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诗人、画家席慕蓉被邀请在南开大学演讲“隐性的价值”。强调自己要讲的这种价值没有躲起来，只是人们往往看不见。她就感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看不见文学的价值。台湾一位官员就表示自己从来不看小说，很多人也常说写诗的人“风花雪月”，好像写的都是虚幻的，不关心人生疾苦的东西。如果真要辩论，自己可以强调，“风花雪月”也都是实在的，风是真的吹过来的，雪也是下来的。好的小说是用虚构的文笔把最真实的面貌“撕”给你看，而好的诗是跟生命连接在一起的。（2014年明19日中青报）
真得，不独文学隐性的价值常常被忽略，即使显性价值也被淡忘了。特别是重物质重感官重享乐的时代，文学不正束之高阁，被高高挂起，成为被爱遗忘的角落吗？近来，各地都在力推读书活动，包括党政机关也推出一批批阅读书目。翻来看看，真真都是一些好书，什么《无所畏惧》《民主是个好东西》《快乐工作优雅生活》《培根论人》《夏日漱石小说选》《华盛顿》《凡高传/在人性的麦田深处》《甘地自传》等，哪一本不盈了智慧，满了馨香。只可惜仅仅成了目录，单位不会购置，干部职员更鲜有人去阅读。不仅浮躁的心难以安放静谧的书桌，更因为文学的价值被轻贱了。面对阅读的劝解，人们的第一疑问即是，文学有什么用呢？
这让我想到了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我生活在瓦尔登湖，再没有比这里更接近上帝和天堂。我是它的石岸，是它掠过湖心的一阵清风。在我的手心里是它的碧水，是它的白沙，而它最隐秘的泉眼，悬在我的哲思之上。”瓦尔登的湖泊、黎明、春天、村子、庄园、动物、声、阅读等等都沉潜在了梭罗的生命之中。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瓦尔登湖，都有一片净土远离喧嚣和聒噪，可以静静地听一会儿心跳与灵魂对话的私密空间。越是懂得敬畏自然的人，越是知道与自然亲密交住，越能发现世界的宏伟而自己的卑微，明晓自然的深邃而自己的浅陋，越是可能在瓦尔登湖中洁净了自己。于是，心灵开始澄澈，有了栖居的场所。不知道，这是不是《瓦尔登湖》的用处？
想到了刘庆邦《盲井》等一系列以矿工为主人公的小说。那些晚上脱了鞋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穿上的矿山兄弟，那些处处肮脏而黑暗的盲井，那些为了赔偿款不惜杀人把灵魂交付给魔鬼的“憨厚农民”，那些浮华繁荣背后鲜为人知的丑恶与犯罪。自然，不仅为公众提供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观察视角，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让你读时会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却又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不得不审视和检点自己的生活，有所收敛而不再任意放纵。因为奢华常常是建立在矿工们的生命之上的。放纵，恰恰是对他人生命的冒犯和亵渎，于是，不得不学会自束与自爱，生命突然问长大。不知道，这是不是《盲井》的用处。
也想到了已离我们而去的史铁生。那个从容应对生命，那个淡定着为自己预备生死的史铁生。用自己的书写更用人生见证、诠释了生命的脆弱与刚强、无情与有情、愁苦与喜乐、短暂与永恒。他曾淡定地认为“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争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坐在轮椅上，在每周二至三次透析的轮回生活中，平静地咀嚼生命的意义。让读者从他智慧和温暖的文字中，领悟到做一个完美纯粹的人并非没有可能，尽管躯体可能会残疾。你或许会更爱生命，懂得活着的意义，而真正活出自己的理想和样式来。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史铁生生命碎笔的用处。
“整个人类的心灵，是一代一代的诗歌、一代一代的文学作品支撑下来的。”席慕蓉如是说，我们应该让更多人认识到文学的“隐性的价值”。
地气、烟火气与铜臭气
针对当前文艺“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以及低俗化、浮躁化、感官娱乐化、内容空洞化的不良现象，习近平主席在前不久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满了铜臭气”，不能让市场牵着鼻子走”。显然，文艺、文学工作者必须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亲近生活，接地气，才能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无穷营养，于烟火气中于本色生活中发现美发掘美，进而以神圣的职责感表现美，讴歌美。私以为，也只有摒弃了娱乐化和铜臭气，才能为人民群众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神产品。
