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晚唐笔记小说《杜阳杂编》记载了唐代宗至懿宗十朝间的朝野人物轶事、重大历史事件和杂技珍宝传闻。该书继承前代志怪小说《拾遗记》的铺陈缛艳，具有丰富、生动、准确的细节描写及繁缛、夸饰、绮丽的语言艺术，侧面反映了中晚唐浮靡而动荡的社会现实，代表了唐代笔记小说的一种文学风格类型，折射出唐代以富贵华艳为美的社会审美心理。
关键词： 《杜阳杂编》 细节描写 语言艺术 唐代笔记 文学性
晚唐笔记小说《杜阳杂编》记载了上起广德元年（763），下迄咸通十四年（873）的朝野人物轶闻和杂技珍宝、远方异物。作者苏鹗，字德祥，武功（今属陕西）人，光启间进士。
《杜阳杂编》的文学性在总体偏于简古质朴的唐代笔记小说中是很突出的，表现在丰富、生动、准确的细节描写与繁缛、夸饰、绮丽的语言艺术两方面。
一、丰富、生动、准确的细节描写
《杜阳杂编》记述中晚唐一些著名人物和历史事件，通过对故事细节和人物言行的丰富、生动、准确描写，侧面片断式地反映中晚唐政局动荡、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现实。苏鹗云：“洎贡艺阙下，十不中所司抡选。屡接朝事，同人语事，必三复其言，然后题于简册，藏诸箧笥。”[3]他久留京城，得知许多朝野事迹，叙事平实可信者，为《新唐书》、《资治通鉴》等采用;未见于史籍者，可补史传之不足。如本书卷上记载大宦官鱼朝恩为养子超等索紫服之事：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而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赐绿焉。未浃旬月，同列黄门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于殿前，恐其后至，遂争路以进。无何，误触令徽臂，乃驰归告朝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曰于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绯便求紫。）上未及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上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儿着章服大宜称也。”[4]
此事起因仅是旁人“误触”令徽手臂，令徽却“驰归”告状，可见鱼朝恩对养子的纵容袒护;而他奏请超等级赐朝服后竟不等皇帝同意，擅自“令所司捧紫衣而至”，生动准确地写出鱼朝恩罔顾法度的僭越、飞扬跋扈的权势，而代宗“虽知不可”却只能“强谓”即勉强附和的细节更表现代宗当时的无奈处境和软弱无力。而《新唐书・宦者传》虽采用此则，却只说“养息令徽者，尚幼为内给使，服绿，与同列争忿，归白朝恩。明日见帝曰：‘臣之子位下，愿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称谢。帝笑曰：‘小儿章服大称。’滋不悦”[5]，显然过于简略概括，未写出令徽“与同列争忿”的具体原由和代宗的心态，无法准确地传达出此事的复杂情景和人物性格。
《杂编》卷中描述了太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后文宗的境遇，还记述了两个平凡小人物的不同命运：
王涯的再从弟王沐到京城投靠，“经三十余月，始得一见涯于门屏，所望不过一簿尉耳。涯潦倒无雁序之情。大和九年秋……涯始一召见，款曲而许微官处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其命”，政变发生后，“沐方在涯私第，以为族人，被执而腰斩之”。
舒元舆的族人舒守谦则先被“礼遇颇厚，经岁处元舆舍，未尝一日间怠于车服饮馔”，但舒元舆后来“以非过怒守谦，至于朔旦伏谒，顿不相见。由是日加谴责，亦为童仆辈白眼。守谦既不自安，遂置书于门下，辞往江南。元舆亦不见问”，待等守谦离开长安，“咨嗟蹇分，怊怅自失，即驻马回望，泣涕涟洳”时，传来舒元舆因甘露之变而被杀的消息，他顿时“释然惊喜”。
王涯的冷淡寡恩跟舒元舆的热情厚道从细节对比中形成反差。作者又用“日加谴责，亦为童仆辈白眼……元舆亦不见问”暗示舒元舆预知将有祸，逼走守谦，保护了族人;王涯不念亲情，使从弟“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其命”，最终罹难。这补充了正史记载之阙失，叙事简明，条理清楚，富于故事性。
大中二年（848），日本国王子入唐朝贡，发生了一场围棋争霸战。《旧唐书・宣宗纪》没有记载对弈过程和结果。而《杂编》卷下却有较完整的记载：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
“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表现顾师言惧怕输棋，“瞪目缩臂”的动作和“待诏第几手耶”、“愿见第一”的话语可见王子不愿服输。而鸿胪寺官员的说谎和王子的坦诚构成了戏剧化的幽默场面，情节曲折，富于趣味娱乐性。
咸通十四年三月，唐懿宗遣使往法门寺迎佛骨。《新唐书・懿宗纪》的文字是对《杂编》该段的删节，缺乏流畅感与具体细节描写，较平板质实。例如军卒为礼佛而断臂，《新唐书》只有“不逊小人至断臂指，流血满道”几个字，《杂编》却说“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算数”。甚至还有僧人“以艾覆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细致生动详实的刻画，展现民众的宗教狂热情绪，来自历史现场的素描，带给读者深深震撼。康骈《剧谈录》卷下“真身”条、高彦休《唐阙史》卷下“迎佛骨事”条类同，细节描写远不如《杂编》的细腻鲜活。 二、繁缛、夸饰、绮丽的语言艺术
