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拆迁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城市房屋拆迁相比，农村地区征地拆迁在拆迁制度不完备等因素的影响下使得其矛盾更加突出。本文以《人民日报》作为考察对象，采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对我国当前农村征地拆迁议题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实证考察，并揭示和评价《人民日报》的表现。通过对主题内容、消息来源、农民话语引述等8个指标的量化分析，发现《人民日报》农村征地拆迁议题在问题呈现方式上侧重于解决问题而非呈现问题、在消息来源等方面偏向于政府等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新闻常规实践中要提高报道数量、增加深度报道、扩大农民话语空间等建议。
关键词：人民日报;农村征地拆迁议题;实证分析
一、引言
城乡二元结构和土地制度导致我国征地拆迁行为分为城镇房屋征收和农村征地拆迁。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农村征地拆迁，农村的征地拆迁问题在集体土地征迁制度不完善、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农民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下，使得其比城市房屋拆迁问题更加突出。
在农村征地拆迁中，政府和开发商掌握最关键的信息，他们利用信息资源的优势，做出利己的市场选择。而农民则处于信息资源弱势的一方，其应有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也使拆迁冲突的发生成为必然。社会必须通过某些中介机构将社会各个部分联系一起，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大众媒介正在成为强有力的中介机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整合作用。现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使得社会需要一种在全社会范围之内交流与沟通的整合工具，大众媒介无疑是非常恰当的一种中介机构。
在农村征地拆迁议题上，大众传媒可以提供征地拆迁的信息，使政府和农民之间信息得到沟通;另外大众传媒也可以反映征地拆迁问题，通过舆论监督而促进问题的解决。作为最高级别的党媒《人民日报》是最具说服力的大众传媒的代表，结合以往研究基础，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包括：对《人民日报》征地拆迁议题报道进行系统的量化考察，试图通过8个量化的指标勾勒《人民日报》在农村征地拆迁议题上的总体现状，并揭示和评价《人民日报》的表现。
评价的主要关注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民日报》是否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征地拆迁问题，二是为农民这个弱势社群提供了公共表达的机会和空间。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农村征地拆迁议题在的《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党报媒体的常规实践。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确定
1.选择《人民日报》的原因
首先，《人民日报》是最高级别的机关报，代表着党和国家的意志，是主流媒体舆论的风向标;其次，农村征迁问题包含于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是《人民日报》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人民日报》对于农村地区征地拆迁议题的报道，有助于把握我国主流媒体对征地拆迁议题呈现的整体现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2.农村地区征地拆迁议题的界定
首先是对农村区域界定，笔者采用以下的方法：新闻文本中有直接或间接指代农村地区的词语，如“农民”、“村民”、“村”、“乡”、“镇”等。但是这样的界定并非完全统计学意义上或我国行政区域上农村地区，所以本文的研究样本中不排除存在少量的国有土地的城市房屋拆迁的样本;其次是征地拆迁的界定，笔者从以下两大方面入手：一是对征地拆迁本身的呈现，包征迁行为及其影响、安置补偿行为及其影响等;二是征地拆迁外围，包括政策法规、土地基本信息、政府举措等。
