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一厂等单位拍摄的电影《百团大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同类题材的艺术表现上有新的探索，尤其在历史叙事和审美创造方面取得较好的结合。然而，影片艺术节奏过于紧张、单一，缺少变化;布景整体不错，但依然有追求豪华的现象，说明编导者的艺术态度不很严谨;某些细节的处理失真，甚至与事实不符，集中体现在梁山形象的塑造上;彭德怀性格扁平，与历史上彭德怀形象的丰富性有一定距离。当然，有问题的方面未必都一无是处，彭德怀的性格塑造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百团大战》;彭德怀;节奏;布景;细节
2015年8月，八一电影制片厂等有关单位推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抗日影片《百团大战》。影片中激荡的八路军将士的血性气，热血的中华儿女共赴国难的壮举，深深印入观众的脑海。彭德怀那句气壮山河的誓言――“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尤为催人警醒。整部影片激情洋溢、光华四射，甫一上映，好评如潮。在弘扬爱国主义、引导远离那场战争的人们认识抗日战争的残酷性方面有着积极而又深远的意义。有论者就艺术层面指出该片具有西方战争片的某些素质，赞美八一厂在制作军事片方面取得的进步。然而，金无足赤，《百团大战》仍然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
一、关于影片的艺术节奏
一张一弛，是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也是人类长期以来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习惯和心理状态。任何一种艺术品，只要不是作者为自娱自乐或孤芳自赏而作，他都会有一种受众意识，都有自己期待中的欣赏者。因此作者会充分考虑受众在接触自己作品时的情绪状态和心里感觉。一般而言，艺术作品中一味的紧张节奏、紧张的场景或激烈的风格，会给欣赏者带来心理负担。同样，一味的宁静、平和或单一的节奏，也可能使欣赏者产生审美疲劳。艺术的辩证法和中外无数的作品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影片《百团大战》旨在艺术地反映发生在华北战场，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到12月5日基本结束，由八路军统帅彭德怀直接指挥的那场大规模破袭战，并力图表现八路军将士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按照导演宁海强的构想，还要展示那个岁月里人们特有的情感联系。在这一艺术构思的指引下，影片连续设置了富于视觉效果的战斗场景。当然，百团大战持续了数月，歼灭日伪军46万余人。一部电影无法也不可能逐一展现那些场景，因此，影片着重表现三次激烈的战役，它们各自代表百团大战的一个阶段：娘子关车站破袭战代表第一阶段（8月20日―9月10日）的战斗，西营坞攻坚战代表第二阶段（9月20日―10月上旬）的进程，关家垴战役代表第三阶段（10月6日―12月5日）的战况。三次战役的打法不雷同，影片在处理每次战役时都把战斗的氛围营造得十分浓郁，不仅八路军表现得很神勇，日军也相当强悍;双方一开始总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战士们一批批倒下，尸积如山的惨烈场面、弹片横飞的惊魂时刻、命悬一线的紧张瞬间，无一不把观众的心提到嗓子眼。观众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欲罢不能，好奇的心理促使观众一步步地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而进入艺术的殿堂。精彩纷呈的瞬间，感染着每一个观众，使其感奋而不能自已。
然而，这种持续的紧张节奏足以使观众崩溃。虽然人们有时愿意一睹惊险的搏杀场景，但也无法忍受那些场面给他们带来的心理疲惫。在欣赏之余，人们会觉得《百团大战》似乎少了某种艺术元素：一种能够使观众放松的元素，其实就是艺术平和、宁静的一面。艺术作品表现战争，可以是枪林弹雨、烽火硝烟的场面展示，也可以把战争作为背景、以抒情的方式来描述彼时彼地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情绪。电影《百团大战》属于前者类型。当然，这并非说该片中没有一点平和、宁静的艺术元素，像宋美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八路军勇敢作战的积极评价，彭德怀视察民众支前的场面等都是，但显得不够。可能有人会觉得这部片子无法松弛，因为它表现的几乎全是战斗。实际上，该片中还有可以使艺术节奏变得舒缓的空间。百团大战在华北广大的区域内展开，华北大地有许多美丽的山水，影片完全可以出现山水之类的镜头，不需要长镜头的展示，诸如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可以缓解连绵不断的战斗场景给观众造成的紧张心理。