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文学翻译选择 施蛰存文学翻译选择 施蛰存文学翻译选择 精品源自教学论文 相对于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古典文学研究和碑帖研究,文学翻译活动在他艺术生命中持续时间最长,成果较丰富,影响却不大,这与施蛰存翻译选择的对象———文学声誉不大的作家和作品有关。尤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众多翻译名家选择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世界文豪的代表作品进行翻译时,他选择了东欧弱小民族和前苏联的作家作品。
施蛰存很早就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这依赖于他在上海大学扎实的法文和英文训练。他基本以这两种语言的文本为翻译对象,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过意大利濮加屈《十日谈选》,英国司各脱《劫后英雄》,英国劳伦斯《意赛尔》,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多情的寡妇》、《蓓尔达?迦兰夫人》、《爱尔赛小姐》、《毗亚特丽思》,挪威哈姆生《恋爱三昧》,德国小说家格莱赛《一九〇二级》,美国里德《今日之艺术》等等。
与此同时,施蛰存在其主编的期刊杂志上大量介绍西方各派文学思潮,以《现代》杂志为阵地,编选出版《美国文学专号》等,介绍西方当代文学的现状。整体观之,这一时期施蛰存明显偏爱欧美国家,尤其是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这与此一阶段施蛰存实践的现代派小说创作有关。
自1936年开始,施蛰存逐渐开始关注和翻译东欧弱小国家和民族作家的作品。1936年他编译出版《匈牙利短篇小说集》,1937年编译《波兰短篇小说集》,1945年翻译波兰显克微支《战胜者巴尔伐克》和匈牙利莫尔那喜剧《丈夫与情人》,以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瑞典、捷克、南斯拉夫诸国短篇小说集《老古董俱乐部》。
1948年正言出版社重版了《老古董俱乐部》一书,施蛰存将其改名为《称心如意———欧洲诸小国短篇小说集》,可见他对西方小国小说的喜爱。施蛰存翻译选择的前后转变说明,前期因小说创作的缘故,他陶醉于现代派技巧的运用,关注心理分析和人物内心活动,因此,施蛰存选择与他这一阶段审美品味类似的劳伦斯、显尼志勒等作家的作品来翻译,无疑是“翻译”与“创作”相得益彰,同步发展的,且他对于显尼志勒的喜爱终其一生。
但这并不妨碍施蛰存喜爱东欧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他的选取眼光和审美标准更多的是隐藏在作品中悲凉的人生情绪。弱小民族因为国际地位低下和国内遭压迫的情形,使得生活其间的人物更多一层令人悲悯的力量,加之战乱中的现代中国国民的飘零心态,与东欧弱小民族感同身受。
其实,施蛰存对欧洲诸小国的文学发生兴趣由来已久,他说:“最先使我对于欧洲诸小国的文学发生兴趣的是周瘦鹃的《欧美短篇小说丛刊》,其次是《小说月报》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再次是周作人的《现代小说译丛》。这几种书志中所译载的欧洲诸小国的小说,大都是篇幅极短,却强烈地表现着人生各方面的悲哀情绪。
这些小说所给我的感动,比任何一个大国度的小说给我的更大”(施蛰存,1948:
1)。可见施蛰存并不在意翻译对象是否为名家名作,而钟情于文本表现的深刻的人性和婉转的情致。
他这种翻译选择的标准,一直贯串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翻译活动中,建国后他翻译了前苏联、匈牙利、波兰、丹麦、奥地利、保加利亚等国的一些不太出名的作家的重要作品,内容涉及民族斗争、农庄集体生活、底层农民的苦难、儿童文学等等。仔细比较,这些作家作品固然是施蛰存早年翻译选择标准的延续,但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的变化,也一点一滴表现在施蛰存的翻译选择中。
其次,施蛰存翻译苏联和东欧弱小民族文学恰好也与当时的文艺政策吻合。1949-1957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国内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文化体制都模仿苏联,全国不断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
在与西方大国无外交的情况下,与苦难的中国有着同构命运的东欧弱小民族国家成为当时中国外交发展的重点对象,这也是促成施蛰存在这一阶段达到翻译高潮的原因之一。有人提出:“毛主席指示我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加速度地吸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和文化思想成就,因此就要大量地翻译它们的各种书籍”(董斯秋,19
5
1)。文学翻译甚至成为一种促进世界和平的工具。
郭沫若提出:“在今天来讲,翻译工作对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新战争威胁,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
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因为是生活的反映,更能使这种相互了解深入。这样,就可以消除人为的障碍,人为的隔阂,所以翻译工作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郭沫若,19
5
4)。施蛰存选择苏联、保加利亚、波兰、丹麦、匈牙利等国的文学作为翻译对象,也与当时的外交政策有关,这些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新中国有较为密切的外交关系,其中以苏联为最,不再赘述。
东欧各国与中国亲密的政治关系带来了良好的文化互动交流,当时,屈原、李白,王维、鲁迅、茅盾、巴金、张天翼、丁玲、周立波等人的作品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风行,有报道记载:“在最近五年来,苏联用各民族文字翻译和出版了二百六十三种中国书籍。在这段时间内,单是中国的文艺作品就发行了约一千万册”(《解放日报》,19
5
4)。“波兰人民对中国着作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许多中国着作都被翻译成波兰文出版。到目前为止,波兰出版的中国书籍共达七十多万册”(解放日报记者,19
5
4)。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大量的小说和科学着作也被译者纷纷引进中国,为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有报道记载:“今年一月到九月底全国已翻译出版了二百十二种苏联文艺书籍,共发行七百七十八万多册。十月间全国各地出版社又出版了大批新的文艺书籍”(新华社,19
5
