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原始宗教，萨满教(shamanism)广泛存在于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中。萨满舞蹈(shaman dance)俗称跳大神，是萨满信仰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萨满在请神、降神和送神的仪式过程中击鼓并兴奋狂舞的身体运动，萨满舞蹈呈现出不同仪式阶段的身体运动的特征。一般来说，萨满在降神时处于昏迷状态中的舞蹈最具神秘感，这时的萨满舞蹈总体表现出模拟性的特征，如请火神来，则要吃火炭、跑火池，如请蛇神来，则要如蛇般蠕动身体，匍匐前进。
沿黑龙江(俄罗斯称阿穆尔河)两岸而居的赫哲族和那乃族属于民族传统聚居地被国界分隔但相互毗邻的跨界民族。在《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签订后，他们成为主要跨越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居住的跨界民族。在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称赫哲族为果尔特人(意为居住在河流上游的人)，十月革命后则改用民族自称那乃族(意为本地人)。因为那乃族继续以传统的渔猎经济方式生活在故土上，所以他们的传统信仰萨满教并未很快在生活中消失。那乃族在十月革命前也只是形式上信奉东正教，实际上萨满教仍然是生活中的主要信仰。虽然那乃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萨满教信仰，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萨满教却最终难逃走向消亡的命运。中国赫哲族最后一个萨满吴国祥在1966年去世，自此，真正意义上的萨满信仰正式退出赫哲人的生活。虽然有些地方还存在萨满教的活动，但大部分仪式的举行是赫哲人生活习惯使然，而非如过去一般源自信仰。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赫哲族和那乃族先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赫哲族成立了民族乡，而俄罗斯则由地域性的村庄制度逐步取代了那乃人的氏族公社制度。传统生活生产方式渔猎经济即将落幕，取而代之的是，赫哲族开始经营农业、养殖业和渔业等，而那乃乡村主要从事农业、森林加工和矿山等工作，渔业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为了祈求狩猎和捕鱼的成功，那乃族的猎人和渔夫仍然要在猎场和渔场祭祀山神和水神。虽然正如ИA洛帕金所言的：那乃族将很快地被俄罗斯族同化，那乃族的生活方式日益俄罗斯化，但其宗教观仍是萨满教信仰。此时，从那乃族与赫哲族萨满治病仪式过程来看，那乃族萨满仪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仪式过程：萨满一般在夜间治病，他身穿法衣，手拿铃鼓，在火旁向善神唱颂歌。歌词陈述病情，乞求帮助。唱完歌就跳舞，最后进入昏迷状态。在昏迷状态中，萨满在善神的帮助下确定是什么神使患者得病。从萨满的服饰和职能来看，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赫哲族和阿穆尔流域的那乃人萨满服饰和使用的神具差异不大，但那乃萨满与赫哲萨满的职能除跳神治病、跳鹿神、求子、祭天神、占卜、丧葬(送魂)相同外，那乃萨满还承担着举行保子仪式的职能，而赫哲萨满承担着举行祭吉星神和家祭的职能。赫哲萨满的职能分工似乎更为精细，仪式分工也相对明确。赫哲族萨满和那乃族萨满虽然随着社会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萨满仪式的功用，但仪式的变迁而渐至消弥似乎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随着1917年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东正教地位的下滑，萨满教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复兴现象。然而，一系列的对萨满活动的遏制措施和学校普及教育的开展，萨满信仰终究难逃消亡的命运。近代萨满文化是在民族学家的推动下，以文化遗产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因为舞蹈、吟唱、法器和服饰较具有艺术的直观性特征，所以成为民族文化复兴中较引人注目的部分。当我们在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时，常常会看到传统的仪式和歌舞以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的方式出现在旅游区的剧场舞台上。虽然这些文化展演为了吸引观众的兴趣，常常添加进过多的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段，却是另外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正如同民族学家米哈伊霍帕尔(MHoppal)在法国南部的民俗节上看到萨满表演后所感慨的：我自忖这种商业性的表演意味着萨满教的终结。当时，我意识到西伯利亚萨满教并没有真正走向终结，因为萨满可以凭表演挣钱，而这即是一种延续因此，即使仪式的来龙去脉不再真实，但萨满教的一些要素还可能得以存留下来，并能保存至21世纪。
通过对同源分流后的赫哲族和那乃族萨满舞蹈的消弥和复兴过程的梳理我们发现，萨满舞蹈作为萨满文化的一种视觉呈现，在萨满教繁盛时期是其艺术形式完备的体现，而在萨满教消弥时期却是较早退出人们视野的艺术形式之一，而这些都源于其特殊的文化载体身体运动。为了更加透彻地理解萨满舞蹈，我们把萨满的跳神动作和有关的身体运动以及萨满的服饰和法器，甚至是仪式举行的时间、目的和过程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通过萨满的身体运动勾连起舞蹈和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并呈现出舞蹈背后的社会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