战士们对亲人的思念等也是可以表现的，用闪回的方式即可。当然最有生发点的应当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这方面最合适表现的是姚尚武，影片也做了一定的努力――他的妻子在分娩时和全家人一道被敌人活活烧死，整个村子也变为一片废墟;他目睹惨状，痛不欲生。后来他遇见了八路军新七团政委梁山;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们相互支援、关心对方，彼此有好感……影片以简明的细节予以展示，但仍显粗疏。至于表现彭德怀和左权之间友谊的情节，以腰带为道具，也有简单化之嫌。导演设想的展示战斗中人们之间的情愫实际上未能得到满意的落实。
二、影片的布景问题
电影艺术家夏衍在谈到电影《祝福》时说：“布景、服装都是太美化了。原作中的鲁四老爷是镇上的‘没落地主’，而从影片看来，却是城市里的‘豪绅’;特别是贺老六，明明是一个贫无立锥之地的贫农，可是当祥林嫂生了孩子之后，也让这个小孩戴上新帽，穿上红红绿绿的新衣。……假如他真的能有钱为小孩子做新衣，那么，债主逼债而他不还，观众就不会对他同情了。”[1]夏衍从布景角度对《祝福》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仅仅从美工、服装的角度考虑，而不是从影片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考虑问题，会损害电影艺术。
夏衍批判的布景问题在《百团大战》中未能免除。观众通过影片看到，八路军总部是一个很开阔的空间――大概有100平方米以上的面积，墙上有显眼的军用地图，面对镜头的是一张30平方米左右的军用沙质图（放在一张很大的会议桌上）。镜头的上方是一盏很亮的电灯。面对镜头的远方，左侧是一个通往二层楼的漂亮的木制楼梯。整体看起来宽敞、明亮，感觉有些奢华，又非常讲究。另外，影片中描写到的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也让人觉得有现代兵工厂之奢华。尤其是兵工厂遭到日军偷袭，造成了工作人员重大伤亡，他们的遗体被安置于临时医院，而医院又是那样一个气派的布景……还有，日军对赵家峪实施了“三光”政策，把村子的人全都用机关枪打死，那些男女老少在镜头前纷纷倒下去的瞬间，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他们的衣着都很整齐且是新的……
岂不知，百团大战发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战役发起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面积很小，生活和工作环境也很艰苦，经济状况很差，当地农民生活情况更糟糕。华北地区整体上地理条件较差（在山西更差些）所造成的农业歉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日军控制了华北大部地区，抗日根据地遭到了空前的挤压，日军从军事和物资两方面实施对根据地的封锁。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又消极抗日，并寻机滋事，不断与八路军发生摩擦。表面上打着国共合作的旗号，但是蒋介石政府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数量上的增加，纵容手下人不给八路军增加拨款，也不增加任何给养，当时阎锡山就是这样对待华北八路军的。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没有能力解决华北八路军的给养问题。因此，在日军实行“囚笼”政策后，华北八路军的物质条件匮乏到极点，平时的吃饭都成为大问题，粮食、弹药奇缺。实际上，当年八路军的总部是借用的民宅，没有气派的摆设和家具，甚至有些寒碜。
对《百团大战》中的布景设置，一般观众是不会注意的;即使有人发现了什么，也不会去多想。然而，按照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影片中如上的安排该算得上很豪华了。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历史叙事的失真，进而可能使整部影片的艺术真实性大打折扣。夏衍曾经提醒电影工作者，任何“一部电影都是一个整体，编、导、演、摄、录、美，以至服装、道具都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1]每一个环节“都要为影片的整体服务，为影片的主题思想服务，离开了这个整体，每个人各搞一套，是绝对不容许的”[1]。
《百团大战》布景工作人员认为如上的安排会使影片有很好的视觉效果，不至于显得寒酸。布景，就表面看只是影片的技术和形式问题。然而，从来没有孤立的形式，任何形式都是与特定的内容连接在一起，忽视形式，实质上是在损害内容。因此看似简单的布景安排折射出了影片制作人的艺术态度。《百团大战》旨在渲染一种英雄主义，自然无可厚非，但英雄主义不等于浪漫想象。
