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友人的几位学生，从上海出发坐着火车奔向了南方――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福建乡村建设基地。历时一个月的“夏雨雨人”夏令营暨第十六届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很快就过去了。它比当下任何一个短平快的公益活动都要长、都要苦，但在那几位同学的心目中，最后的离别成为一辈子难忘的不舍，渗入体肤。
这是我在同学们的回顾文章中读出的情感。面对他们稚气而朴素的文字，我不禁热泪盈眶。
9年前，2005年夏天，还在读研究生的我拖着个小箱子一个人来到了河北定县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加第四届乡村建设暑期志愿者活动。当年的我，亦如现在的他们，怀揣着对陌生彼岸的忐忑，走上了自我反思、追寻理想的道路，即便这个理想在当时还远未清晰。如今，这一幕恰又重现。
追溯到9年前的那个夏天，离开时同样依依不舍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继续走乡建的路。那时朦朦胧胧地想，乡村建设固然重要，可那么辛苦，我能坚持下去吗？我舍得城市的花花世界吗？家人又会怎么看？我不知道持续生长的可能性在哪里。在对长期驻守的乡建志愿者感到敬佩之外，更多的是悲伤的情绪――既想持续参与，又不敢放弃一切;我以为，乡建活动就像一次洗礼，它所带来的情感冲击一辈子只有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
没想到多年后，青年学子的经历又再一次感染了我，将我带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回首往事时惊喜地发现，原来自己一直都在乡建路上，乡建已成为自己成长经历中重要的篇章。不足的是，我没有做到像长期驻守的志愿者那样，付出所有投身在农村和工业区里，所幸的是，自己能在业余时间做些点滴的工作，尽一份力量。如何持续生长的问题由我自己提出，也已由我自己回答。那种整个人被冲击一遍的感觉就这样被重新唤起，也正因那第一次的洗礼，才有了后续不断再生的可能。前人为后人铺路，后人再反过来推动前人，当前人看到后人的转变过程时，这种感动就尤为亲切、内在，因为仿佛看到的就是自己――一代一代，接力生长，持续前进。
走出自身的困顿
从像我这样80后的一代，到现在90后一代的大学生，再到3年后即将迎来的00后大学生，对残酷现实的体验和确认只会越来越强烈：虚浮地混出文凭从事工作，如蝼蚁般在高楼大厦间求生，拼命挣钱勉强糊口;烦闷时就去娱乐节目里寻求快乐，渺小时就通过微信找到参与公共事务的满足感。这历史的洪流逼迫顺从者将感知生活的神经调至麻痹的状态，将省思批判的能力拱手出让。
2005年夏天的我，正有着这样的怯懦，如今也仍旧在不断地克服。现实逻辑的束缚和自身的怯弱会合起伙儿来阻碍我们对理想主义的想象与勾勒。然而，无论哪个时代，总有这样一批先行者，默默地坚持，以直面问题的行动现身说法。10年前的我没有想到，当年驻守在翟城村的乡建志愿者们在我的心里撒下了种子，更没想到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居然坚持到了10年后的现在，依旧活跃在乡村建设的最前线;而离开的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关注或参与着乡建。从翟城村走出来的他们，撑起了合作社联盟，成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培育了福建和江西的乡建基地，搭建了“爱故乡”的平台……这还没有算上乡建队伍中其他的先行者与后来者的足迹。
如果按照政治经济规律来说的话，城市工商业劳动力过剩，丧失工作机会，自然需要年轻人重新走向农村，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占据支配性位置，而对人力资本流动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的当代中国，首先直面自己的困顿与保守，毅然决然地主动选择在乡村与工业区里工作生活的乡建青年志愿者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主动选择，并不尽然是被动地跟从客观规律，还有主体意识自觉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在[3]。
“只要青年多多地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每个时代都在召唤青年人！[4]
双重的承担与主体的塑造
10年乡建历程带给年轻人的，并非是彪悍到一举手就能把事情搞定的能力，反而是愈加审慎的态度。首先是对自身缺憾的警惕，其次是对复杂现实的谨慎。理想并非来自外在的他方，它孕育于对自我的清理之中，强壮于投身社会之后。有意思的是，只有在乡村建设的实践团队中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理想是可能的，另一种人际关系是可能的，另一种社会逻辑是可能的。戴锦华老师常说，“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5]，实在贴合乡建人的特点。于我而言，我愿换言之为“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首先要求认清现实的复杂性，找到真问题，探求可行的方法，而理想主义则意味着“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6]。
