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沈从文 自由主义 胡适 新月派
论文摘要：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追求、实践与胡适、新月派诸作家的理论主张有着深刻的密切联系，通过对这种联系的考察，可以看出沈从丈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发展与嬗变。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主要是指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本文通过考察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追求、艺术实践与胡适、新月派诸作家理论主张的密切联系，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发展与嬗变。
随着2O世纪中西深刻的交融与剧烈碰撞，尤其是大批留学欧美的学生回国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与本土的、政治、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在2O年代、3O年代形成了一股浩大的自由主义思潮，这股思潮首先集结在具有自由思想环境的北京大学。1918年《新青年》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轮流主持编辑工作。这时的《新青年》团体在精神上以胡适为核心，着眼在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努力为中国奠定一个“非政治的学术基础”和“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尔后，胡适与陈独秀的编辑方针分歧日益严重，终至分道扬镳。这标志着五四阵营的精神领袖在思想内部出现了不同分化，这为日后形成不同思想皈依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始祖依然执着前行，是当时欧美派群体——“新月派”与“现代评论派”的领袖与灵魂。
沈从文自述：“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这种“个人理想”是什么呢?“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纵观沈从文半生文学道路与创作主张，他以乡下人的执着、诚笃与湖南人特有的蛮强，执拗的性格“紧紧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2O年代初，沈从文在饥寒交迫中坚持文学道路与对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主张的信仰有密切联系。对于沈从文同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关系，夏志清有一段描述：
在他们的阵营中，论学问渊博的有胡适自己，论新诗才华的有徐志摩，可是在小说方面，除了凌叔华外，就再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才堪与创造社的作家抗衡了。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他们觉得，这种保守主义跟他们倡导的批评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他们对于沈从文的信心没有自费，因为胡适后来致力于研究和政治活动，徐志摩于一九三一年撞机身亡，而陈源退隐文坛——只剩下了沈从文一个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先驱者，提倡实写社会情状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五四”启蒙者一道把作家的视野由政治、道统拉向人间社会，在增强了新文学的现实性的同时也增强了作为新文学一翼的自由主义文学的平民性。胡适对沈从文早年乡土题材的创作给予了许多奖掖与提携，极力提倡活的文学，致力于文体的改革，为新文学包括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新的载体、新的表达方式。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务去烂调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语”，沈从文通俗平白、新鲜活泼的文风实践了这一主张。此外，他的勇敢尝试的精神、对文学创作中的宽容原则的鼓吹，也与后起的自由主义作家一脉相连，成为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条重要创作原则和创作态度。在对自由主义精神的传承中，沈从文对的内涵与作家的存在方式有着自己的思考。其自由主义文学观体现在两个面：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即要求文学挣脱政治的附庸位置与商业的利诱驱使；在主题题材与表现方式上使作者具有独断的勇气，使文学维持其自身的独立品格，成为自我认识，反映社会生活与精神追求的一面镜子。胡适作为京派的精神领袖，以他为台柱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与京派作家过从甚密，直接影响或促成了京派群体的形成。沈从文不仅思想上深受胡适熏陶，而且颇得胡的赏识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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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40年代的纪念文章以至80年代在吉酋大学的讲话中，深情怀念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不拘学术见解与派别，不拘学历层次与身份，广泛聘用各科学者，营造自由创新的活泼学风。尤其是“北大对学生也开门，我个人认识，这影响很大”嘲北大学者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与独立自由的精神氛围潜移默化影响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大批五四学子的思想与气质，对形成他们自由宽容的思想气质有着良好影响。沈从文写出《边城》之后，有过两年的沉默期，在玄思冥想中思索“对于生命的意义”：试图通过建立起“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的感情。国家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从上述看法可以看出沈从文与蔡元培在五四期间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有着精神上的共通性。他自觉地希望发扬光大“五四”先驱者的未竟事业：“通过文学艺术类似宗教的作用，改造(升华)人的精神，进而实现国家民族的重造”。沈从文由此找到的自我定位是“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情感发炎的症候”他作为“2O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选择，在决定了生活上“与隔绝”、写作上“与社会需要脱节”的同时，也决定了作为自由主义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坎坷多舛的命运。1948年11月，在“今日文学的方向”讨论中，沈从文认为“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之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当然也成了一厢情愿。
梁实秋反复强调文学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陛、亦止于人陛”。啭人朱湘也表达过文学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青的人性，指出之所以感动读者，正因为“它们能把永恒的人性一相或多相”。陈梦家在五十年代关于人性的讨论中指出，“古今伟大的文艺作品，往往表现人性的庄严”，文学“表现几百年或上千年以前的人情之所常”。沈从文声言：文学“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同处多差别处少’的共同人性作为原则”。思想启蒙、个性解放占据着五四新运动的主体位置，但是，新文化运动最根本的动因乃是中西文化撞击下面对民旗文化发展的颓势而觉醒的救国救民的崇高精神情怀，围绕这一目标，沈从文希冀以维护健康人性、重造民族品德来实现。新月作家在使用“人性”一概念时，大多贯以普遍、常态、合理、变态、病态等限制词。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中提出“健康”原则。指出这时代是病态的、变态的，因而文学中表现的伤感狂热偏激的情感都是“一汪恶浊的乱泉”。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指出：冯文炳作品《桃园》中八股式的反复，对人物的嘲弄带来的不严肃；《无题》中“不健康的病的纤细”；《莫须有先生传》中“情趣朦胧”，“讽刺与诙谐的文学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的嗜好”，并视之为“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新月文学思想中的人性即是要求其“质地(Quality)”的健康、纯正和具有性，认为：“伦理的乃是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要求作品表现一种“不悖乎人性的形式”。
新月作家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一一理性。梁实秋认为他们的文学注重的就是“健康”，而“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现畸形的现象，做到这个地步，必须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显然新月这里的“理性”不是偏重于认识论的，不是近代科学所体现出来的求实精神和怀疑意识，而是具有伦意义的所指，即一种伦理的标准与规则，也即新月人性论中健康、常态、合理的人性内涵。沈从文谈到小说《边城》时说他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要在作品中“求妥帖”，“求恰当”。“可见两者有着内在的暗合。
沈从文的作品对于中国而言，不仅在于奉献了一个有着独特的地域风光、民族风情与人性内涵的“湘西世界”，而且还在于承续五四以来尊重文学审美趣味，探索民族品德重建的文化思路，从而使文学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弘扬人性价值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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