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步入21世纪，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传播媒介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从报纸、广播、电视，到新兴的博客、微博、微信等，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感受到了媒体所带来的不同层面的可能性，包括传播速度、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思维等。正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所言，媒介的变化不仅是指传播内容上的改变，同时也指传播环境上的变化，这样的改变创造了一个新的传播环境，一个新的传播时代，推动构建了一个新的媒介空间。同时，媒介作为我们了解周围环境的重要桥梁，媒介新的发展也会使得身处其中的个人空间发生重要改变，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人空间的扩散、管理公共事务热情的增加等，使得原本私密的个人空间逐渐拓展到公共空间，为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对接提供了可能性。所以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新传播时代中，新的媒介空间从认知、态度、行为三个方面对个人空间形成影响，同时，新媒介空间对公共空间形成了降解的作用。
关键词：媒体融合;互联网时代;公共空间;延伸
随着社会的进步，互联网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的传播环境也在发生着改变。这种改变从网络的出现开始，媒体的传播就逐步进入到另一个新的传播时代之中。这个新的传播时代不仅指媒介在传播技术上的革新变化，而如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一样，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真正有价值、意义的并不是时代传播的内容，而应是传播工具所带来的时代思维以及社会变革的可能性[1]。所以在新传播时代下，媒介的传播正在为我们搭建一个新媒介空间，这个空间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与讨论。
一、新的媒介生态催生新的表意空间
受众分层自我意识的觉醒：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受众已经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呈现出分层化的趋势。在这个新的传播语境下，受众的年龄、性别、兴趣爱好等都成为了分层的标准。在受众分层化、碎片化的传播语境下，媒体出于商业目的会不断对受众进行细分，并满足这些细分受众的需求。这看似只是自我需求的增长，其实却是传播语境在激发着受众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逐渐从集体意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互动平台奠定公共空间基础：在新传播时代下，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建立起了更为广阔的互动平台。这样的互动平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交往，依靠新的传播手段，比如微博、微信等，拓宽了人与人交往的范围。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熟人圈子的社交，而是一种新建的人际关系网络，在网络上与从未谋面的网友们分享、交流、讨论已经成为了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而若这样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种常态，将会为展开广泛的理性的社会讨论、建立公共空间奠定基础。
每一个个人空间都是一个发声器：在传统的传播语境下，大众媒介扮演固定的传者角色，负责发布社会信息，代表社会舆论发言，公众扮演固定的受者角色负责接收信息。而新传播语境下，传者和受者的角色不再是固定不变。借助社交性的媒介工具，传受双方都拥有了发布信息的能力，以往的传者可能会成为受者，以往的受者也会成为传者。每一个个人空间都是一个发声器，每一个个人空间都可以为自己代言。新传播语境中，话语权的下放不断激发着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个人空间也得到了扩散，逐渐拓展到公共空间。
还需要注意：互联网媒介在新传播语境下传播政治文化时存在的问题。新媒介的出现就像是“兴奋剂”，打破了传统媒介意见垄断的局面。意见量的级数增长和级数传播代表了在压抑状态下公众的释放和自我救赎。当网络、微博、手机扮演着私人领域媒介的角色时，很快的触发了以往公众处于“半沉默”状态下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意识从一种“摸不着、够不到”的感觉转换成“只有想不到，没有不跟随”的情况。我们不仅仅迎来的是一个“全民记者”的时代，更是一个“全民评论员”的时代。应该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新媒介产生带来的变化，恰当的说新媒介的出现只是给积蓄已久的公众政治参与意识提供了展现的平台和活跃的机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公众的质量表现为参差不齐。公众在知识层面、素质等方面的水平有所差异且能力有限，导致表达出的意思有的会带有情绪色彩，有的会感性居多而缺乏理性。比如利用微博表达出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一种再现形式，他可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往往一开始由于过于浓厚的情绪激凸意识使其经常走向舆论监督的畸变形态。
