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 题】摄影文学促进人们成为艺术创造的主人
【 作 者】成昕/熊元义
【摘 要 题】意味与形式
【 正 文】
一、摄影文学是当代现实生活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
当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摄影文学因为社会的需要和人们的审美需要，迅猛发展起来。这有力地证明了摄影文学是当代现实生活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我们从以下三方面可以看出摄影文学是当代现实生活迫切需要的艺术形式。
1.旅游胜地的自然风光需要文化积淀，摄影文学可以促进这一进程的迅速完成。
我国不少风景名胜如果缺少文化积淀，那么，其魅力就会大打折扣。人类的遗产包括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有的地方是二者皆具，像泰山、武夷山、九寨沟等，既是自然遗产，也是文化遗产。缺乏任何一个方面，她们的魅力都会大大减弱。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因为二者如果在诗中实现真正的有机统一，那么诗的价值会成正比地随它的材料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景美和情美的有机融合要比单纯的景美或情美富有感染力。这是一种“复杂的美”，而“难美”和艺术上的“伟大”看起来是等同的。摄影文学无疑是可以增加自然景观的文化含量的。2002年11月8日，《文艺报·摄影文学导刊》推出了张家界风光专版《江山如此多娇》。可以说，在1980年以前，张家界无与论比的自然景观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在著名画家吴冠中向世人揭开张家界神秘的面纱以后，随着人们的开发，张家界的容姿日益妖娆。而摄影文学将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张家界自然景观的文化积淀。也就是说，张家界在人们的审美观照中愈益摇曳多姿。她再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风光，也有迷人的人文风光。
2.没有实感的想象容易缥缈、空洞。 3.有些摄影艺术作品没有文学描绘，很难展开它的丰富历史内容。
二、摄影文学是人类艺术发展的必然产物。
摄影文学作为一门新兴艺术，具有什么基本特征呢？对这个问题，我国不少学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先后提出了“审美复合论”、“审美错位论”、“内爆论”、“螺旋结构论”和“互文论”等。这些对摄影文学的界定都丰富了人们对摄影文学的认识。
起初，我们认识摄影文学是文学、摄影、编导、表演、美术等众多艺术的审美复合。“摄影文学不仅使摄影艺术突破了传统的纪实性，并冲出了时间空间的局限，使摄影艺术插上了理想的双翼，翱翔于艺术的太空，而且又把文学的艺术语言变成直观形象，把文学相象的描写变成可视的画面，使它既有美的视觉形象，又有精辟的语言艺术”。马龙潜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审美复合论”。他说：“成东方先生所讲的‘审美复合’，是一个深刻的理论范畴。在这里，既讲了摄影文学所内含的各种美学、艺术因素相互间的关系，也讲了摄影文学与其它各种艺术门类、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又讲了摄影文学与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审美关系复合论。在‘审美复合论’的整体结构中，其基础的层面是审美主客体关系的层面。”“在‘审美复合论’的审美主客体关系层面上，与美的复合结构相对应的是一个多种审美类型和审美心理形式相融合的审美意识复合结构，这是对摄影文学审美认识与审美价值相统一的本质特性的具体规定。这个结构包括自然美的审美、科学美的审美和自然美与科学美复合的文学艺术的审美。”其实，摄影文学有较复杂的一面，也有较简单的一面。刘纲纪认为摄影文学“还可更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一个大学生、出租车司机、清洁工一天的生活，北京某个胡同的面貌，重要的文物古迹，科技的发明创新、时装表演，国家重大项目（如三峡工程）的建设，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各地的自然风景、生态保护，老百姓在公园的锻炼健身、文化娱乐活动，各个社区的风光、建设，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大的企业、商场、饭店的景观，格调健康、向上的各界演艺明星的生活，均可拍摄。我以为‘摄影文学’的‘文学’不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可以和新闻报导、报告文学结合起来，尽可能贴近社会各界群众的日常生活。”他提出：“摄影与诗、散文的结合较易，困难的是如何以摄影表现小说的内容，找到这种表现特有的形式、规律，以区别于连环画，小说的插图，这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见2002年5月10日《文艺报·摄影文学导刊》）对这个问题，人们作出了不同的探讨。