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的音乐如同电影一样，记录着乡土中国的芸芸众生和他们细碎丰富的生活。从农村进县城的《县城记》到城乡接合部的《一些风景》，五条人的目光有了地理和文化上的游移，到第三张《广东姑娘》的时候，他们的音乐也来到了城市边缘：东莞打工的兄弟姐妹，午夜街边的走鬼，回乡祭祖的大叔，霸气外露的龙哥，传奇爱酒的将军。在这次的专辑里，他们大部分讲起了普通话，形象鲜活生动，仿佛出门就能跟他们撞个满怀。
五条人在原有的并不抒情的木吉他+手风琴的基本配置下，加入了电吉他，这让音乐变得明媚了起来，但你依然听得出来属于他们的那股硬朗。鼓手换人了，和之前老尾的生猛霸气相比，新鼓手小宇给五条人带来了更多细节精妙的小心思。
在当下中国，任何“沙漠下暴雨和大海亲吻鲨鱼”的奇景，来得也没有“农村长出城市”的荒诞坎普有意思。为了对抗春节的无聊，我找了一万个借口跟着梅二去五条人的家乡海丰―看演出，拍MV 打下手，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地人，白天走在海丰县城大街上，你会失望地发现全中国所有的县城都长一个样，而海丰的县城仿佛更糟糕一些。远处的山脚下一直在盖楼，汽车和摩托车毫无章法地在大街上飞驰，一路上不停按着聒噪刺耳的喇叭，路边的商贩用廉价的音箱以最大的音量放着最炫小苹果，所谓的外贸时装、国际通讯、摩托车电动车旗舰店以及本地小卖部、街边小吃店占据着主要的商区街道，你无法在其中找到任何的美感和所谓的风土人情。而五条人正是用他们宇宙体系里独特的“对位法”将这“一些风景”记录刻画下来。而他们每年一次的回乡音乐会，也让这里变得不一样和有人情味起来。
在阿茂的带领下，我把《县城记》里每首歌有痕迹的地方都转了个遍。在离开海丰的火车开动前两个小时，我们正经地坐了下来，聊了新专辑《广东姑娘》以及五条人的生活和创作。
“我们想做得和往年不一样，想做得精致一点”
南都娱乐：这是五条人第七年做“回到海丰音乐会”，第一年的机缘和情形是怎么样的？发展到现在有什么不同？
阿茂：我们是2008年做第一场，在朋友的画室里，门票10元。那时候我们还没出唱片，演出用的是家庭音箱和无线麦克，也不用宣传，朋友带朋友就来了。之后几年我们也没说要有个计划，都是过年了就带乐器回来，累积多了，就觉得是个事了。但今年跟往年不一样，我们要发新专辑，所以想弄得好玩一点，而不只是演出。我们想做点有意思的桥段，就想到搭戏台，梅二说要来帮我们拍《像将军那样喝酒》的mv ，我们就去借戏服。反正，我们想做得和往年不一样，想做得精致一点。
仁科：我们大概从一月份开始筹备，中途虽然遇到各种问题，但最后都被我们一一攻破了。
南都娱乐：我下午跟着你们逛县城，看都督府，看红场，算是感受了一下传奇的海丰县城。我最大的好奇是为什么《陈先生》只有三句话，而《彭阿湃》却写得那么长？
仁科：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我们只是讲了这些故事，就跟讲三国里的关公一样的。我们不会用音乐去说明历史事件，这太傻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历史人物太遥远了。这些故居旧地都是我们小时候玩耍的地方，家长也不会说这些人的历史事迹，一切都很日常，很世俗，一点都不愤慨。
南都娱乐：现在你们回到海丰适应吗？有没有“农村生长出城市”的感觉？会有乡愁感吗？
阿茂：我2001年离开的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在盖楼。现在我回来，朋友说要去到哪里，我也不是很了解地名，路也不知道怎么走，有点像外地人。
仁科：广州离海丰很近，大巴就能到，生活也没差异，要是我去西伯利亚生活上几年，回来可能就有乡愁了吧。但说没变化，其实也有一点，原来我们可以唱《骑着单车牵头猪》，那时候公共汽车没人坐，但现在公交车上人很多。
南都娱乐：新专辑《广东姑娘》写的是城里的故事吗？为什么这次大部分的歌选择用普通话来唱？
仁科：《县城记》写的是县城海丰，《一些风景》写的是县城和省城之间，《广东姑娘》写的就是外边，在城市里的人，比如写东莞打工的《美丽漂亮英俊潇洒》和《晚上好，春天小姐》。新专辑里还有一些是我们听来的故事，比如《像将军那样喝酒》是巡演的时候欢庆给我们讲的故事，《走鬼》是郭老师在饭桌上讲的一个段子，《老祖宗》是一个朋友发过来的一段视频，视频里那个人嘴里念叨的就变成了我们歌词。都是一些收集来的见闻。我们的音乐就像电影，需要这个演员讲普通话了，就讲普通话，甚至还有一句英文。我们还是爱讲故事，哪怕有一天我们用粤语、英语、日语唱，也没什么不同，大家把它理解成故事就好了。
南都娱乐：平时你们的创作是怎样进行的？是先有一个想法再把它变成一个作品吗？