唐代经济繁荣使物质生产高度富足，文化上的开放自信心态使社会审美心理表现为追求富丽铺张、以富贵为美的趋向和雕琢、绮丽的文风。苏鹗受此影响，并继承模仿《拾遗记》的“铺陈缛艳”风格，在《杜阳杂编》中以较长的篇幅描绘宏大历史场面和奢华生活场景，把宏观与微观的红尘物象都纳入艺术观照和表现的视野中，侧重于辞藻华美、行文恣肆的铺陈描写。作者有条理地刻画远方所贡的珍宝器玩的奇巧绚丽、妖异怪诞特点，烘托官僚贵族的富丽生活，表现为繁缛、夸饰、绮丽的语言艺术风格。
例如卷上记述权臣李辅国家中的两个“香玉辟邪”，不仅其香“可闻于数百步……或以衣裾误拂，则芬馥经年”，而且还“忽一大笑，一悲号……而冁然者不已，悲号者更涕泗交下”，李辅国厌恶，“碎之如粉，以投厕中，其后常闻冤痛之声”，不满一年而李被杀。其碎屑为鱼朝恩购得，“及朝恩将伏诛，其香化为白蝶，竟天而去”。愈发显出此宝的神秘莫测。
又如宰相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而更构沉檀为梁栋，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屏上刻前代美女伎乐之形，外以玳瑁水犀为押，又络以真珠瑟瑟。殆非人工所及”。他还拥有龙须拂，“削水精为柄，刻红玉为环钮。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湿，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则蚊蚋不敢入，拂之为声，鸡犬牛马无不惊逸”。两位权臣的“服玩之奢僭，拟于帝王之家”，与《剧谈录》卷下“刘相国宅”条、“李相国宅”条等相近题材的简单朴实描写相比，其文采斐然、曲尽其妙的特质愈加突出。
然而最富足的自然是帝王贵戚的生活。同昌公主一段堪称大手笔，近两千字，截取同昌公主下嫁、婚后生活和出殡三件事，铺写夸饰公主出行队伍之雍容壮丽，服饰器玩之奇异珍贵，风格华艳绮靡。
作者先描绘府邸里的器物：“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金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悉以金龟银螯。又琢五色玉器为什合，百宝为图案。……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凤褥。……又有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成，为鹧鸪之状。翡翠匣，积毛羽饰之。”同昌公主出嫁用“神丝绣被”，上面“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辉焕”。“瑟毖幕”是鬼谷国贡物，颜色与瑟毖相同。“阔三丈，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贳真珠。”此帐幕不会被雨淋湿，其上涂抹了鲛人的瑞香青。作者运用类似辞赋的铺排渲染之笔来表现皇室超越凡俗的富丽，铺叙罗列各种外国进贡的奇珍异宝及精致装饰，使文字气势充沛，风格汪洋恣肆又雕缋满眼。读者记不清那些珍宝，但会得到非常强烈鲜明的整体印象。《北梦琐言》卷六“同昌公主事”条略述之，末尾注曰：“同昌公主奢华事，见苏鹗《杜阳杂编》。”[6]似可证《杂编》卷下所记公主事迹在当时文献中可称详细完备。
之后作者记述唐懿宗发起的迎佛骨活动的宏大场面，如：
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马脑、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竞聚僧徒，广设佛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又结锦绣为小车舆以载歌舞。
作者仍用辞赋式铺陈手法对各种法器的材质数量、尺寸颜色等进行详细记录，渲染其超越凡俗的富丽宏伟;以及民间社会对迎佛骨的反响，如组织各种娱乐、宗教活动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使整段气势充沛，营造出迎佛骨活动的热烈、宏大气氛。
此类繁缛、雕琢、绮丽的语言是《杜阳杂编》文字的主导风格，给人以强烈的华美宏富印象和堆砌、炫耀感。作者对奇幻唯美的阅读享受的偏好追求，使题材狭窄，内容浮艳，虽记载史事却缺乏深沉厚重感。《杜阳杂编》艺术地展现了文人想象中的浪漫奇幻人生，超越了简古质朴的魏晋志怪，代表了唐代笔记小说的一种文学风格类型，折射出以富贵华艳为美的社会审美心理。
参考文献：
[2]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849.
[4]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373.本文所引《杜阳杂编》.原文均出自《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P1371-1398.不一一注明，以免繁琐.
[5]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5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