有的倾向摄影艺术和文学艺术的有机结合，直接到现实生活中创作摄影小说，有的倾向摄影文学是文学、摄影、编导、表演、美术等众多艺术的审美复合，这较适于改编小说名著。这都是可以探索和尝试的。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审美复合论”的确揭示了摄影文学的复杂的一面。但有些摄影诗，摄影散文的内在构成是非常单纯和简单的，这就不能用“审美复合论”去把握。 孙绍振在进一步地解剖了摄影文学的内在构成成分及其关系时提出了“审美错位论”。他说：“对于摄影文学的艺术价值，其摄影的质量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其文字的质量却是更为关键的。它的首要条件就是摆脱被动，不能局限于对画面的说明；然而又不能完全脱离画面，这应该与画面保持一种错位，文字与画面应该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不是被动依附的关系。这样才能构成一种情绪的张力场。当然，不能是抒情，直接抒情会导致滥情，它只能是一种叙述，但又是一种想象的索引。在叙事与情感的提示之间，在画面与文字之间保持一种错位性张力是摄影文学的生命之所在。”摄影文学的内在构成成分的关系不一定都是错位的。有时，它们可能是相互规定，相互阐发。这种关系很可能是互为比兴的。
阎国忠认为：“摄影文学不同于过去的带插画的章回小说，带文学说明的连环画、卡通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题诗画，这个不同就在于它是由摄影与文学结合构成的一个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摄影与文学又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发现、相互阐释、相互擢升的对话性关系。摄影文学中的摄影与文学在创作过程中，总是一先一后，一个是直接面对生活或自然，一个则是面对已经完成的艺术品，这就是说，一个从生活或自然中去发现，并把它艺术地再现出来，一个从已有的发现中去再发现，从而把欣赏者的目光引导到某一个特定的视角上。当然，创作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很可能还要反馈回来，前一作品由后一作品的启发而又有新的发现，于是不得不作进一步的修改。”他提出了“螺旋结构论”。“摄影文学作为艺术整体不是平面结构，而是像遗传基因一样的螺旋结构。它们不仅在互相发现和互相阐释，而且在互相攀援和擢升。摄影中包含的诗意启迪着文字，文学中蕴孕的画面照示着摄影，当在摄影文学中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它们都因这种碰撞而净化了、升华了。它们既是自己，又不再是自己。”阎国忠认为摄影文学是一种螺旋结构很有道理，但他认为摄影文学中的摄影和文学在创作过程中总是一先一后不完全符合事实。摄影文学成为人人都可以创作的艺术形式，就因为它能够即兴创作。这种即兴创作不存在一先一后的情况。
李怀亮引进了法国思想家包德里亚的“内爆”理论解释摄影文学中的摄影艺术和文学的关系。“在摄影文学的作品中，图像系统与文字系统之间的关系已不是‘张力’这个记号所能涵盖得了的。图像系统和文字系统既不是重叠关系、交叉关系、互补关系，也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内向爆破关系。图像向文字爆破，文字向图像爆破，相向塌陷在一起，构成一种全新的文体，闪现出新颖的审美之光。”“这种‘内爆’关系，说明了在摄影文学中，图像与文字之间是并重的，双雄并立、互不依附。文字不是对图像的介绍说明，图像也不是文字的形象化注释。当然，二者之间有所倚重是允许的，但决不能把其中的任何一方当成另外一方的附庸。”黄鸣奋、刘俐俐则引进克里丝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把握摄影文学的精髓。（以上引文凡没注明出处的均见《全球化中的摄影文学》一书或2001年《文艺报·摄影文学导刊》）
从上可以看出，人们对摄影文学的探讨虽不完善，但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摄影文学的一些本质特征，我们要在推动摄影文学的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取舍和综合。
钱钟书在《七缀集》中指出：“叶燮论诗文选本，曾慨叹说：‘名为“文选”，实则人选。’（《己畦集》卷三《选家说》）一般‘名为’文艺评论史也，‘实则’是《历代文艺界名人发言纪要》，人物个个有名气，言论常常无实质。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狄德罗在《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中提出：演员必须自己内心冷静，才能惟妙惟肖地体现所扮角色的热烈情感，他先得学会不“动于中”，才能把角色的喜怒哀乐生动地“形于外”；譬如逼真表演剧中人的狂怒时，演员自己绝不认真冒火发疯。其实在十八世纪欧洲，这并非狄德罗一家之言，而且堂·吉诃德老早一语道破：“喜剧里最聪明的角色是傻呼呼的小丑，因为扮演傻角的决不是个傻子”。正如扮演狂怒的角色的决不是暴怒发狂的人。