5)。华东作家协会甚至将翻译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文艺作品列为工作计划,“有重点地组织翻译工作者翻译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品、世界古典文学作品以及其他国家的进步作品,今年估计可翻译小说十部”(《解放日报》,19
5
4)。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在这一段时期有个宗旨———“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由此看来,施蛰存以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与所处时代的历史要求达到统一 施蛰存文学翻译选择 施蛰存文学翻译选择 施蛰存文学翻译选择 精品源自教学论文 爱伦堡是苏联着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诗人和记者,其作品和言论常常引起激烈的论争,鲁迅曾在多篇杂文中对爱伦堡发表过褒贬不一的看法。
建国后,由于中苏友好的缘故,他也是我国报刊重点报道的作家之一。众多报刊报道了爱伦堡参加各种会议,为保卫和平和保卫文化而努力的活动。
他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解放日报》曾发表了他的一篇演讲稿,他在文中这样深情地对宋庆龄说:“请容许我以个人的名义补充几句,我以自己能担负起授给您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的任务而感到荣幸。这使我有机会看到了名副其实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的土地,看到了在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建设新的生活的人民,这使我能够和您握手,亲爱的宋庆龄先生”(爱伦堡,19
5
1)。宋庆龄欢宴爱伦堡和聂鲁达,朱德、周恩来受邀出席,一时间,各大报刊纷纷以诗歌、评论、报告文学等方式积极宣传和高度评价爱伦堡及其文学创作,发出向爱伦堡学习的倡议,成为当时文坛一大热点。
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还在爱伦堡六十岁生日时致电祝贺,电文高度赞扬爱伦堡:“您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功绩,鼓舞着爱好和平的新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十分爱好您的作品,它们曾经给我们以很大的教益。
最近您的关于保卫世界和平的讲演和论文,也成为我们工作与学习的范例。我们深深地感谢您”(《解放日报》,19
5
1)。1951年3月施蛰存、王仲年和王科一合译爱伦堡的《第九个浪头》,诚如在《译者题记》中所说的那样:“因为爱伦堡同志的《暴风雨》在我国已经有了好几个译本,也就已经有了不少的读者在迫切期待着它的续集”(施蛰存、王仲年、王科一,19
5
3),正是顺应了全国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呼声。现在看来,施蛰存选择的外国作家似乎名声不大,其作品在今天也不大被人提及,但其中部分作家在当时确实为报刊重点报道的对象。
如《轭下》的作者伐佐夫,因之前经鲁迅介超到中国,又受鲁迅推崇的缘故,他逐渐被一部分读者记住,这对译作《轭下》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翻译出版《轭下》后不久,即引入其电影版本,在中国热播,为其扩大读者市场推波助澜。
后来《轭下》被改编成电影《在压迫下》,1953年荣获了季米特洛夫奖。该片由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赶译完成,于1953年12月9日起参加上海“保加利亚电影周”映出,各地报刊广为宣传报道。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也表现出对保加利亚人民和他们的文化的喜爱。依凡?伐佐夫,约尔旦?岳符科夫,赫列斯托?瓦切夫,赫列斯托?斯米尔宁斯基,尼古拉?瓦普察洛夫和其他作家以及保加利亚人民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作品都已经译成了中文。
保加利亚的影片《警钟》,《祖国的早晨》,《在压迫下》以及其他影片也在中国的影院放映(尔?斯皮里多诺夫,19
5
5)。1953年12月11日《文汇报》重点推出伍伦撰写的影评《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史诗———介绍影片〈在压迫下〉》,同版发表了施蛰存的《伐佐夫和他的〈轭下〉》。
在上海举行的“保加利亚电影周”中,《轭下》等影片轰动一时,好评如潮,据《解放日报》报道: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电影周,已于十二月十一日胜利结束,上海市十家首轮电影院在电影周期间放映了《祖国的早晨》、《警钟》、《妲卡》、《在压迫下》四部影片,总共映出三百零三场,观众达三十万零六千一百八十九人次(《解放日报》,19
5
3)。《新民报》也发表影评,认为《在压迫下》“成功地描绘了十九世纪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者奴役的英勇的民族解放斗争”(高扬,19
5
4)。 与此同时,施蛰存选择了几位冷门作家的译作,如匈牙利的莫列支的《火炬》、俄罗斯19世纪的小说家格里戈洛维岂的《渔人》、苏联(鞑靼)作家巴希罗夫的《火炬》、以色列儿童小说家罗丝?吴尔的儿童文学《智慧帽》等等。
当时国内报刊对这几位外国作家鲜有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仅有何家槐在1953年第2期《人民文学》发表莫里兹(即莫列支)的译作《宰猪大宴》、《悲剧》;1954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我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文化交流的发展》一文中提到将出版《莫里兹短篇小说集》;1956年第32期《译文》发表由陈伯吹翻译的露丝?芙尔(即罗丝?吴尔)的童话《不愿意开花的秋海棠》和《野东西》;1956年第2期《少年文艺》发表露丝?芙尔的译作《蟋蟀、蚯蚓、蝴蝶和蚂蚁》;1958年第38期《苏中友好》杂志发表巴西罗夫的论文《鞑靼人民的文化和艺术》……可以想见,这几位外国作家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比较陌生的。当然,施蛰存的这种“冷门”选择不排除政治因素———以翻译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为主———的影响,但也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施蛰存的艺术眼光和审美追求,坚持以自己的艺术敏感来挑选值得翻译的作家作品。
事实上,《火炬》、《荣誉》、《渔人》等小说各有特色,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和人文关怀,在写作手法和表达方式上多有独到之处。既与大的时代背景、政治标准趋同,又不全为政治所左右,不全为名家名作左右,以艺术和审美的标准看取苏联和东欧文学,是施蛰存这一时期翻译之旅上的独特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