何为地气？地气乃日月之精华，是大地母亲呼出的气息。“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厚载百物的大地，靠着自己的气息养育五谷杂粮，滋生树木花草，不仅为芸芸众生提供丰足的衣食之需，也提供了花红柳绿茑歌燕舞之精神愉悦和审美需求。尤其春耕之际，徜徉于阡陌田畴，你会看到有一种氤氲的气息在其上升腾。你若是赤脚行走于新翻的田陇上，一股凉爽的气息瞬间便传遍全身。身心顿感被地气抚摸、浸润和包围，让人神清气爽，为之一振。俗话说，接接地气，能祛病养生，自是悟透了生命之道。一些人得了这样那样的富贵病，其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水泥森林的空中楼阁中，脱离了地气，养成了惰性。浮躁之气低俗之气，取代了天地之正气，以至于欲火攻心，急功近利，贪恋物利，及至忘却了需要自在自由的生命本体。
文艺、文学作品同样是大地孕育的精神果实，自然就必须植根于大地之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既然要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就必须走近生活，走近民众，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幸福着人民的幸福，忧患着民生的忧患，疼痛着民生的疼痛。而要真正与人民心息相通休戚与共，就要身入，更要情人，心入，把自己融人百姓的生活乃至于生命之中。可以说，根扎得愈深，汲取的营养才愈丰沛，才会真正有所发现，才能真正有所创造。一旦离开人民，离开了生活，文艺文学就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袅袅炊烟或是人间烟火气的杰出代表。遗憾的是，炊烟有渐去渐远之势，让人未免叹惋。人食大地滋长的五谷杂粮，就难免烟火气。婚丧嫁娶，悲欢离合，饮食男女，耕耘收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正是芸芸众生的生命常态。文艺和文学要记录他们的真实生活，表现他们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就必须直面他们的本色生活，他们的生死祸福，他们不能承受的生活之重及生命之痛。正因此，作家、艺术家必须持有精神的高度与深度，阔大的胸怀和悲悯的情怀，以对真善美的执着与对假恶丑的鞭挞，去真实地反映百姓的生死歌哭，并在严肃追问与反思之下'揭示生活的真相和生命的真相。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起到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效果，才能给读者观众以庄严的洗礼，让人民群众在享受艺术创造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陶冶自己的灵魂。
在古代，以铜钱作为交换的等价物，其本身散发着一种铜臭味。《后汉书・崔烈传》记载：东汉时，一名叫崔烈的人，用五百万钱买了个相当于丞相的司徒官职。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人们虽对崔烈的丑行议论纷纷，但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敢谈及此事。一天崔烈问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有意思的是，其子却据实相告，“论者嫌其铜臭”。并没有搞父子相隐那套花活。据说，这就是“铜臭”一词的来历。
文学是关乎心灵的事，“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作家艺术家本身就当持守清洁良善的心志，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自然，就必须远离低俗，远离媚俗，更当远离市侩气，铜臭气，决不能做市场的俘虏，做金钱物欲的奴隶。不幸的是，拜金主义在当下的文艺界颇有些市场。一些人为了收视率上座率，不惜胡编乱造，把酷烈的抗日战争戏谑化娱乐化，既消解了民族的灾难，又愚弄了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形成了历史观的误读。也有的不潜以“以下省略多少字”为噱头制造卖点，肆意渲染床戏渲染乱伦等丑陋的价值伦理观。此类作品不仅很难成为“正能量、传得开、留得下”，而更容易流于低俗的文化垃圾，最终为读者所弃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