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同于前代文学作品，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不仅丰满生动，还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这种时代性集中表现在士商关系中。元代科举制度几经废举下士子的落魄，商业经济推动下市民阶层的崛起，都使得士与商的地位因社会环境的影响发生着相对的改变。同时，作为文人笔下的商人形象，又多有学儒经历或对士阶层亲睐有加，是文人借以慰藉自身落寞心理的一种文学表现。
【关键词】商人形象；士商关系；士商通婚
一、“弃儒从商”的人生选择
商为四民之末流，素来不为士阶层所认同，文学作品中更是不乏表现这种士与商的隔阂。但元杂剧中的一些富商形象却有着“弃儒从商”的经历：早年皆是儒士出身，因生活穷困所迫转而从商并富甲一方后，在地方还颇具声望。《来生债》中，李孝先因“自幼父母双亡，习儒不遂，去而为贾。”《冻苏秦》中，王长者更是“幼习儒业，颇识诗书，后从商贾，专趋什一。”由此可见，士与商的严格界限及道德评价已不再明显。对于落魄的儒士们而言，考取功名已不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标，“箪食瓢饮”的儒家品格也不再成为他们的理想信念，而是以一种务实的心态去解决当下的生活困境。习儒不遂，便“弃儒从商”。《裴度还带》里，裴度的姨娘就劝诫他：“你那读书的穷酸饿醋，有什么好处，几时能够发迹也。”对于衣食保暖都没能获得基本保障的读书人而言，寒窗苦读远不及从商所带来的丰厚效益实在。在这些作品中，士与商的社会地位不仅被重新定位，甚至商人还屡屡成为这些落魄士子的雪中送炭者，如《冻苏秦》中的王长者。这些文学现象的背后，都真实反映了元代儒士的现实生存状况。在几经废举的元朝科举制度和严密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冲击之下，许多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失去了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对于这样的不幸遭遇，同为士阶层的杂剧作家马致远在他的小令[南吕][四块玉]中便自嘲有：
采药童，乘鸾客，怨感刘郎下天台。春风再到人何处？桃花又不见开，命薄的穷秀才，谁教你回去来。[3]（p91）
二、“士商通婚”的肯定色彩
三、结语
由此可知，元杂剧中士商关系所呈现的新格局不仅仅是时代使然，更是剧作家们有意而为之的结果。首先，元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相对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引起剧作家们对这类阶层的关注。反映在元杂剧中，即是通过商人对士的仰慕、援助和与士结亲来间接陪衬和突显出士阶层地位的尊贵，并安排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大团圆结局。其次，通过一些以贬低商人来反衬书生高贵品德的故事，突出剧中女主人公对穷酸书生的一往情深，弥补中下层的士子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失落情绪。前者写实意义深远，后者理想色彩浓厚。因此，无论是对士商通婚的认可还是对商人结亲的否定，始终都与元代文人自身落魄与不平交织的复杂心态有关。所以，透过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来看元代社会的士商关系，不仅真实反映了元代社会商人阶层的生活状况，更是文人在这样一种社会境遇中所抒发的文学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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