如果把布景布置得简陋一点（当然简陋并不意味着简单），《百团大战》会增加更多的真实感。不要认为彭德怀指挥那样大规模的战役一定是在多么富丽堂皇的指挥部里。实际上越是简陋的工作环境，越能彰显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当然，影片对日军指挥所的布景设置恰到好处，看不出什么破绽;他们占据大城市，有很好的物质条件，观众是能够理解的。
三、有关细节的处理问题
《百团大战》战斗场景丰富多样，自始至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保证了影片宏大叙事的成功，也使歌颂伟大抗战精神的题旨得以很好地体现。不过，影片仍然存在细节的处理失当现象，有的细节（以及场面）与历史事实不符（历史上的关家垴战斗中八路军伤亡2000余人，终未能战胜日军，最后放弃进攻。影片中八路军则是攻克了关家垴。这种处理牵涉到影片主创人员的艺术策略，是需要另外撰文讨论的话题，本文不赘）。笔者仅举与梁山有关的两处场景的细节处理来说明问题。
第一处是梁山摧毁装甲车。攻打娘子关车站，八路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在讨论如何对付日军的装甲车时，有人提出用火车头撞击，使其爆炸。梁山自告奋勇，说她爸爸是开火车的，就和同伴设法跳上了火车头，迅速启动火车;许多战士的牺牲换来了扳道岔的成功，梁山驾驶火车头向敌人迎面撞去，一举摧毁了装甲车。这个场景非常震撼，长镜头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但是，笔者的疑问是：梁山的爸爸是井陉煤矿的火车司机，难道她一定也是能开火车的人？即使她会开，在日军装甲车疯狂的扫射面前，她的那种泰然自若以及开动火车动作的娴熟，有多大的真实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火车头是以很慢的速度（大概5公里/小时）与缓缓驶来的日军装甲车相向而行，二车相撞时会产生激烈的爆炸吗？攻打娘子关车站一出戏就发生了上述一连串的细节的真实性问题。笔者认为梁山未必会开火车，她爸爸的技术与她没有必然联系，何况影片中此前没有任何她具有开火车技能的提示。她很可能不会开火车，即使她冒险上了火车头，也只能是临时摸索学习，也许能把火车启动，但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对面日军装甲车的扫射会使她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进一步思考，其实火车头和装甲车相撞后发生爆炸的可能很小：装甲车不是油罐卡车，它是特质的钢制重装备，里面虽然有一定量的汽油，但被置于油箱，很安全;缓慢地碰撞不会发生爆炸，只有高速行驶中骤然停止地相撞才会发生爆炸，这是动力学的基本常识。观众通过影片看到火车头把装甲车撞下了车轨，二者同时发生激烈的爆炸，顿时变成一片火海，从而为消灭日军扫除了障碍。电影由此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情节也得以继续进行。然而这种艺术处理缺少现实生活的依据，显得虚无缥缈。
第二处是梁山的被炸以及姚尚武的救助。关家垴战役，日军火力强大，八路军久攻不下，而日军战机又前来肆意轰炸。影片中，飞机向梁山和姚尚武方向袭来，梁山跑到姚身边，试图掩护他，这时一颗炸弹在她身上轰然炸响……梁山倒在血泊中。姚尚武不忍梁山的被炸，背起她，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往临时医院方向跑去，边跑边安抚她：“你坚持住！”“你不会死！”“你不能死！”照理说，梁山的肢体不可能是完整的，姚尚武背起的应该是梁山不再完整的身躯。影片大概是想通过这个细节展示姚尚武对梁山的情谊（甚至是爱情），编导者人为制造的浪漫主义情怀，虽然能够短时间内赢得观众的眼泪和激动，但却无法掩盖人为的造作。真实的情景该是梁山这原本美丽的姑娘血肉模糊，或者肢体四分五裂、不知去向，或者仅剩下衣服……这是日军飞机炸弹的杀伤力决定的。如果编导者做这样的艺术处理会更彰显战斗的残酷性，进而使影片的艺术感染力更上一层楼。不难想象，类似梁山被炸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里不知发生了多少，也不知有多少热血青年永远地倒下了;连个囫囵尸首都找不到，哪能出现还能背起来跑的奇迹！
四、彭德怀的形象塑造问题
影片中的彭德怀是个大智大勇的军事家。大智，是指他对当时抗战形势的准确把握以及敢于担当的意志;大勇，是说他在准确判断抗日形势的前提下，果断地做出八路军主动向日军进攻的战略部署，并在之后几个月的艰苦战斗中坚忍不拔地落实自己的战略构想。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战阵营中最富于民族气节、最有血性、最敢于担当的八路军统帅。著名实力派演员陶泽如把这一英雄本色和独特的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彭德怀多次发出的鼓励华北八路军将士勇敢作战的言论，如黄钟大吕，气势如虹，感人肺腑，诚所谓“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远，志远则旨永”[2]。影片中，彭德怀给观众的印象是倔强、严厉，脾气暴躁，咄咄逼人。陶泽如曾说他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这种独特气质的。