在现实与理想中徘徊前进，这其间存在着巨大无形的矛盾张力，全都由乡村建设的青年志愿者们默默地承担了下来。志愿者们左边连接着现实的问题：农村污染严重，教育资源流失，精神面貌溃散，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无人照看，打工群体迷茫无助……右边则指向理想目标：农村人力与资金回流，农村基层自治的形成，打工群体的团结互助，锻造新的工作与生活……在这两端架起桥梁的是乡建青年志愿者，他们既承担了自己，又承担了这份事业，既实现乡建理念，又实现自己。
凭借着志愿者们的信任，我曾在某个乡建人才培养项目中当了两年知心姐姐的角色。真不是因为我有能力对志愿者的现场工作做出及时到位的指导，而是说，被“扔到”乡建第一线的青年们所需要的，首先是交流与陪伴，哪怕只是电话、QQ和邮件的陪伴。虽然交流与陪伴能暂时地缓解青年志愿者们在工作中的焦虑，也能帮着出出主意，但依旧远水救不了近火。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青年志愿者自己承担。在承担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在继续锤炼自己。 乡村建设的人手，永远不够，因为大多数的优秀青年，都在奔向灯光闪烁的光鲜舞台，少有人能甘愿寂寞辛劳，驻扎于乡间田野。而一名优秀的乡建志愿者其实并不亚于任何一个跻身世界五百强企业，或者考上公务员的青年。他们的能力不体现在立竿见影的成就上，而体现在：上可与干部对话，下能与百姓谈天，对外能与基金会、媒体接洽，对内能团结队伍，协调工作;在乡间，能透过村庄的权力关系和经济状况把握真问题，在工业区，能与工友打成一片，与劳动部门称兄道弟。而每天的工作与生活，基本上是纠缠在一起的，无法分割开的。村里文艺队骨干来串门了，于是商量起后续的演出活动，夜深时，工友在QQ里表达了愁绪，则需要及时地谈心疏导。当青年志愿者们自己还需要支持与摸索的时候，他们已然在承担责任和压力了。每天，在工作与生活浑然一体，无法切割的状态下，他们既要照顾好自己的饮食起居，又要应对工作的挑战。一个人“分饰”多角，后勤、接待、策划、动员、外联等统统包下，还要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无须父母多言，不能在身边尽孝，不能带来大富大贵，心里的惦记只有自己能体会。
而当理想的那一端与现实的这一端发生矛盾时，志愿者肩上的担子则更重。比如说，有的时候，村民或者村干部的愿望与乡建理念并不完全一致[7]。前几年笔者曾参加过一次乡村建设会议，会议在一个以传统习俗为特色的村子里召开。其中一个环节是村干部、村民和外来的参会者交流村庄发展的意见。令笔者惊讶的是，会议召开的地点――村委会，早已搬到了古村对面小山坡上的新楼房里。在交流过程中，村干部也流露出对于本村经济发展，新楼房拔地而起的骄傲。乡村建设不是反对挣钱，而是想探索出一条以保留本土性为基础，经济民主为核心，突出村民主体地位的发展模式。这样的理念又如何与村干部、村民做沟通理解呢？如何将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论化阐释变成能与村民致富诉求相挂钩的实际方案呢？值得高兴的是，从今年开始，乡建青年们已然在当地开始了互助经济的尝试，希望能让更多的普通村民通过亲身经历体会到互助合作的好处。志愿者们也全身心投入其中，将互助经济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把自己的生活和未来与这个“他乡是吾乡”的村子联系在一起，与村庄共命运，在实现乡建理念的同时，也实现自己的可持续生活。
近几年来，乡村建设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元化。企业、文化人、市民都纷纷进入乡建领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关注主体性和主体互动的问题。当房地产企业将房产开发与社区发展、社区农业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不得不让我们追问，能住得起那样楼盘的人，会是谁？房地产商因社区噱头而取得的更多盈利与他们在社区建设上所花费的钱相比，哪个更高？在以房地产商的安排为主导的社区农业、社区发展中，市民又能有多大的话语权？文化人介入农村发展，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安徽碧山计划曾引起多次争论[8]，有的人说，它所谓的在乡村营造新的“共同体”只是小知们的共同体，与村庄的主人村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而碧山团队的负责人欧宁则认为，知识分子凭什么不能在村庄营造共同体呢？争来吵去，也都是知识分子们之间的事，失语的依旧是当地农民。而作为消费者的城市市民抛下昔日“上帝”的身份，与农民一起承担农业耕作的风险，共同面对食品安全问题，他们多少承担起了社会责任，也是一种主体改造。