仁科：是的，我们是意识先行。之前我的技术很狗屎。我2006年才开始拉手风琴，有时候想到一段很好的solo ，能哼出来但不会弹，我得先练我自己想出来的那段solo ，练好了才能加进去。不像那些技术先行的音乐人，他们随手就可以拉出来，我得练好几天。
阿茂：平时创作也大都是玩即兴，玩着玩着，旋律就蹦出来了，然后再想这段应该怎样变得更好。我们平时排练磨节奏也是这样，有时候觉得那样的节奏才是对的，但是不会打，仔细记下来再分析，原来是个7/8拍的，然后我们再重新整理成比较顺的节奏。
仁科：创作本身就是很好玩的事情，我们一直愿意花时间在这里面，所以赚不到钱活该！ 从道山靓仔到广东姑娘， 我们一直都爱讲故事
2005年春天，唱了三十年的胡德夫发表的第一张专辑《匆匆》，不但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结，也给无数人带来了一种亟盼：那些遥远而幽深的歌声，究竟来自何方，它们连接的是怎样的生命故事？因痛而歌，因思而唱，时年55岁的胡德夫用一张唱片歌咏出了他的跋涉和坚忍。《芬芳的山谷》是胡德夫的歌唱再出发，也是他的生命再出发，他该如何回到他最初的起点。专辑依然只用一台钢琴伴唱，这是一个蓝调歌手最朴素的装扮。2014年，胡德夫重新回到故乡，面对着他50年前出发的地方，此刻的胡德夫是平静的，那些生命里爱过的人、恋过的心情，一一浮现。 那歌声，正是对他们最真的赞礼。
《芬芳的山谷》由1首短曲和9首歌组成，《流星》、《橄榄树》、《大地的孩子》、《芬芳的山谷》、《鹰》、《大地恍神的孩子》、《看海》、《记忆》、《答案》。只有深情的凝望，才能定格下它们的轮廓。这些最自然的景致，在老歌手的心中，都是生命最美的诗篇，它们没有修饰，却一直在寻找生命的力量，和命运搏斗，和时光赛跑。那个当年出走的少年，此刻虽然已白发斑斑，但他依然还是大地的孩子，吮吸着大地的母汁，茁壮成长。64岁的胡德夫，恰似一只苍老的鹰，翱翔在太麻里芬芳的山谷中。
鹰的寿命可以达到70岁。如果有一只鹰是和胡德夫同龄的，我在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当胡德夫今天回到部落，重新歌唱时，那只和他一起成长的鹰，也许正在倾听他的歌声。胡德夫应该一直在和这只鹰对视，这种深情的凝视，让胡德夫与林怀民一起写下了这首《鹰》。“我是大武山上天空里的一只老鹰，我从我的皇宫出发，穿过广大的森林，穿过美丽的小米田，去听唱歌的河流。”每一个在太平洋里长大的孩子，都是一只鹰。面对广阔的海洋，胡德夫唱着，呢喃着，重新又唱回了自己的卑南族母语。在母语里，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鹰》原本是排湾族古谣，胡德夫创新地将卑南族的虚词和阿美族的咏叹自然融合，变成了一张原住民亲密依偎的合影。
《芬芳的山谷》是凝重的，里面的歌并没有行云流水的畅快，它们更多是走走停停的，那更像是蹒跚前行的脚步，因为要承担生命的负载，因为得分担焦虑的心情。在这深情得近于沉重的歌声里，胡德夫交出了一个真实的自己。那些我们此生握过、同行过、叮咛过的人与物，他们没有消失，而是化作了辽阔里最暖的光芒。 琴键下壮阔的波澜，那不是又一座芬芳的山谷？
老歌
有两首是纪念李泰祥的，他是我的老大哥，也是个很照顾我的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受到他很多指教。他也是我们台东的老大哥，比我们早出道，而且他是从古典这个身段放下来关怀通俗音乐的一个人。他走了，纪念他。录了两首，一首是《橄榄树》，一首是《答案》。我本来跟他学琴的，他一直在强调说，就用你自己弹的方法去唱歌就可以了，他说你跟我学不一定好，你跟我学就会制式化，希望你就照自己的方式。所以我照自己的气息、呼吸，唱他的歌来纪念他，因为我知道齐豫以后也不会再唱他的歌了。纪念母亲的歌《芬芳的山谷》，其实母亲去世十年左右，这首歌是一直在酝酿，一直酝酿到我觉得它变成一首成熟的歌，献给母亲、献给那个部落，我的故乡。
新作
以前我是在台北写台东，写太平洋、写大武山、写故乡，那里是重重的乡愁。11岁离开，我去年回去（台东）。在台北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在台北（我）进入很多不同的大的时代，看过这个社会的变迁，我会继续用歌来写台北。以前都是乡愁，乡愁在这一张就告一段落，但是另外一个乡愁又起来，就是写台北，第二故乡。我想要再加油多写一些东西，台北不只是只有热闹而已，台北的天空下面还有很多温暖的角落，过去和现在非常不一样，有大家在追念的事情和人文。我这五十年在台北看到的东西，我会选择性地来写写我的感受，写写我碰到的精彩的时代，碰到的人，碰到的悲苦，碰到的欢乐。
流浪
流浪是我DNA里的一部分，是我从11岁出来开始，那个波澜一直在心中。当时很大的一个波澜，那时真的是有刺骨的、也有肺腑肝肠会断裂的感觉，但是也有甜的。说实在的，这些东西就是人生必经的路，对我来讲可能这个东西多一点，那种奔波、这种漂泊，但这些都是歌的题材啊。