中国古代民间的大众智慧也觉察那个道理，简括为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钱钟书说：“狄德罗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对这句中国老话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深厚的义蕴；同时，这句中国老话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给狄德罗以声援，我们因而认识到他那理论不是一个洋人的偏见和诡辩。这种回过头来另眼相看，正是黑格尔一再讲的认识过程的重要转折点：对习惯事物增进了理解，由‘识’转而为‘知’，从旧相识进而成真相知。我敢说，作为理论上的发现，那句俗话并不下于狄德罗的文章。”（见该书第33-5页）这就告诉我们，引进西方的各种先进理论，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和认识客观世界，而不是管中窥豹，以一斑代替全豹。这是我们在探讨摄影文学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不同艺术联系的第三种类型是有机构成，它有别于前两种类型，产生于特殊的原因，获得了特别重要的形态学意义，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正在形成在质的方面独特的新艺术结构——艺术的新样式和新品种。摄影文学就是摄影艺术和文学艺术的有机构成。这种综合的条件首先是文字，然后是印刷术的发明；由于有了文字和印刷术，人们有可能把活的语言变为固定的空间的语言，换言之，有可能把口头语言变为书面语言，并以此为文本与徒刑和装饰的结合创造了条件。如果说在书籍艺术中造型和实用艺术是文学的庇护下进行综合的话，那么在漫画、讽刺画和宣传画中情况则相反；诗文与造型和实用艺术的结合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造型和实用艺术。而摄影文学中的文学不是摄影的注脚，摄影不是文学的图解，是二者的有机融合，它们构成一个既丰富又充满生命的审美意境。 然而，莫·卡冈说：“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完全从属于后者。”（同上）这个规律就不完全适合摄影文学。摄影文学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更复杂，既有前者从属于后者的情况，如有些摄影报告文学、摄影小说，又有后者从属于前者的情况，如有些摄影诗等。
三、人人成为创造艺术的主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这个理想不是反对分工本身，而是反对强迫分工。他们指出：“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8页）
可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段，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转引自《回到中国悲剧》第93页）正如莫·卡冈指出，古代艺术混合性的解体保证了艺术创作不同方法的独立存在，同时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审美后果。具有积极的后果是因为，这里同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所有其它领域中一样，劳动分工是互相隔绝的并成为狭窄专业化的活动形式进步发展和完善的必要条件。但同时为获得任何成果都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从古代混合的线团中抽出一些单根线来的历史过程也具有明显的消极后果。巨大的成就会变成同样严重的损失，即混合创作所具有的艺术反映生活的多面性和圆满程度的丧失：须知，艺术掌握世界的不同方法的结合能够使描述的内容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光辉的照射，能够摹拟主、客体联系的各个方面，创造多维的“大容量”的形象，而不是单方面的、似乎只在一个语言、音乐或舞蹈等平面上展开的形象。
在历史上，艺术创造往往成为极少数人垄断的领域。当然，在艺术这种发展过程中，基层民众也进行了艺术创造，只是这种艺术创造还处在自发阶段，没有上升到自觉阶段。这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其实，不同的人对人生、对家庭、对历史、对社会都有比较独特的感悟，只不过这些感悟比较零散而已。这些感悟以摄影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就相当完整了，就构成了一部艺术作品。可以说，单独的摄影难以表现富有韵味的内容，单独的思想感情的感悟也难以构成完整的文学作品，只有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艺术作品。例如，2002年3月29日，《文艺报·摄影文学导刊》发表的金开诚的《西湖漫步》。“万众寻春挤满山，游人佳景两难堪。西湖最好无名处，风自清新月自闲。”金开诚在《西湖漫步》中无一处写“我”，但无一处不是写“我”。可以说，这个“西湖”既是风景名胜西湖，也是文化名人金开诚。这首《西湖漫步》的诗和金开诚这个文化名人结合起来，产生了远远超出诗本身的丰富意蕴，具有味外之旨。这种艺术形式的创作相当灵活、自由。它的出现标志着人人将成为艺术创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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