如果在参与乡建的主体中，产生一些主体在经济上与话语权上排斥另一些主体的话，就不可能吻合多元文化、生态文明的目标。在这个情形下，青年志愿者们的担子更重，但他们的力量也是别的主体所没有的――依旧站在资源匮乏、社会资本较弱的工农这边，与工农中的有机知识分子一起，带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走团结合作的道路，挖掘并发挥民间的力量。如今，已有13家合作社在青年志愿者搭建的平台上发表了合作社宣言，承担粮食安全的责任，探索更具效益的合作方式[9];“爱故乡计划”的青年志愿者们也从发扬乡土文化入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民间的仁人志士，发现、肯定、发扬并宣传他们的爱乡方式，将民间艺人、村庄带头人、传统文化保护人等优秀的民间人士，都串联在一起，形成典范。无论是从经济切入还是从文化入手，青年志愿者们对于普通劳动者主体塑造的催化作用都不可小视。在经济与文化活动中，他们向农民学习，与民间志士切磋互动，在相互作用中，既改造重塑了青年志愿者们，也凸显了劳动者的主体性――最起码，是承认了劳动者们的贡献与价值。主体塑造，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是永恒的命题。
永恒的根基
那么，乡建青年志愿者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在今年1月18日第二届“新幸福主义”的集体婚礼上，翟城村的老书记米金水走上台来，面对着新郎新娘，熟悉地点着他们的名字，问道：“你们还记得当年在翟城的日子吗？翟城的乡亲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听到名字的年轻人都激动地流下了泪水。是的，哺育乡建志愿者的正是那些所谓要被帮助的乡亲。去年在和一位福建的乡建小伙子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要再坚持，起码要对得起乡亲们，他们对我太好了。
“与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诚心学习”“从他们所知开始，用他们已有来改造”“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系统”[10]，无论时下中国流行的概念是“创新”“社区营造”还是“社会企业”，都没有跳出晏阳初先生总结的乡村建设十大信条，因为那些信条是于实在的历史实践中凝聚起来的。在与乡亲们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共同面对问题的过程中，志愿者们学会放下自己，诚心学习。更重要的是，也正因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才使得志愿者们更加理解“衣食父母”的含义，生长出连带的情感，体悟到对这份事业的承担首先为的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与光环。
乡建志愿者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坚持下来的。渐渐地，他们的存在也化身为旗帜，让后来者明确地看到，他们首先扎下根来，与工农相联结，披荆斩棘，建立起做事的平台。那么我们不也可以做一些事吗？于是，乡亲们的支持以及乡建队伍里的互相鼓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大群人，都在做着同一件事，何其壮观！何其美妙！ 注释
[2]比如，最近对于大学生创业的号召与勾画，背后是大学生就业率下降的问题。
[3]就笔者对乡建志愿者的了解来说，凭借他们的能力在主流体制内谋得一官半职并非难事，因为乡建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对能力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后文会指出――但他们却选择了更为艰辛的乡建事业。
[6]晏阳初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之一，见[3]。
[7]本文并非指责农民的思想落后，也不是想将乡建志愿者描述成脸谱化的伟人。一来想表明，消费主义的思潮，通过土地流转换取货币化利益的现实途径，以及乡村破败的消极状态的确影响到一部分农民的观念。具体可见贺雪峰对于土地类型与农民类型的分析。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政法出版社2010年版。二来，乡建志愿者当然也会有自己的缺点与局限，他们本身还处于不断学习、摸索的青年阶段，但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他们往往是媒体所忽略的对象。他们所承受的东西，他们在主体互相塑造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催化作用，往往不为人所关注。
[9]具体可见：“第五届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十周年庆典”，http：//www.3nong.org/zhuan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