（二）样本选取办法
本研究借助了软件SPSS17.0进行数据录入与统计。每个变量下设置若干“值”，然后进行频率分析、交叉表分析，寻找《人民日报》征地拆迁议题在框架建构上的规律与特征。
三、研究发现与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究《人民日报》中农村征地拆迁议题的内容、特点及优化原则等，故对其数量规模、主题内容、问题呈现方式、文本形态、报道基调、新闻来源等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报道数量分析
表1报道数量年度分布
总之，《人民日报》对农村征地拆迁议题关注度低，农村征地拆迁议题占涉农报道份额较小，不能反映出征地拆迁问题在农村地区的突出性。另外，年度报道数量变化幅度较大，说明《人民日报》对征地拆迁议题的关注度不够稳定，没有形成稳定的报道方向。 （二）主题内容分析
主题内容能够全面呈现《人民日报》农村征地拆迁议题的方向，间接反映出媒体的价值取向。主题内容的类目及数量分布如表2所示。
表2主题内容数量分布
表2显示，“涉农征地拆迁工作宣传”（37.6%）是比例最高的主题内容，其主要包括政府拆迁措施、政府拆迁工作成果和拆迁相关的政策法规等;其次是“征地拆迁问题及批评报道”（19.6%）和“征地拆迁安置及基本生活保障”（16.5%），“征地拆迁问题及批评报道”主要是媒体从业者或者专业人士以议论的形式对拆迁问题揭露、批评或给出建议，“征地拆迁安置及基本生活保障”是关注涉及拆迁的农民的生活活状况、就业安置、社会福利保障等问题、政府对失地农民具体举措等。
再次是“涉农征地拆迁案例正面报道”（11.8%）和“非冲突性的一般征地拆迁纠纷”（11.0%），前者是征迁正面案例，后者则是拆迁纠纷负面事件，从数量上看，《人民日报》更加愿意呈现和谐正面的征迁案例。“暴力冲突及群体事件”最低（3.5%），与农村地区征地拆迁暴力冲突发生的高频度相比，这种曝光度是杯水车薪，不能反映出我国农村地区征地拆迁冲突频发性和严峻性。另外，对于暴力冲突事件的报道，《人民日报》存在以“事件通报”和“事件时评”呈现事件固化模式。
总之，《人民日报》最关注政府拆迁工作和专家学者对于拆迁问题谏言献策，而对具体的拆迁冲突事件关注甚少。
（三）问题呈现方式分析
表3问题呈现方式
农村征地拆迁问题已成引发社会冲突重要因素，对问题呈现方式分析能够反映媒体对征地拆迁问题的曝光程度。表3显示，无问题呈现（33.7%）的比例最高，问题解决中和问题已解决两个类目相加，占总样本量的42.4%;而问题未解决（25.9%）仅占四分之一左右。《人民日报》对于呈现问题曝光度还是比较低，另外在呈现问题的同时更偏向于呈现解决问题。总之，《人民日报》对征地拆迁问题的呈现还较保守。
（四）新闻来源分析
新闻来源，即消息来源。在本文中具体指在新闻现场出现的人（或者被引用的人），或者那些提供给新闻工作者明确消息的人。新闻来源的采用能够判断出媒体的价值取向，新闻来源是否广泛也能看出媒体视野的开阔程度。新闻来源的类目及数量分布如表4所示，部分样本中存在多个新闻来源，笔者仅选取其中一个主要新闻来源。
表4新闻来源数量分布
表4显示，“政府机构或官员”（58.8%）是比例最高的新闻来源，占总量的一半以上;其次是“专家”（9.8%）和“普通农民（9.4%），它们各自占比都不足十分之一;再次是“基层组织或基层官员”（7.8%），基层干部是在征地拆迁中地位比较特殊，他们是政府和农民直接的桥梁，在征地拆迁过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记者媒体”（5.5%）和“开发商或盈利性机构及负责人”（4.3%）的比例最小。
总体来说，《人民日报》虽然能够兼顾多元化表达，但是话语空间的分配存在明显的偏向性，给予官方极大的话语表达机会，而其他社会群体话语表达机会都较少。在征地拆迁议题的话语内，农民应属最需要表达的群体，但是实际上农民的话语空间很狭小。
（五）文本形态分析
文本形态的类目及数量分布如表5所示，通过考察分析其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表5文本形态数量分布
总体来说，消息、通讯和评论这三大传统新闻体裁是《人民日报》农村征地拆迁议题主要报道形式，深度报道等其他报道形式运用的较少。从数量分布粗略可以推断出，《人民日报》农村征地拆迁议题很注重信息发布、政府工作宣传和观点传递，但是深度揭露拆迁问题的报道寥寥无几。
（六）基调分析
表6基调分布
（七）农民话语分析
从上文消息来源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征地拆迁议题中，政府是拥有充足的话语空间和绝对的话语权的，而作为征地拆迁中主体的农民的话语空间是有限的。为了进一步对农民的话语分析，笔者考察了《人民日报》征地拆迁议题对农民的话语引述情况。农民话语引述方式的类目及数量分布如表7所示，“引语态度”的类目及数量分布如表8所示。
表7引语方式