然而从艺术审美看，影片呈现出的彭德怀形象显得不够丰满，性格扁平、单一，造型也不够大气（这与陶泽如自身的相貌条件有关）。平心而言，陶泽如未必是饰演彭德怀的最佳人选，因为近些年来反映八路军抗战的影视剧以及表现解放战争的作品中都不乏饰演彭德怀的特型演员，他们的形象、气质与彭德怀本人更加接近，那么《百团大战》中为什么不用特型演员？
影片中的彭德怀形象与历史上的彭德怀确实有较大的距离。彭德怀对人很严格，脾气也很暴躁;然而，那是对革命工作，也是对自己。当面对人民群众时，他流露了真情――战争年代里，彭德怀所骑的战马总驮着一个装满钱的口袋，但不是给自己用的，他是随时准备救助贫苦的农民和失去父母的流浪儿童的。彭德怀有一张朴实的农民的脸庞，他的骨子里也满是农民的善良、淳朴，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当地的小孩子都喜欢找他玩耍，穷苦的农民也过来和他聊天。彭德怀总是把贫寒百姓的衣食冷暖挂在心间，他是当之无愧的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也为他们所衷心爱戴的军事统帅。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高级将领，在电视剧《八路军》《保卫延安》《太行山上》等作品中，其运筹帷幄又平易近人的性格都有展示，形象圆润丰满。
影片《百团大战》绕开了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性格丰满的一面，刻意突出他作为八路军统帅特有的强悍、倔强、自信，甚至有些独断专行的性格。编导者大概就是想刻画一个看上去并不完美、显得有些粗暴的彭德怀形象，认为彭德怀的力量和魅力源于这种外表上的粗暴和强悍，认为他的身上有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的血性;那种不畏强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质和豪迈品格，是中华民族优良品格的写照。在编导者看来，饰演彭德怀的特型演员虽然外貌气质不错，但总是缺少那么一种“血性气”，于是长相并不出色的陶泽如成为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陶泽如没有让观众失望，他把彭德怀那时的精气神演绎得淋漓尽致，加上刘之冰、邓超、印小天、吴越、唐国强等众多演员的倾情奉献，影片把华北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神采呈现于银幕之上。张自忠、哑巴、刘柱子、冯师傅、姚尚武、梁山、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贺龙、朱德、彭德怀、左权、毛泽东以及那些不知姓名却英勇杀敌的战士和全力支援抗日的人民群众，都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最可敬的人。在民族气节亟待张扬、民族自尊有待修复的今天，《百团大战》这样的艺术处理也许值得褒扬。
五、结语
“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共作战1800余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千米、公路1500余千米，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3]1800余次战斗就是1800多个故事，它们都是很好的艺术素材。几年前山西有关部门拍摄了以“百团大战”命名的同名电影，首次以较大的规模和开阔的视野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军事行动做了艺术叙事，但其叙述多于描写，表演拘束，战斗场面轻描淡写，除了彭德怀的运筹帷幄给观众留下印象外，其他人物均匆匆而过;终因过于“文气”、缺乏心灵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比较之下，八一厂等单位制作的《百团大战》避免了山西版同名片的缺陷，在同类题材的表现上做了新的探索，在历史叙事和审美创造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结合。尽管笔者谈到了该片的某些不足，但也只是表达了期望它能够锦上添花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 夏衍.与电影技术人员谈天[A].夏衍电影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 叶燮.原诗・外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简明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