里，郭沫若将阿拉伯半岛一带流行的菲尼克斯集香木以自焚的故事与中国古代有关凤凰的传说进行了巧妙嫁接，在二者的融合之中孕育了旧中国将逝、新中国诞生的时代主题，从而赋予了中外文化传统以新的精神内涵。《天狗》的生成无疑依托着一个非常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因为天狗这一事物是中国古人想象和理解自然现象的一种方式，这种理解与想象里，很明显存在着迷信的色调和敬畏自然的情感，郭沫若借用了这种文化资源，并将其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新的赋意。在诗歌中，郭沫若所描写的天狗，不再是立于我们想象尽头、象征着大自然神秘魔力的自在之物，而是化为一种现实的自为之物，是充满主体精神和自我意识的现代人的象征，这一改造，既激活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表达潜能，又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生发出新的思想和情绪，这样的改造，无疑是富有积极的诗学意义的。此外，《三个泛神论者》中对庄子、斯宾诺莎、加皮尔等中外文化名人的现代书写，《新阳关三叠》中对阳关三叠和古希腊神话的新的演绎等，都是《女神》中所表现出来的继承与弘扬中外文化传统的生动例证。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异常发达和经济实力的显著提升，给中国新诗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此基础上，新世纪10多年来的诗歌作品呈现出相当繁盛的态势，不过，数量繁多的新世纪诗歌却呈现着质量相对较低的尴尬态势，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造成新世纪诗歌质量相对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代诗人对中外文化传统了解和体会不足，继承和弘扬不够，可能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原因。传统始终是现代的一面镜子，传统文化底蕴不够，会影响了新世纪诗歌的历史厚度，与传统文化之间及时而有效的对话的缺乏，也将制约着新世纪诗歌对现代精神的深入理解和准确传达。因此，要想有效提高新世纪诗歌的艺术素质，当诗人必须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只有更深入地了解中外文化传统，才能丰富和完善新世纪诗歌的审美表达，并显著提升新世纪诗歌的历史感和时代性。在中外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上，《女神》是卓有成效的，这也是它体现出当代诗学意义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郁达夫.女神之生日[N].时事新报学灯,1922-8-2.
[2] 冯至 . 自传 [ A ] . 冯至全集 ( 第 1 2 卷 ) [ M ]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606.
[3]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N].创造周报(第4号),1923-6-2.
[4]郭沫若.女神导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