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李可染;红色山水画;期望;变革
五四运动后，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山水画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李可染却创作出了《万山红遍》等一系列“红色山水画”，这是他根据毛泽东诗词的意境取其情感并赋予新意进行绘画的一个开端和尝试。而在此之前，李可染想在中国山水画上开辟新的道路，可谓是困难重重。
一、艰难的开始
20世纪40年代，李可染的中国画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但好的是人物，并不是山水。老舍对李可染1944年的山水画个展的评价是：“他的山水，我以为，不如人物画……他的意境还是中国田园诗的淡远幽静。”在1948年的展览上，徐悲鸿对李可染的评价是：“李可染所写，俱墨气淋漓，精神充沛，其醉汉绝倒，不愧杰作，又山水多幅，俱有古人难到之意境。”这样的评价，虽然是在称赞李可染的画，但就山水来看，其实与老舍的评价也没有什么差异。
另外在大环境上，为了宣传的需要，人物画无疑是最为简洁、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江峰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全体美术代表座谈会上，谈到中国画除单线条平涂以外，水墨画是发展不了的。1950年徐悲鸿发表《漫谈山水画》，表示对山水画的发展不寄予希望。在谈到国画课堂学习时，叶浅予也说：“为什么不设国画而设油画？因为当时认为山水花鸟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只有人物的勾勒有保留价值。”可以说中国山水画在当时是到了“穷途末路”了。
二、李可染对中国山水画的期望
傅抱石在多篇论述中提到有关山水画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意义，比如1944年《中国绘画在大时代》提出的“在这长期抗战以求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的大时代，更值得加紧发扬中国绘画的精神，不惟自感，而且感人。因为，中国画的精神，既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而这种精神又正是和民族国家同期荣枯共其生死的。”1947年傅抱石又在《中国绘画之精神》中提到“中国人如果永远不放弃山水画，中国人的胸襟永远都是阔大的。”
资料显示，李可染山水画在40年代早期受傅抱石、张大千的影响较大。40年代傅抱石居住在重庆，对山水、人物都十分擅长，其在中国画上的研究，在重庆的中国画界中形成了主流的思想。这段时期，李可染在三厅工作，傅抱石则是三厅秘书。两人年差三岁，有共同的爱好，两家步行又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李可染由此可以经常拜访傅抱石。从1938年到1946年这么长的时间，可想而知傅抱石对于李可染的艺术道路有多深的影响。
由此种种看来，李可染对山水画的期望与探索，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着很大一批画家抱有同样的期望。而这种期望的延续，就势必会迫使这些画家寻求山水画的改变。
三、中国山水画的变革之路
山水画要想发展，变是必须的。无论是康有为、徐悲鸿还是陈独秀，都提出了中国画的变革，就连傅抱石也认识到中国画所面临的危机。但是要如何变？怎样的转变才不会影响中国画的本身价值，同时又可以达到转变的目的？这成了一代山水画家的难题。
李可染山水画的转变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诠释：“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而他的行动也正诠释了这“打进去”与“打出来”的不同和努力。从时间与实践上来看，《万山红遍》正是这“打出来”带给我们的巨大震撼。
李可染40年代的山水画可以说是“打进去”最集中的时期。40年代时的李可染，还没有做到引领中国画发展的高度。当时的他，在重庆只能说是一颗中国山水画上的新星。而当时最为突出的中国艺术家大多都前往重庆定居，如傅抱石、张大千、林风眠、徐悲鸿，这也给了李可染很多机会。李可染的很多绘画理念与技巧都是受这一时期的影响。“打进去”在当时就是傅抱石、张大千针对学习石涛、八大山人而提倡的。李可染曾坦言：“现代画家没有不受到石涛影响的，如傅抱石、张大千、我个人。”关于李可染以石涛等“僧人画”和明末清初“移民画”的学习作为“打入”传统的切入点，原因就可能是受到了傅抱石、张大千等人的影响，毕竟这是当时艺术界的主流倾向。
那么为什么李可染要在《万山红遍》中采用前人所未有过的“红色山水画”来表现祖国河山在其心中的印象呢？这就需要从李可染这一代人的心理来进行分析了。
四、同一时代的爱国情结
李可染1907年3月生于江苏徐州，当时正是中国最为动荡的年月。这使得与李可染同一年代的人产生了相同的现代性，就是爱国。救亡图存与振兴中华是这一代人从小就产生的信念。他们经历了清末的革命，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直接最突出的转变过程;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不是推动中国爱国主义热潮的重大事件。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李可染对于国家的热爱是可想而知的，其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也是空前的。将自己的绘画实践、学术研究应用于国家的救亡图存，是二十世纪几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共性，是这一时代人的普遍现象。
而李可染在1938年便开始了抗日宣传画的创作，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的救亡作贡献。全力投入到“文化救亡”运动中的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将自己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灌注到山水画研究之中。这一代人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重大变化印象最深刻、感受最强烈的一代人。描写祖国的变化，反映生活，不仅是国家的政治宣传需要，也是每个艺术家自身的一种强烈欲望。所以李可染1954年在克服各种困难的情况下，背负画具，首次尝试长途写生，与张仃、罗铭一同历时三月有余，从上海到江苏，再到浙江，再到安徽，描绘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河山的巨大变化，反应人民群众生活的日新月异。而1956年他又再次踏上写生之路，溯长江、过三峡总程过万里，写生作品多达两百余幅。好像这样还是不够体现自己的热情一般，在1959年他又提出了“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命题。李可染曾说：“山水画是对祖国、对家乡的歌颂，中国人的‘江山’、‘河山’都是代表祖国的意思。”这个命题也是李可染在“后三十五年”的山水画创作历程中从未改变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李可染对新中国热爱之情的表现。
而《万山红遍》又是如何体现出对祖国的热爱的呢？这可以从两个层面上理解。首先，从诗文本身的意境来理解：作者不仅看到了眼前岳麓山的枫林，也可能联想到了北京香山的黄栌和祖国的无数山岳;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这样的意境自然可以让李可染这一代人对诗文本身产生共鸣;而与此同时，红遍了万山又从侧面描写着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故以这首诗为题再合适不过。另一方面，红色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中国的象征：我们的国旗是红色的，是血染的颜色;我们的政权被形容成红色，是无产阶级的象征。以山水画表现爱国情怀，没有比红色更为醒目更为恰当的了。
五、诸多的偶然
李可染作能创作出这一系列的“红色山水画”，还存在着很多偶然性。
至于绘画题材的确立，则是在4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伏笔。40年代老舍在观看了李可染山水画之后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他没有敢尝试把‘新诗’画在纸上……凭可染兄的天才与功力，假若他肯实验‘新诗’，我相信他必定会赶过望云去的。”而在
50、60年代毛泽东诗词是当时无数艺术工作者乐此不疲的创作题材，李可染又酷爱毛泽东诗词，因此无论是大的环境还是出于个人的喜好，“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无疑都是很好的绘画题材。
《万山红遍》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艺术，体现出这样的一个时代带给艺术的多姿多彩。红色山水画不仅体现了绘画作品的思想性，在艺术性上更是体现出了时代的内涵。像李可染这样的艺术家不断地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在思想得到解放的同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艺术方向。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可以说是为近现代山水画创作而竖立起来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