二、新的传播语境产生新的思维空间
在新传播语境下，由于不断被激发的个人意识和个人空间的扩散，传播内容上不再单一受限于大众媒体。大众媒介对信息的把关和议程设置，使得大众媒介呈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带有大众传播媒介职业操作原则和社会传播制度限制的虚拟世界。新传播语境下，个人空间井喷式的向外传播，打破了大众媒介传播内容上的限制。海量化信息的出现，使得我们逐渐从这些丰富的信息上，看清世界的模样。
“即时、海量化”的个体思维模式日渐成型。在新传播语境下，利用新的媒体技术，信息的传播已经进入到即时传播的模式，那些带有延时性的传播方式已经不再成为首选。加之，身处这个海量化的信息社会之中，促使人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增强，社会感知度加深。但另一方面，过多转瞬即逝的信息又会增加现代人的焦虑感和无措感，也不利于人们做出深度的思考和交流。 与传统媒体的良性互动形成厚重的传播氛围。以报纸为例，基于网络平台的博客、微博、SNS、QQ等信息载体，已成为人们日常传播、获取信息、了解事件动态的新兴媒体。以往我们更多地从报纸获取信息，但互联网媒介的出现，尤其是其信息量大、使用便利且快速、使用群体大、成本便宜等多方面优点，占据了以往的报纸市场。特别是随着网络带宽日益扩展、WIFI技术及3G手机被广泛应用，使上网更少受到硬件和地域的限制，促使更多受众放弃报纸等传统媒体，转而选择互联网媒介作为自己传播、获取信息，了解事件动态，发布信息与观点的平台。
新旧媒体融合搭建新的媒介空间，构建新的媒介思维。我们所说的传统媒体是指报纸、广播、电视三种大众传播媒介。报纸依靠纸张传播信息，广播通过波段传播信息，电视通过视频信号传播信息。而在新传播语境下，报纸的发行量下降、广播收听率降低、电视收视率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些传统的大众媒体，为了适应受众的新需求，已经做出一些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传统媒体纷纷开通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加快信息的流通，增强与用户间的互动，以争取留住更多的受众，维持其原有的传播地位。而另一方面，新媒体利用自身的优势吸引着大众最多的关注度。
三、从媒介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转置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能使任何议题的声音都得以发出，在真诚、尊重、包容的交流环境里，公民可以自由地对权力进行监视，实现公共主权。根据哈贝马斯的定义可知，公共空间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人们聚集在一起自由讨论社会性的问题，并且将讨论后的结果来影响政治行动[2]。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想要构建公共空间，先进的传播技术可实现这种可能性。信息高度的流通性、传播度，使得社会中的人群能感知某个信息的存在，为展开讨论提供基础。
关注新传媒在公共领域的信息传播中起到的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作用，随着新传媒的不断应用，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声音参与政治，无形中改变了以往政府控制传媒导向的局面，但是同时也引起了民族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新传媒时代的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化具有自身的特点，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在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怎样更加合理、有效的发挥传媒引导力作用不仅仅是挑战也是契机。
而在传统“媒介空间”下，公共空间只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产物，还未达到哈贝马斯所说的完全开放的空间。从公众公开讨论所需的空间上看，在网络还未出现之前，传统“媒介空间”没有提供一个自由的、可用于人们讨论的物理空间。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都一贯秉承着担当“耳目喉舌”的作用，只是单方面的传播信息，未提供一个大众谈论的平台。从谈论所需的人群上看，传统“媒介空间”下产生的关于社会公共事务的谈论，大众是无法参与到其中的，话语的高门槛，内容的严肃性，使得只有精英阶层有这样的条件参与到其中。所以在传统的“媒介空间”下，公共领域永远是高高在上、无法触及。
新媒介空间下公共空间的降解。伴随着传播新技术的出现，新的媒介空间也随之诞生。从参与的人群上看，“新媒介空间”下，媒体的使用不再是传统媒介从业人员的特权，而是为普通大众提供了进入媒介的低门槛，如此一来使用媒体的人群范围极大地扩大了，为公共事务讨论与交流提供了必要的人群基础;从交流内容上看，因为新媒介空间下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内容上又受到较小的限制，所以在新媒介空间下极大地拓展了公共话题;从交流的积极性上看，当个体拥有了发声器之后，每一个个人空间都井喷式地与外界进行着沟通与交流，个体间的互动与交流变得异常频繁，不断满足个体交流需求的本能，同时为公共空间的理性讨论奠定基础。所以，在新媒介空间下，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将原来高高在上的公共空间逐渐降解，慢慢成为一个大众可以进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