表7显示，引用农民话语的新闻文本（26.3%）仅占总样本量四分之一左右。在引语方式上，直接引语最常用的引用方式，相对间接引语来说，直接引语的运用能够较完整地保留农民话语的内容和态度。农民的话语空间较小，但《人民日报》为了增强话语真实性和现场感，更偏向使用直接引语。 表8引语态度
表8显示，在农民话语态度中，正面引语（53.7%）的数量最高，其次是负面引语（37.3%），最少的是中性引语（9.0%）。在正面引语中，征地拆迁中各项工作都很充分到位，农民颂扬征地拆迁给生活带来新的变化。而在负面引语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征地拆迁补偿不到位、违规征地，农民在诉拆迁之苦。农民的话语呈两极化分布。
总之，《人民日报》征地拆迁报道农民引语少，没有给予农民足够话语空间。另外，即使有农民发声，正面的话语超过一半，这些声音并不能完全为农民真正的心声，很大一部分是给官方的正面拆迁宣传的做注脚。农民的话语表达受到很大的限制。
（八）农民角色特点分析
对农民角色分析可以窥探媒体对农民的形象塑造情况，媒体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对大众理解农民的形象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中笔者将农民的角色先分为有农民出场和无农民出场两大类。在有农民出场的新闻文本中，笔者将有名有姓的农民认为是身份具体，其他则认为是身份模糊（见表9）。笔者按职业进一步将身份具体的农民分为五类（见表10）。
表9农民角色数量分布表
表9显示，有农民出场（44.3%）的新闻文本不足一半;在有农民出场的新闻文本中，身份模糊（23.9%）也大于身份具体（20.4%）的，身份具体的文本仅占总样本量的五分之一左右。总之，一半以上的新闻文本没有农民出现，在有农民出场的新闻文本中，多数农民的身份也是模糊的。
表10农民职业身份数量分布表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日报》不够重视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对农民形象还停留在传统的身份认定上，缺乏与时俱进的观念和新闻实践。
四、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本文勾画出《人民日报》农村征地拆迁议题基本图景，最后得到基本结论：首先《人民日报》能够反映出一定的农村征迁问题，但是多以宏观的视角去呈现，侧重表现对问题的解决;其次农村征地拆迁议题中农民的媒介地位较低，农民话语表达空间有限。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征地拆迁活动是不可避免环节。在实体制度尚不完善、征迁程序失范、市场等因素影响下的农村拆迁血案的频发，已深刻地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社会和政府也开始逐渐重视征地拆迁问题。近年来《物权法》《国有土地房屋征收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不断的完善和出台也让我们看到党和政府解决拆迁问题的决心。
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于缓和征迁矛盾、促进征迁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影响受众对征地议题关注程度。笔者以为，《人民日报》可以通过释放报道空间、提高报道数量等方式赋予征地拆迁议题的显著性，以此来提高公众和政府对拆迁议题的关注度;其次，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够形成话语合力推动征迁问题的解决。尤其在当下以微博等新媒体为代表的碎片化传播的时代，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纸媒更应该利用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优势，真正落实“走转改”新闻实践，深入农村，加大深度报道，将征地拆迁问题全面真实的呈现，捍卫传统媒体舆论阵地;再次，媒介作为社会公器，能够均衡各个集团的利益，缓和各个集团之间矛盾。在农村征地拆迁中，农民作为“被拆迁者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本身就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源，因此这一群体的利益表达就更为艰难，受到政治和商业权力的强有力的阻碍。大众传媒就成为了这一群体能够依赖的极少的表达渠道。”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应该积极发挥公共表达机制的作用，在消息来源和话语引述方面能够做到平衡，适当加大农民的话语表达空间，体现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